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農村建設調研報告
摘要：農業、農村、農民這一問題是政府關心的重點，是學者研究的焦點。中國的改革第一步源起於“三農”，中國未來的成敗，也必將取決於“三農”，這是顯而易見的。泱泱大國，農爲根本，只有“根本”的問題解決好，纔是最徹底的，最有價值的，最革命的。
XX年4月，國家發改委下達了關於開展農村經濟重大問題調研的指令，按照國家發改委下達的調研課題，筆者有針對性的深入湘潭縣農村開展調研，並運用湘潭縣縣委基層辦、縣委政研室和湘潭縣政府經研室的相關調研成果，形成了綜合性調研報告。
調查結果表明：村級集體經濟薄弱、農民增收乏力，村莊建設規劃滯後和尚未建立長期投入機制，成爲我國當前新農村建設面臨的四大難題。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原因是與“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相悖的政策失衡、體制障礙、城鄉隔閡。要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偉大目標，要做好做活五個方面的文章：
一、生產發展 用工業化的理念 實現經濟重建--關於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研究;
二、生活富裕 用產業化的佈局 實現社會重建 --關於增加農民收入研究;
三、鄉風文明 用市場化的思維 實現制度重建 --關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
四、村容整潔用城鎮化戰略 實現生態重建 --關於農村環境污染研究;
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實現文化重建 --關於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研究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臺了關於“三農”問題的三個一號文件，有力促進了農民增產增收，提高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開創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局面。XX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六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業投入，強化對農業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儘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XX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七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穩定、完善和強化各項支農政策，切實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繼續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努力實現糧食穩定增產、農民持續增收，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XX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八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強化支農政策，建設現代農業，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積極調整農業結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加快社會事業發展，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確保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良好開局。
難題之一: 鄉村債務問題
據調查，一般規模較大的行政村年剛性支出需15萬元左右，規模相對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於10萬元。但目前大多數村的經濟現狀都不樂觀。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約，企業改制斷了收入，稅費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資沒了收入;二是經濟發展空間小，受制於有限土地資源、資金和自然資源;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預見性支出不斷攀升，正常運轉難以爲繼。村級集體往往經濟薄弱、無錢辦事，這成爲建設新農村的突出難題。
一、鄉村債務結構分析
~~縣鄉村兩級負債總額爲55161.99萬元，其中鄉一級負債42586.33萬元，村一級負債12575.66萬元，其債務結構如下:
按成因劃分:a、地方上項目、辦企業，造成決策失誤或因管理、市場原因虧損形成的債務14992.45萬元(其中鄉級13814.10萬元、村級1178.35萬元)佔27.18%。b、辦福利事業、“普九”、鄉鎮醫院和村辦福利事業建設形成的債務5853.77萬元(其中鄉級4819.21萬元。村級1034.56萬元)，佔10.61%。c、民間高息借貸、完成各種上交任務，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級債務3599.48萬元(其中鄉級2484.72萬元、村級1114.76萬元)，佔6.53%。d、如通鄉鎮油路、農田水利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形成的債務4922.01萬元(其中鄉級3070.66萬元、村級1851.35萬元)，佔8.92%。e、因村級財務管理混亂，幹部因素形成的歷史性債務1335.54萬元(其中鄉級968.14萬元、村級367.4萬元)，佔2.42%。f、農戶欠交稅費，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體債務10640.2萬元(其中鄉級4659.72萬元、村級5980.48萬元)，佔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債務13818.54萬元(其中鄉級12769.78萬元、村級1048.76萬元)，佔25.05%。
