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存在主義文學文學範文

在新時期初存在主義文學的傳播過程中，利用人道主義思想潮流，論證存在主義文學的人道主義屬性，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採用的一種傳播策略。 詳細內容請看下文新時代存在主義文學。

由於人道主義作爲新時期初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成果，代表着當時啓蒙主義的具體傾向。因此，假若能夠證明存在主義文學具有人道主義屬性，就能在思想解放運動的層面賦予存在主義文學一種啓蒙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發生於1979、1980年間的人道主義大討論，其實質就是爲人道主義思想尋求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依據，當時如“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等提法充分反映了這場討論的思想實質。因此，假若能夠證明存在主義文學的人道主義屬性，就能在論證存在主義文學的啓蒙合法性之外，使其加入到爭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思想潮流中。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業已意識到了證明存在主義文學的人道主義屬性是何等重要，他們通過一系列闡釋，最終證明了傳播存在主義文學不僅可以迎合思想啓蒙的需要，同時還能間接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權力根基。那麼，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過度闡釋中，存在主義文學究竟具有怎樣的人道主義性質?而啓蒙與意識形態的雙重合法性又將如何獲得?

1980年，《外國文藝》登載了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⑧一文。該文標誌着存在主義也加入了當時的人道主義大討論。在這篇文章中，薩特批判了一切對於人的先驗設定，認爲人是時時刻刻都“註定要去創造自己的”。在薩特的解釋中，存在主義由於對人類主體性和創造性的強調，認爲“沒有任何價值或命令給予我們，以規範我們的行爲”，因而是一種“人道主義”⑨。由於這一人道主義思想的批判鋒芒直指“文革”的個人崇拜和政治迷信。因此，《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被介紹進來，便成爲新時期初啓蒙思想者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