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名人傳》讀書筆記

篇一

《名人傳》由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組成。翻開《名人傳》，在首篇的引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稱爲英雄的，並非以思或強力稱雄的人;而只是靠心靈偉大的人。”他正是緊緊抓住了英雄偉人痛苦的心靈，把戰勝苦難作爲衡量英雄的一把閃亮標尺。而他的《名人傳》就是揭示人類歷史上三位苦難英雄的心靈傳記，他選擇了19世紀德國偉大音樂家貝多芬、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開朗琪羅和19世紀俄國文壇鉅子托爾斯泰，是希望這些藝術巨匠的精神能引導人們脫離低級的生活。

他在《貝多芬傳》的結尾這樣寫道：“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廢、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來鑄成歡樂，好似他用那句豪語來說明的——那是可以總結他的一生，可以成爲一切英勇心靈的箴言：用痛苦換來歡迎。”確實，“用痛苦換來歡樂”正是羅曼·羅蘭追蹤貝多芬一生命運的視野，這句話構成了《貝多芬傳》內在的緊張和扣人心魂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是什麼支持着貝多芬?是不向皇權低頭的品質，是不被金錢收買的決心，是扼住命運咽喉的勇氣!正是依靠着這些超凡的精神力量，貝多芬越過了人生的無數個痛苦險峯，達到了對人生最清醒的領悟。

如果說《貝多芬傳》是英雄主義的號召，是力的頌歌，那麼《托爾斯泰傳》則是一首安魂曲、一支哀歌，一闋送葬曲。貝多芬偉大的痛苦是因爲他在人生的盛年遭到厄運，托爾斯泰偉大的痛苦在他自身主觀意志的選擇。

《復活》是托爾斯泰暮年的又一部力作，羅曼·羅蘭所說：“妻子、兒女、朋友、敵人都沒有理解他，都認爲他是堂·吉訶德，因爲他們都看不見他與之鬥爭的那個敵人，其實這個敵人就是他自己。” “托爾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揚的主義而生活!”他痛苦地回答：“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應當被人蔑視。”終於，在82歲的暮年，托爾斯泰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獨自逃出了家門，在一個無名的小城一病不起。彌留之際，他號啕大哭，對守在他周圍的人們說道; “大地上千百萬的生靈在受苦;爲何大家都在這裏只照顧一個列夫·托爾斯泰?” 其實，托爾斯泰發出的是對蒼生的疑問，也是對痛苦心靈的迴應，在這裏我們分明又聽到了貝多芬對生命的歡樂歌唱。

這本傳記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紀錄主人公生平的作品，而是用飽含激情的語言敘述着三位偉大的天才，以感人肺腑的筆墨，寫出了他們與命運抗爭的崇高勇氣和擔負全人類苦難的偉大情懷。這就是羅曼·羅蘭在《名人傳》裏留給我們的永恆的精神光芒。

篇二

《名人傳》由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組成，它們均創作於二十世紀初期，無論在當時是在後世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這三部傳記中，羅曼•羅蘭是緊緊把握住這三位擁有各自領域的藝術家的共同之處，着力刻畫了他們爲追求真善美而長期忍受苦難的心路歷程。書中寫了三個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第一個是德國作曲家：貝多芬;另一個是意大利的天才雕刻家：米開朗基羅;最後一個是俄羅斯名作家：托爾斯泰。

羅蘭認爲偉大藝術家是"集體力量"的表達者，是羣衆、各民族和人類巨大激情的表達者，因爲他覺得"集體力量"是一種自發的和完全不爲理智所理解的東西天才藝術家的偉大，包括所有天才的偉大，按照羅蘭的看法，絕不在於他具有某種超人的、非凡的力量。恰恰相反，一個傑出的人;尤其是一個天才，要比普通人更緊密地同現實生活結合在一起，他了解生活的本質要比別人更深刻，他預感歷史大變動的臨近，要比別人早一些。

早在本世紀初，羅蘭已經接近於對傑出人物的作用的這樣一種理解，而且這種理解在他的傳記特寫中得到了體現。隨着他研究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生平的日益深入，尤其隨着他爲還沒有寫的其他幾部傳記收集的材料日益增多，他越來越清楚地感到那些偉大人物的內心世界的複雜，而他原先是打算把這些人物當作意志堅定和性格剛強的榜樣來加以描寫的。這就妨礙了他把擬訂好的叢書計劃繼續下去，不過這並沒有動搖他對所選擇的題材進行處理的美學立場。偉大人物是有缺點的，他們在所走過的道路上也有過動搖和錯誤，然而他們的偉大正是在於他們有時善於--用痛苦的內心鬥爭作爲代價--戰勝弱點和克服動搖。

