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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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大約是討論人文精神最熱鬧的那陣子吧,有位當醫生的朋友曾這樣對我說:“設想某天早晨一覺醒來,有一號職業的人忽然全體消失,蒸發掉了,無影無蹤了,這世界卻絲毫不受影響,人們照常工作、吃飯、休息、玩樂,時間仍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你說,這是一種什麼職業呢?”趁我一時語塞,他立即代我回答:“就是像你這號搞文科的知識分子。”我向來和他擡槓慣的,這次卻還沒來得及說“不”,就已經自己泄氣、服氣了:“是啊,如果忽然消失的是全體醫生,天下豈不要大亂?至少,那天全世界等着開刀的成千上萬急危病人是沒救了。”當這本書的書名——《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躍入我的眼簾時,蹦出我腦海的竟是這麼一個回憶。

《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讀後感

照本書作者弗蘭克·富里迪的意思,當今之世,“知識分子”真的是全體消失了;他說的也是“搞文科”的知識分子。談知識分子而只限於“文科”,這倒不是隨意的定義,也不是出於政策考慮,這在歷史學上是有根據的。法國當代史學大家雅克·勒戈夫有一本很著名的書《中世紀的知識分子》,裏面說:“在西方國家,知識分子隨着中世紀的城市而誕生”;“‘知識分子’一詞出現在中世紀盛期,在12世紀的城市學校裏傳開來,從13世紀起在大學裏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傳授其思想爲職業的人。”那時的大學是教會辦的,在大學裏教書的是教士,他們專業和傳授的思想當然越不出“文科”範圍。所以,《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一書中沒怎麼論到“科技知識分子”,想必不會引起什麼異議;科技知識分子明明在,不用找,而且是現代世界的支柱,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目共睹。

《哪裏去了》一書所云知識分子的“消失”,有兩層互相聯繫的含義。一是知識分子本身變質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理應“爲思想而活”,不應“靠思想而活”,猶如虔誠的宗教徒理應“信教”,不應“吃教”;但本書認爲現在的知識分子都把思想和知識當作了工具,下焉者變“專業”爲“專吃”,上焉者也不過是迷戀和追求個人出人頭地的“成就”,這便“意味着歷史所瞭解的那種知識分子的終結”。二是知識分子的地位變了。作者認爲,歷史上知識分子的所知主要是“道”,知識分子其實是知“道”者,他們代表理性、真理、根源性的價值和意義,作爲個人,他們也會追求思想之外的種種利益,但是“作爲一個羣體”,“知識分子有着令人敬畏的文化權威和影響力”。然而現在,知識分子羣體的超然的生命存在業已喪失,思想已經魂不守舍,最多隻能寄託於個別知識分子的個體生命中;知識分子成了統計學意義上的一個總體,一個類別,一個集合,一種職業,與別的總體、類別、集合、職業不分軒輊。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知識分子的權威遭到廣泛質疑”,另一方面,“教育和學習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商業機構和公共機構不斷宣稱致力於擴大它們的知識基礎”;兩方面其實一致,因爲“知識成了易消化的現成品,能夠被‘傳遞’、‘分發’、‘出售’和‘消費’”。現時代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貶值,不是貶在價格上,是貶在價值上、意義上。

書裏對知識的貶值和喪失意義,作了很多現象描述,當然主要說的是西方社會。大學不再堅持優勝標準,精英教育墮落成職業教育;圖書館提供咖啡廳、休息室,乃至“幾乎任何服務”,而借書還書則被視爲“枯燥乏味”的末事;莎士比亞戲劇被“現代化”,“其動機並不是什麼藝術家的洞見”而是“出於聯繫觀衆的考慮”。諸如“庸人主義”、“管理主義”、“工具主義”、“文憑主義”這些標籤,頻頻出現在作者的筆下,富里迪先生並未批評任何個人,他描述和批評的是整個時代的狀況,可以說,他是寫了一本“罵世”的書,當然平心而論,他的罵還是相當溫和的。

知識分子的全體不知所終,作者也論到了其原因,如市場對知識和文化的侵蝕,公共政策的導向,制度化、職業化的壓力,等等,論得比較宏觀,比較粗略,有點大而化之。如照經濟學的論法,也許可以論得細緻些。知識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慾,就有在約束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然傾向;有的經濟學家筆鋒一轉,會說知識分子的精神勞動也是“趨利”行爲,但此“利”不是指精神勞動的成果可以換得的好處,而是指精神勞動內在的過程和目標即是“利益”所在。有一點區別必須強調:精神勞動與其約束條件的關係有其特殊性,跟做工、務農、經商、從政這些行爲與其約束條件的關係,不能等量齊觀;精神應該具有超越性,一定程度上,甚至與約束條件無關。

富里迪先生是個左派,據譯者介紹,他生在匈牙利,後來移居英國,曾化名註冊,成立大不列顛革命共產黨,自任主席。他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其實是西方那些“從來不對現狀滿意”、“質疑傳統價值”的批判型左派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理性”、“理想”等等,就不是源於傳統,而是知識分子自我作古開創的新的價值。他甚至把保守的右翼人士指責、攻訐左派的言論稱爲“反知識分子論”,換言之,他把右翼知識分子開除出知識分子行列了。然而,這本書裏卻有一個很深刻的觀察:“如今,頌揚和試圖維護現狀的,不再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們。相反,右翼知識分子很願意看到制度和文化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傳統上由右翼承擔的對文化和教育機構的維護,現在由專業人士和專家接手了。”這就是說,文化保守主義對現代的文化狀況更具有批判態度,左派卻蛻變成了“順從的知識分子”,因爲“專業人士和專家”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左派;例如,在法國這個一向被視爲“知識分子故鄉”的地方,“今天的知識分子看起來更像小技術官僚”。這樣說來,過去寄託於知識分子羣體大生命的思想之魂,將歸何處呢?書裏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甚至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尼采說“上帝死了”,福柯說“人死了”,現在富里迪先生則是期望知識分子復活,但他開不出起死回生的方子。好在這期望裏,多少還有點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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