按債權人劃分:a、欠銀行、農村信用社、基金會及其他金融機構XX1.79萬元(其中鄉級17614.46萬元、村級2517.33萬元)，佔36.49%。b、欠鄉村工程業主3418.82萬元(其中鄉級2755.70萬元、村級663.12萬元)，佔6.2%。c、欠鄉村幹部7682.6萬元(其中鄉幹部5769.09萬元、村幹部1913.51萬元)，佔13.93%。d、欠鄉村教師2518.4萬元(其中鄉級2452.30萬元、村級66.1萬元)，佔4.57%。e、欠民間個人2568.06萬元(其中鄉級l537.07萬元、村級1030.99萬元)，佔4.66%。f、欠其他經濟組織10881.74萬元(其中鄉級6049.24萬元、村級4832.50萬元)，佔19.7%。h、欠其他債權人7960.58萬元(其中鄉級6408.47萬元、村級1552.11萬元)，佔14.42%。
二、鄉村債務成因分析
1、財源有限。隨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撤區並鄉、農村稅費改革、免徵農業稅等農村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村集體不再有剩餘產品的分配權和經濟收入的支配權，“五統三提”、農業稅附加等鄉村集體收入也隨之消失，鄉縝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大多數被取消，預算外收入銳減，鄉村集體收入來源被逐漸抽空;由於人才、技術、資金、市場缺乏、企業組織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經紅火一時的鄉鎮企業，在90年代紛紛破產倒閉或改制重組，每個鄉鎮每年幾十萬元乃至上百萬元的企業管理費收入頓時化爲烏有;1988-1993年，國家實行：劃分稅種、覈實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管理體制，地方財政的留成比例較高，理財自主權較大，財政狀況相對寬裕，而94年以後實行的分稅制，地方的獨享稅種只有營業稅、地方企業上繳利潤、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等小額稅種，而增值稅、所得稅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財源嚴重“縮水”。
2、剛性支出居高不下。由於機構雍腫，隊伍膨脹，鄉村二級的工資、誤工補貼，辦公費、交通費等基本支出使鄉村不堪重負，政策性增資只能“掛空檔”。旱澇災害、山林火災、礦山事故等突發事件而導致的不可預算費用，使原本拮据的鄉村財力更加捉襟見肘。，
3、財源流失嚴重。分田到戶後，村級集體財產被一分而盡;撤區並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人情稅、關係稅、稅收徵管力度不夠，導致稅收不能按國家政策足額徵收;農民增收緩慢，，農業稅費收繳缺口大，尾欠收繳難度大，徵收成本高;實行分稅制以來，一定四年的鄉鎮稅收任務必須無條件完成，不能完成的鄉鎮只能高價買稅(20~30%的手續費)或高息借貸墊交;成立於1994年的農村基金會、互儲會，一開始就以高息和分紅瘋狂吸收存款，違規大額放貸，直接威脅金融秩序，99年國家下令強行關閉時，鄉鎮財政向國家舉債1.181億元兌付農民存款，農村“兩會”清收不僅使縣、鄉、村支付了鉅額的清收成本，還承擔了1368萬元的利息債務，至今還有9000多萬元的不良貸款沒有收回，
4、盲目性建設投資強力擴張。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政企不分，政府辦企業、政府爲企業擔保貸款，使鄉鎮不得不花巨資爲企業虧損買單，爲企業償還不良貸款本息;各種達標工程、政績工程勞民傷財，使鄉村債務陡增;爲推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政府運用行政手段組織農民發展新的生產經營項目，並和農民簽訂保產保利合同，項目失敗後，政府不得不替農民交納鉅額學費。
5、預算約束力不強，揮霍浪費嚴重。鄉鎮人大會議上通過的財政預算報告往往是一個形式，鄉鎮的財政支出一是拆東牆，補西牆，毫無預算可言。二是鄉鎮財政支出往往是書記、鄉鎮長說了算，管他預算不預算，支出決策不僅脫離預算而且基本上沒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說財務制度了。三是村級財務管理混亂，鄉級財務賬性違規違紀支出現象較爲普遍，有限的鄉村財力“跑、冒、滴、漏”嚴重，鄉村債務雪球越滾越大。四是鄉鎮主要領導異動頻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領導的潛意識中，根本就沒有長遠打算，大多是過日子、守攤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脫離“苦海”，支出的隨意性也就被無限放大。五是村一級的支出就更沒有計劃了，“到手就是財、今朝有錢今朝用，管他明天怎麼過”，是大多數村幹部的理財之道。
在現行的鄉村績效考覈機制中，數字化強制性硬指標不少，唯獨沒有行政成本的考覈指標，鄉村幹部在行政過程中，沒有成本意識，從客觀上助長了鋪張浪費的不良風氣。個別鄉村幹部爲了自己的仕途和聲譽，不惜花公款製造虛假政績爲自己臉上貼金。在鄉村財力日益拮据的狀況下，辦公費、交通費、通信費、公務接待費卻節節攀升，大吃大喝儼然成風，公費請客送禮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費上講排場、講檔次、互相攀比，債務包袱越背越重，羣衆怨聲載道。
三、鄉村債務影響分析
