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遺忘的胡先驌》讀後感

中國現代生物學的奠基人胡先驌，被譽爲“植物分類學之父”。早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聽說他還不是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曾說過這樣的話：“恐怕還是要給，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儘管毛澤東連他的年齡都弄錯了(毛說他“七八十了”，其實他才六十多歲)，但讀了《不該遺忘的胡先驌》(胡宗剛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版)，還是覺得“老祖宗”之說是有道理的。

爲什麼“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居然不是中科院的學部委員呢？

這首先與他的學術觀點有關。1949年以後，新中國選擇了親蘇反美的內外政策。於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就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在這種情況下，“不識時務”的胡先驌卻在他編寫的教科書中，點名批判了蘇聯生物學權威李森科。李森科是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他提出“一個物種可以飛躍爲另一個物種”的遺傳理論，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爭議。胡先驌基於科學家的良知，在書中介紹這種情況，目的是爲了讓“我國的生物學工作者……不至於被引入迷途”。但是他的做法卻被視爲“有嚴重政治性錯誤”，是“對蘇聯政治的誣衊”(見該書第165頁)。從此，胡先驌就失去應有的學術地位，直到1983年，中國植物學會在太原召開成立50週年大會，會長在回顧本會歷史時，也沒有提到他的名字。

其次，還與他的留學背景和政治態度有關。胡先驌兩次留學美國，最終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因此被視爲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文革”中又增加“反動”二字)。另外，早在上世紀40年代末，他還積極組建社會黨，參與起草了《中國的出路》。這個文件是該黨政綱，其中說道：“如果我們不參與政治，別人將要把與我們的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強加到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身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頭銜，再加上這樣的觀點，怎能當學部委員呢？

其實，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還有許多與胡先驌類似的人物，比如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任鴻雋和他的妻子、文史學家陳衡哲，中國政治學的開拓者張慰慈、張奚若，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陶孟和……這些人大多是在辛亥革命前後赴歐美留學的。他們在人格上具有獨立性，在學術上具有開創性，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具有建設性，因此我認爲這是中國近現代留學史上根基打得最好的一個羣體。相比之下，包括留美幼童在內的被洋務派送到歐美留學的那批人，對專制統治集團有很大的依附性；而在戊戌變法以後去日本的那些留學生，則往往多有破壞性而缺乏建設性。遺憾的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這個羣體便很快被人遺忘。這就形成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他們生活的時代離我們很近，但是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遺產卻離我們很遠。於是，他們的政治選擇、學術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風範，便成了絕唱。

讀罷《不該遺忘的胡先驌》，我又找來《胡先驌文存》(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沒想到其中有一篇《留學問題與吾國高等教育之方針》，也談到這個問題。文章說，由洋務派送出去的留學生，最大的缺陷是不通中文，因此學成後大多從事外交或工商方面的工作；後來的留日學生，不僅品性各異，且失之於濫，能在日本高等學校畢業的很少，結果是大多數人沒有高深的學問，只能進入軍政界工作。看到這裏，又想起五四運動以後，還有勤工儉學的留法學生以及後來的留蘇學生，他們都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我認爲，重新梳理並認真研究中國近現代留學史，或許可以爲中國的命運和出路提供更好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