羅蘭在《米開朗基羅傳》的序言中寫道：“我沒有給那些高不可攀的英雄們建立紀念碑。我憎恨理想主義，因爲它膽怯地迴避生活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弱點。然而，太容易受一些花言巧語矇騙的人民應該牢記：有關英雄主義的一切謊言是由於膽怯而產生的!英雄主義就是看到世界的本來面貌，熱愛這個世界。”這一思想，在該書的結尾中又重複了一遍：“難道，我應該象其他許多那樣只去描寫英雄們的英雄主義，用一塊蓋布把他們跌入的整個痛苦深淵罩上，可是不能這樣做!真實高於一切!我不能用謊言去答應給自己朋友們幸福!我不惜一切代價非這樣做不可，我只能答應給他們真實，甚至用幸福作爲代價答應給他們真實，給他們勇敢的真實，並用真實這把刀子去雕刻不朽的心靈。”這一肖像是本世紀初羅蘭在《貝多芬傳》中刻畫的。而且他還修改重審自己的這一早期作品，並持批判態度。一九三六年，他在着手他的鉅著的第三部《復活之歌》的創作的時候寫道：“我們研究貝多芬三十年了，在這期間，我們不僅更清楚地瞭解了貝多芬的生平，而且瞭解了一個人--人們--的生平……現在，爲了一塊麪包，我們已經不能把貝多芬這一個人看成是想象中的英雄，看成是由不鏽鋼鑄成的具有倔強性格的英雄。他--就象所有的人，哪怕是英雄，一樣經歷過乏味生活，是某些身份不同的人和可以說地位不同的人之間的戰場。”生活的條件，壞境的壓力使人也決不可能擺脫內心鬥爭。“這使他的英雄主義具有更高的價值，因爲衆所周知，他作出了多麼大的努力。”就是貝多芬也不能完全擺脫內心矛盾。儘管他的性格獨立不羈，但有時也會巴結強者。雖說他是一個不謀私利的人，但在就錢的事情同出版商和戲院經理的一些洽談中，他卻表現得極其固執而又堅決。儘管他滿懷共和主義激情，然而他仍爲自己的貴族身份而感到十分自豪。所有這一切怎麼去解釋呢?羅蘭自己作了回答。“讓偉大藝術家力求成爲代達羅斯，給自己插上翅膀，飛向……系在雙腳?上的秤砣卻把他留在大地上--這秤砣便是經濟上的奴役，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跌入人們共同的陷講。在那裏，他爲了一塊麪包和可恨的貧困同別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

貝多芬許多個人弱點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這一點造成的。對他來說，有錢就意味着相對減少依賴，因此他爲了一個銅板就能固執地討價還價。對他來說，貴族身份是一種避免受別人鄙視的工具，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因爲那些不敬重貝多芬這個作曲家的人，卻很敬重貝多芬這個貴族身份，因而當有人對他貴族身份的真實性提出異議時，他就會大發雷霆。他的革命信念帝國警察局知道得十分清楚。這使他始終擔心會遭到迫害。因此，爲了避免遭受迫害，他有時剋制住對巴結奉承的厭惡，在自己毫無天賦的學生和庇護者魯道夫大公面前說上許多恭維話。在敘述這一切的時候，羅蘭一味反覆地說："天才的這些錯誤和失敗不應該把我們的眼睛遮住，使我們看不到他的偉大。這僅僅是對時代作出的不可避免的讓步。確實，羅蘭在這裏指出的有關貝多芬個性的新觀點，同他《名人傳》原先的構思是不矛盾的，而只是對這一構思作了更明確的修改。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藝術家痛苦的深度，同時也看到了藝術家道德的偉大，因爲藝術家善於不顧一切地保護自己內在的人的本質，從而保護了自己的創作天才，使其不受有害的影響。