鉅額的鄉村債務對基層組織運轉、農村社會穩定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1，是違法行政的重要誘因。鄉村出現收支失衡後，鄉村幹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資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對人收取各種費用，因而，農村“三亂”久治不止;爲了彌補工作經費的不足，鄉村兩級均熱衷於違規徵用土地搞建設，通過炒地皮，從中獲取20-30%的收益;由於經費緊張，驅使政府機關和幹部採取各種隱蔽手段經商辦企業;爲確保正常運轉，鄉村幹部千方百計找門路，以項目建設爲幌子，通過非正常途徑，採取非正常手段，爭取上級支持，以彌補工作經費不足。
2、直接影響黨的執政能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沉重的債務包袱，使鄉村主要領導整天處於“借新債、還舊債、躲追債”的狀態下，影響了他們謀劃經濟發展的精力;湘潭縣的幹部工資只有~~市的1/2、長沙市的1/3，並且還不能按時發放。鄉村幹部爲墊交稅費、墊付工作經費，每人手裏攥着幾千元、上萬元乃至10多萬元的“白條”，兌付遙遙無期，鄉村千部人心渙散、意志消沉;面對存量和增量均嚴重不足且強制帶病超負荷運行的農村基礎設施、亟待完善的社會事業公益設施，鄉村二級無力改造和建設，農村公共產品供需脫節的現象更加嚴峻;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保障，有限的農業技術推廣經費和教育經費被鄉村挪用已習以爲常，直接影響農業科技推廣和農村基礎教育。沉重的債務包袱，致使鄉村二級運轉困難，公共服務職能難以正常發揮，勢必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同時，由於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影響農民增收致富。
3，有損黨和政府在羣衆中的形象。鉅額的鄉村債務使鄉鎮政府、村委會成爲農村最大的債務人。對內，欠鄉村幹部的工資和公款私墊費用，對外，大到欠金融機構貸款、施工單位工程款，小到欠水電費、運費、餐費、辦公用品費，而且在目前狀況下，鄉村根本不具備償還能力，只能採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應對之策，社會公信度大打折扣。債主爲了早日拿回欠款，無奈之下，只能無休止地糾纏鄉村幹部，圍堵幹部家門和鄉村駐地、封堵學校大門、強行搬走農具和辦公用品，搞得鄉村幹部聲名狼藉，無法開展工作。
難題之二: 農民增收問題
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促進農民增收，但受多種因素制約，農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難。農民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難成爲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挑戰。
首先是種養業增收難。農業抵禦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穩定性較大。雖然國家對農民實行了種糧補貼，但生產資料和機械作業費等持續漲價，無形中增加了生產成本，農民從事種養業增收困難。二是產業化帶動難。近幾年農業產業化有了一定發展，但農業競爭力總體還不強，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還不高，帶動農民增收不明顯。公司加農戶和協會加農戶等模式並未給農民增收帶來多少實惠。公司、協會和農民之間還未真正形成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農民幾乎沒有在企業或協會的二次分配中獲益增收。有的地方將合作經濟組織或協會作爲普通企業對待，有的作爲社會團體對待，還有的地方根本沒有適當的名分。這種混亂局面使得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貸款、納稅、保險等諸多方面困難重重，嚴重妨礙其發展。三是轉移性增收難。隨着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轉移的勞動力隊伍龐大，但由於綜合素質低，大多數勞動力仍從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術型、技能型勞動力轉移輸出很少，無法獲得較高收入，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難。自XX年起，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及其附加，“一免三補”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種田積極性，但農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間也在縮小，沒有更多途徑。
一、農業政策執行情況
稅費改革前的XX年，~~縣農民的稅費負擔情況爲:農業稅28404509元、農業特產稅5160000元、生豬屠宰稅1352700元、鄉統籌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負擔98元，畝平(按計稅面積計算)負擔108元。一些臨時性攤派和搭車收費(約30元以上/人)尚未計算在內。
XX年稅費改革時，湘潭縣覈減一批不合理計稅面積，合理確定計稅產量，取消農業特產稅、生豬屠宰稅和“五統三提”，將農業稅費門類規範爲農業稅和農業稅附加，XX年和XX年因稅費改革使農民減負約30元/畝。
XX年農業稅稅率由7%下調至4%，全縣農業稅及附加總額3304萬元，人平負擔31.98元，畝平負擔35.30元，較XX年下降67.42%。 XX年，農業稅全免，全縣預計免徵農業稅6046.4萬元，從此，農民完全從稅費負擔的梏桎中解放出來。
XX-XX年，~~縣共減免農業稅10116.4萬元，得到了上級財政等額專項轉移支付。
XX-XX年，~~縣共下援農業稅災社減免2163.7萬元，重點照顧貧困村組的農戶、五保戶、烈軍屬、殘疾人、受災羣衆和水庫庫區內的困難羣衆。
