稅費改革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影響調查報告
xx年，我縣按照市裏的統一部署，全面推行了農村稅費改革。我縣稅費改革前xx年農民稅費負擔爲7260萬元，人均爲63.60元，稅費改革後xx年農業稅爲2677萬元，人均爲23.45元，減負率爲63.1%。這次稅費改革，對於發展農村經濟、穩定農村改革、增加農民收入起到了積極作用，絕大多數農戶在稅費改革中受益。但稅費改革後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特別是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稅費改革給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帶來的問題及成因
(一)農村基層政權運轉困難。稅費改革往往導致鄉村可用財力進一步減少，鄉村組織的運轉困難明顯增大。
鄉村財力存在缺口，村委會基本開支難以維持。目前一個村的基本開支項目有辦公經費、村幹部報酬、五保戶供養等。稅費改革前，這些費用主要靠村提留來支付，稅費改革後村級收入大幅度減少。我縣稅改前xx年全縣村級“三提”收入共1113萬元，稅改後xx年新的農業稅附加只有441萬元，減少幅度爲60.4%，平均每個村減少收入8125元。現在大些的村的農業稅附加有1萬元左右，多數村只有幾千元，一些計稅面積較少的村，農業附加稅很低，如清水鄉最小的一個村河馬村xx年農業稅附加僅1975元。我們調查的水口鄉稅費改革後新的農業稅附加只有4.68萬元，而目前村級支出年需10.5萬元，收支缺口達5.82萬元。雖然個別村村級收支缺口可以從集體收入中解決，但從大面上看，村級集體經濟比較薄弱，絕大多數村並無集體收入來源，村級支出資金缺口將會無着落，這不僅導致村裏貧困戶生活無法保障，村級事務無人管理，還可能導致村民自治組織
——村委會的名存實亡。
鄉村債務負擔沉重，缺乏有效的化解途徑。目前鄉村欠債問題突出，鄉村債務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是長期積累下來的，但是稅費改革後這個問題突顯出來。一些鄉村逐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原本指望通過統籌和提留來維持週轉並逐步得以消化，但農村稅費改革後，統籌提留以及集資攤派全部取消，化解債務便成爲了頭等難事。據調查，清水鄉累計負債額達
230萬元，比全鄉xx年的農業稅及附加總和還要多;村一級也是如此，該鄉7個村，村村都負債，負債額超過60萬元。稅費改革導致農業附加稅也相應減少，使得一些全靠附加稅來維持正常運轉的村級基層組織感到了困難，更不用說去償還那些陳年舊帳。
(二)農村基層幹部存在難癬難當、難留的“三難”問題。稅費改革後，村級財務的缺口最終將大部分落到現任幹部的工資上，村幹部一年忙到頭，有的只能拿到部分工資，有的甚至拿不到工資，嚴重挫傷了村幹部的工作積極性。
村幹部待遇偏低。稅費改革後，村組幹部工資由收取農業稅附加進行支付。我們調查了2個具有代表性的鄉，較邊遠的票草鄉村支書的年工資爲1000人以上的村1600元，1000人以下的村1500元，村主任、村會計分別遞減100元;在縣城郊區的水口鄉村幹部工資是按天數計算，每天7元，xx人以上的村支書每月按24天計算，xx人以下的村支書每月按22天計算，村主任、村會計分別遞減1天，也就是大村支書年工資爲2016元，小村支書爲1848元。顯然，每年平均不足xx元的基層幹部待遇相當低，平均每天報酬在5元左右，這對農村稍有能力和本事的人都缺乏吸引力。
村幹部工資難到位。村幹部的待遇本就偏低，但就是這微乎其微的工資還無法落實到位，由於基層組織負債，拖欠村幹部報酬時有發生。水口鄉有14618人，9個行政村，28名村幹部，組長140名，全鄉農業稅附加爲4.68萬元，而村組幹部的工資一年就要7.36萬元(組長報酬按該組人頭每人每年1.50元計算)，全鄉的農業稅附加僅支付村組幹部的的工資就缺口2.68萬元。實際上是上半年村幹部工資無法解決，因爲農稅一般是在下半年收齲
同時，在現有條件下，基層幹部年老後的後顧之憂沒有相應政策解決。村幹部認爲經濟上沒有“盼頭”，政治上沒有“奔頭”。許多村沒有積累只有債務，使鄉村基層組織失去了經濟基礎，其職能相應萎縮，多數村找不到像樣的人當村主任、村支書，鄉村幹部“含金量”大大降低，村幹部一般人都不願幹。面對農村的這種情況，一些有水平、有頭腦、有能力的鄉村幹部紛紛外出打工，謀求出路。
(三)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遇到新挑戰。稅費改革政策規定，村內興辦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資金，按照“一事一議”的原則辦理，“一事一議”的實際效果如何，將直接關係到村內集體事業和公益事業的發展，這就對如何進一步提高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在具體實踐中，“一事一議”制度在一定時間內難實施，目前很多村是“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一是缺乏羣衆基矗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偏遠的山區鄉鎮，羣衆認爲“一事一議”制度名義上是給自己民主權利，實際上不是要羣衆出勞，就是讓羣衆出資。