我們不能不欽佩米開朗基羅：他創作了許多作品--儘管遇到了無數的障礙。在這些作品中體現了“一股象颶風一樣兇猛的強大生命力”。羅蘭英雄傳記的感染力並不在於肯定痛苦，而是在於克服痛苦，戰勝痛苦。這一勝利羅蘭本人並不是輕而易舉地取得的。後來他在《伴侶》集的引言中寫道："……在我的《米開朗基羅傳》的序言中，我不無痛苦地對基督教的悲觀主義表示了抗議，我十分清楚在自己身上和在別人身上的這種悲觀主義……?因爲它導致了對人類進步的否定，而反動勢力卻同它結成聯盟。誰同反動勢力作鬥爭，誰就應該同悲觀主義作鬥爭;我在自己心裏也在同它作鬥爭，所以這絕不是一件極其輕鬆的事!這一斗爭的痕跡在《名人傳》中是顯而易見的。羅蘭思想上的矛盾，與其說是表現在他把自己主人公遭受的痛苦放在首位，倒不如說是表現在他多處(特別在《米開朗基羅傳》中)抽象地、超歷史地論證了這一痛苦，並把它解釋成爲是人所具有的，並且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非理性熱情的影響。可是在《名人傳》中，現實主義地、歷史主義地看待人這一點得到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和更有力的肯定。在羅蘭創作的傳記中的每一個主人公，最終都是被作爲自己民族、自己時代的產物加以描寫的。他們中每一位的痛苦經歷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偶然事件的影響和人類天性的內在氣質造成的，而是由社會的殘酷規律造成的。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藝術家跟大多數人民一樣都是處於從屬地位，都是在被奴役的人之列的。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作爲非正義的犧牲品，作爲社會壓迫的對象的這種主題，經過羅蘭的許多藝術加工同樣也體現在他的英雄傳記中。

“我爲教皇服務，不過是迫不得已的，”米開朗基羅說，“一個教皇死了，另一個教皇即位”。米開朗基羅，自由的米開朗基羅，一輩子只能一個軛換上另一個軛，重新更換主人。尤里烏斯二世，利奧十世，克雷芒七世，保羅三世，保羅四世--他們都先後支配過米開朗基羅的才華……最神聖的和最顯貴的主人們用各種古怪念頭作弄米開朗基羅，交給他一些不符合他心願的工作，強迫他去畫一些以前沒有完成的所有大型的新作;對他進行誹謗，在他的周圍搞陰謀，想方設法離間他和水平相當的畫家萊奧納多和拉斐爾的關係;用各種挑剔和威脅恐嚇去折磨他，處處替他設置障礙。他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認：“他耗費了極大的精力、才華、欣悅的靈感，結果都徒勞無益!”折磨着他的精神悲劇的主要根源就在這一點上，而不是在人類自古以來的本性上!羅蘭還揭示了這一悲劇的另一個方面。在有關米開朗基羅一書中，表現出了作者高度自發的歷史主義。他看到了曾被文藝復興時期載入人類史冊的事物--獲得解放、令人歡欣鼓舞的事物;但他也看到了文藝復興時斯的內在矛盾。在某種程度上說，羅蘭同托馬斯·曼彼此呼應，羅蘭再現了那個歷史時斯的意大利的氣氛。他着重強調了人物的善良，描寫米開朗基羅的慈善活動，報道貝多芬令人感動地關心自己放蕩的侄兒(孤兒)--所有這一切今天看來都是天真幼稚的和多愁善感的。可是羅蘭認爲仁愛是大藝術家不可缺少的品質--不僅在崇高的志向和感情方面，而且在平時的行爲方面都是如此，在許多歐洲知識分子認爲善於超過一般人，站在“善與惡的另一邊”是藝術家的高尚美德的時代，羅蘭援引了貝多芬的話：“我不知道其他更高的準繩，除了善良之外。”羅蘭選擇作爲自己主人公的恰恰是這樣一些偉大人物，即羅蘭能夠通過頌揚他們的強有力的、充滿思想的、焦慮不安的和熱情洋溢的創作去對抗他在自己周圍看到的那種庸俗藝術的偉人。論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這兩本書的悲劇觀點的產生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在於羅蘭想把這些身處逆境的天才同《廣場上的雜耍》中買賣興旺的商人、洋洋得意的手藝人和歐洲資產階級文壇和藝壇上的居心叵測、玩弄權術的人進行儘可能地鮮明的對比。在這一方面，《名人傳》同《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緊密聯繫就特別易於體會了。這種矛盾，尤其理解不了這些矛盾的社會基礎和歷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