XX年，~~縣嚴格執行國家政策，發放直補資金970萬元，糧補資金1544.4萬元，使農民直接增收2514.4萬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XX～XX年~~縣農民收入情況
〈一〉、農民人均純收入總量及構成的變化情況。
農民人均純收入由XX年的2644元增加到XX年的3681元，5年內增加1037元，增長39.2%，年均遞增8.62%。
XX—XX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度增長具有極大的不均衡性(XX年較1999年增長3.97%，XX年較200XX年增長5.3%，XX年較XX年增長5.7%，XX年較XX年增長7.5%，XX年較XX年增長16.3%)。5年中，農民收入雖穩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間增速低於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長規律具有較強的階段性和明顯的跳躍性，前四年爲低速期，年均增速僅6.17，XX年爲快速增長期，較XX年增加516元。增長16.3，首次超過城鎮居民純收入增返5.3個百分點。若沒有XX年的高速增長支撐，就不可能實現8.62%的年均增速。
5年間，農民純收入的構成基本穩定。家庭經營收入佔60.78%，5年間的增減幅度穩定在58—2.5%之間;工資性收入佔36.19%，5年間的增減幅度穩定在34.3～38.9%之間;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僅佔0.87%、2.16%。湘潭縣XX年農業總產值44.3億元，農業增加值25.21億元，糧食種植面積187.4萬畝，糧食總產量85.72萬噸，出欄牲豬234.49萬頭，農民人均純收入3681元，分別比上年增長8.6%、8.5%、17.3%、14.7%、8.4%、16.3%。以上數據顯示，隨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爲核心的支農扶農政策的頒佈實施，農業和農村取得了多年以來難得一見的好形勢，糧食生產在短期內實現了恢復性增長，農產品全面豐收，農業效益明顯提高，特別是農民收入增幅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成爲國家宏觀調控下，縣域經濟特別是農業大縣縣域經濟的最大亮點之一。
〈二〉、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特點
1、農民收入的增長仍然依賴於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收入來源渠道依然狹窄。
2、農民收入增長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連，XX年農民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是政策效應。免徵農業稅不僅使農民減輕了負擔，更重要的是從源頭根治了農村亂收費的痼疾，使各種巧立名目的搭車收費失去其依附的載休，廣大農民羣衆可謂歡呼雀躍，拍手稱快。直補、良補給了農民一條穩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減負和增收使農民在長期的“高負低收”的惡性循環下解脫出來。
3、較長時期內農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XX~XX年爲例，年均增速僅8.62%，其中，XX年較1999年僅增長3.97%，XX年增長5.3%，XX年增長5.7%。扣除物價上漲因素，XX~XX年的農民收入增長處於停滯和負增長狀態。
4、農民收入的內部分化日趨加劇。XX年，我們調查了8個鄉鎮20個村50戶農戶的收入情況，戶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戶，佔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戶，佔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戶，佔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戶，佔4%。
三、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
1、農民增收的空間非常有限。1998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歷了10多年的家庭經營後，農村生產力、單位土地面積的生產效率已經發揮到了極至，在新的經濟體制、產業格局、生產經營模式沒有出現以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必然進入“休眠期”。XX年的增產、增收、增效緣於政策好、市場旺、人努力、天幫忙，政策的引扶效應和市場的刺激效應又一次發揮到了極至，要保持XX年的良好發展態勢已屬不易，要謀求新的發展和突破，難度可想而知。
XX年，農作物產量和價格也接近峯值，依靠提高單產和市場漲價增收顯然“內存”嚴重不足。在世界農產品生產與貿易不斷集中、全球農產品貿易的壟斷性經營、發達國家對農產品進行鉅額補內貼並對其他國家的農產品進口設置綠色壁壘的國際背景下，中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強。
XX年，我國農產品的平均關稅從45%下降到17%，許多農產品的關稅普遍下調20—30%，國際農產品在中國的市場價格也將下降20—30%，農產品價格回落的壓力越來越大。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已經無法經受國際國內大市場的衝擊，國內農產品生產和加工企業面臨新的考驗和挑戰。