因此，對“一事一議”制度不熱心不認可，導致有的村召開村民大會，商議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村民代表不參加會議，或者到會人數太少，會議開不成。農民羣衆不願參加“一事一議”的村民大會，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開會沒有誤工補貼。稅費改革前召開村民大會給予誤工補貼，改革後村級收入減少，取消了誤工補貼。二是缺乏經濟基矗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減緩，生活較爲困難，對集體生產公益事業實行“一事一議”制度，出勞出資超出了農民羣衆的經濟承受能力。比如，修村組道路等等，貧困鄉鎮農民羣衆確無錢出資，導致公益事業辦不成。三是任何事務村民受益的程度很難一致，不受益或受益少的農戶不會交錢。特別我縣農民外出打工的較多，舉家外出現象十分突出，對這些外出沒在家的根本就收不到錢。如水口鄉常年外出打工的農民有5000人，佔了全鄉總人口的34%，有的組走了只剩十來個人。
(四)農村公益事業興辦難。農村稅費改革後，一方面村級財力下降，“無錢
辦事”的問題日顯突出。另一方面村級負債面大，還債與辦實事之間產生矛盾，在村級現有的財力下，既要保“吃飯”，又要還債務，還要辦實事，村組幹部感到很爲難。尤其今年夏天，遭受了歷史罕見的洪災，一些道路、橋涵、堰渠等基礎設施被破壞，這些僅靠有關部門的投入是有限的，多數要靠農民自行解決。
按政策規定，稅費改革後鄉鎮財政必須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但是我縣要實現小康目標，有很多鄉鎮還需在道路建設、農村改水、辦學條件等方面投入大量資金，鄉鎮靠現有的財力不可能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在票草鄉瞭解到，農民進行農業生產時最大的困難就是用水不均，村與村、家與家之間經常發生搶水現象，遇上發洪水就更遭殃，但是鄉里至今還沒有錢拿出來修水渠。票草鄉歧陽片區在1992年以前有長嶺、南雲、樂中、興田、雙塘幾個水庫，還有上百口山灣塘，每年大春作物都能旱澇保收，但近十年來，由於資金的極度稀缺，僅僅依靠上級的有限投入對南雲、樂中水庫進行了治理，其他水利設施一直處在自生自滅狀態，年復一年，損毀日益加劇，有些設施已經不能發揮作用，鄉鎮村組因資金原因又無力組織大規模維護維修，農業抗擊旱澇災害能力日趨衰退。與此同時，農村村組公路維護、基層陣地建設甚至村民學校建設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二、幾點建議
(一)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積極化解農村債務。現階段可用一些開拓性的辦法化解鄉村債務。讓基層儘快渡過稅費改革的“磨合期”，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一是應在全國農村開展債務清理整頓工作，用條例形式規範農村債務管理，嚴厲打擊農村債務中的違規高息、應付款生息和利滾利等經濟違法犯罪活動。二是降息止息。嚴格執行各項金融政策，把各種不合理的利息降下來，同時把鄉村欠款所列利息停下來，按先本後息的順序進行償還。三是拍賣資產。對鄉村集體所屬資產和資源進行拍賣，所得收入用於還債。四是債務重組。清理三角債，實行債權與債務掛鉤，消除鄉村作爲中間方的債權債務責任;實行以物抵債，用鄉村所屬集體資產和實用意義不大的物資產權抵償、減輕債務，減少資產管理費用。五是應准許盛市、縣人民政府發行定期債券，償還農村債務。六是中央財政應向農村傾斜，控制國家重點重複建設項目，節約資金，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償還農村債務。
(二)合鄉並村，減少財政和農民供養的幹部人數。在交通、通訊、網絡和計算機管理日益完善的今天，合鄉並村的條件已基本成熟，更有效率和更爲經濟。壓縮村幹部數量，可以通過村“兩委”成員交叉任職等辦法，進一步精減村幹部數量，特別要壓縮拿誤工補貼的人員數量。提倡村組幹部交叉兼職。另外，許多同志認爲實行村幹部退休制加重了農民負擔，建議取消這一制度，改用更加科學、更符合農村實際的辦法調動農村幹部的積極性。
(三)提～部待遇，規範幹部工作職責。將村幹部待遇定爲每月爲300-350元，由財政統一支付。爲了減輕財政壓力，可將鄉鎮事業單位富餘人員下放到村任職，仍享受原工資待遇，並加強村幹部的教育管理，讓他們有錢辦事，有能力幹事。
(四)完善“一事一議”及“兩工”的籌資、籌勞政策。進一步完善“一事一議”的有關政策，制定切實可行的操作辦法，以利於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對於一些外出打工戶的籌資籌勞，在自願的原則下可以實行以資代勞。在一定時期內可以繼續保留“兩工”，加強對“兩工”使用的規範和管理，保證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有一個穩定的投入渠道。在取消“兩工”後，爲了保證農村的水利建設，國家要加大資金投入，國家對農業的補貼，要逐步轉到以水利爲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上來，大型水利工程要繼續堅持以政府組織引導爲主。跨地區工程要由受益範圍內的單位與個人共同出資、統一興辦。鑑於目前農村存在的“一事一議”難議、難決、難實施的實際，建議國家將“一事一議”籌資納入國家財政，主要由國家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