進入雞年，農產品價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穀價格比XX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豬價格直線下跌，良雜豬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 ，良良豬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經歷了一個月的低價運行後，牲豬價格才觸底反彈，小幅上揚，但仍然沒有恢復到XX年的價格水平。工資收入己成爲農民收入的“創業板”。受國民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和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的影響，尤其是城鎮建築業、製造業等對農民工需求大的產業增長強勁，民工外出務工尋找工作的機會相對較多。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將爲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提供一定數量的就業崗位。估計在近幾年，工資性收入會成爲農民收入增長最主要的貢獻因子。但，從發展的角度看，勞務經濟也面臨諸多制約，一是競爭越來越激烈。全國共有農村勞動力42億，農業自身的勞動力需求只有1.7億，尚有3.1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加上城鎮下崗失業工人和新增就業人員，城市的承載能力相對有限。二是隨着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少。三是勞動力的供大於求，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體力型務工人員的薪金待遇會越來越低。四是湘潭縣的勞務經濟至今是一種自發經濟，管理鬆散，組織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視，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勞務輸出市場。
2、農民增收的風險性係數大。農村是一個龐大的“露天工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農民是“靠天討吃”。目前，我國尚末建立農業風險救助機制，一遇自然災害，農民就只能望天興嘆。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實現了超常規的快速發展，資源、環境壓力也與日俱增。衆所周知，過度開發和盲目擴張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態失衡、資源緊缺必然導致氣候的反常，自然災害發生頻繁，農民增收的風險係數也就不斷放大。
3、農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受思想觀念、認知水平的限制，農民死抱自己的一畝三分自留地不放，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土地浪轉機制難以形成，產業結構調整步履艱難。作田、養豬、打工不可能使農民收入出現量的飛躍和質的變化，增收動力明顯不足。
農產品價格是農業的“晴雨表”，農資價格又是農業的“風向標”，農民對“二價”只能無條件的被動接受，農民增收的不確定因素增加。今天以來，農產品價格有較大幅度的下跌，農資價格卻一路飈升，尿素零售價(下同)1950元/噸，同比(下同)上漲14.9%;鉀肥2200元/噸，上漲29.4%;碳胺540元/噸，上漲17.4%;複合肥1050元/噸，上漲32.9%;種子9元/kg，上漲28.6%;農地膜14元/kg，上漲4%;拋秧盤0.65元/塊，上漲160%;農藥的平均漲幅也在20%以上。因農資漲價，農民種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畝。按XX年湘潭縣“二補一免”55.72元/人計算，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收益被農資漲價全額抵消。
受煤、電、油、運緊張和原材料漲價等因素的影響，農資價格上漲有其客觀原因。但透過漲價現象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不可忽視的深層次的問題。一是近年來，輿論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宣傳有失偏頗。農業和農村經濟剛有轉機和起色，電視、報紙、網絡等媒體把農村形勢說得天花亂墜，片面宣傳和誇大成就，對仍在存在的各種問題或是忽略不計，或是輕描淡定，給人以“三農”問題已經解決，農民已經富裕的輿論誤導，各行各業，特別是農資生產商和經銷商也就爭先恐後來分“蛋糕”，爲農資漲價埋下伏筆。二是農民對農資生產成本、進零差率等生產經營信息全然不和，漲不漲價、爲什麼漲價、漲多少，全是生產企業和經銷商的一面之詞。三是國家在農業生產資料的“產前”補貼方面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投入大量資金，但真正的“好處”往往落到了生產企業和經銷商手中，他們一方面享受國家的行業政策優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虧本經營，一次又一次提高農資市場價格，最終受“擠榨”的還是農民。
難題之三：村鎮規劃問題
一、農村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情況
二、98年以來建設的農村基礎設施項目當前存在的問題
難題之四：投入機制問題
1，金融資源流失嚴重，經濟發展受資金“瓶頸”制約
2、上學難、看病難、貸款難，打官司難。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體制障礙、城鄉隔閡
原因之一：生產經營模式落後，產業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礎設施薄弱，綜合生產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鄉鎮機構雍腫，幹部隊伍龐大。
表現之四：鄉村兩級經費緊張，基層組織運轉困難。
原因之五：黨羣關係疏離、幹羣關係緊張。
原因之六：社會保障體系嚴重缺失 勞務輸出引發社會問題
生產發展 用工業化的理念 實現經濟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