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八婦女節的節日起源

國際勞動婦女節(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簡寫IWD)全稱“聯合國婦女權益和國際和平日”或“聯合國女權和國際和平日”(United Nation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day)，在中國又稱“國際婦女節”、“三八節”和“三八婦女節”。是在每年的3月8日爲慶祝婦女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做出的重要貢獻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設立的節日。現在，小編就和大家說說，三八婦女節的起源!

歷史發展

英、法等國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迅速發展，爲婦女運動的產生提供了經濟條件，19世紀30-40年代，英、法等國進入到機器工業大發展的階段，以大機器爲主體的工廠制度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制度，社會生產力得到迅速而巨大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在各國取得勝利，爲婦女運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條件，婦女積極參加了本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婦女運動伴隨着資產階級革命而開始興起;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和啓蒙運動中的“自由”、“平等”、“天賦人權”思想爲婦女運動的產生提供了思想條件，如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啓發了婦女爭取平等權利鬥爭的覺悟，是婦女運動產生的直接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

在產業革命的影響下，先進女性衝破中世紀以來的封建束縛，走向社會，擁有與男子同等抗衡的社會分量。然而，新興的男權政客依然蔑視婦女，於是她們開始了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節日起源

1920xx年，美國社會黨人將2月28日定爲全國婦女日;1920xx年，第二國際哥本哈根會議上以克拉拉·蔡特金爲首的來自17個國家的100餘名婦女代表籌劃設立國際婦女節，但未規定確切的日期;1920xx年3月19日，奧地利、丹麥、德國和瑞士等國有超過100萬婦女集會慶祝國際婦女節;1920xx年2月的最後一個週日，俄羅斯婦女以舉行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示威遊行的方式慶祝了她們的國際婦女節;1920xx年3月8日，歐洲多國婦女舉行反戰示威遊行;1920xx年3月8日(俄歷2月23日)，爲紀念在一戰中喪生的近200萬俄羅斯婦女，俄羅斯婦女舉行罷工，拉開了“二月革命”的序幕，4天后，沙皇被迫退位，臨時政府宣佈賦予婦女選舉權。可以說，正是20世紀初這一系列發生在歐洲和美洲的女權運動共同促成了“三八”國際婦女節的誕生，而不是人們想當然的“國際婦女節”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遺產。

紐約婦女爲爭取平等權利舉行示威遊行

設立國際婦女節的想法是最先產生於20世紀初，當時西方各國正處在快速工業化和經濟擴張階段。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廉的工資使得各類抗議和罷工活動此起彼伏。1857年3月8日，美國紐約的製衣和紡織女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薪。儘管後來當局出動警察攻擊並驅散了抗議人羣，但這次抗議活動促成了兩年後的3月第一個工會組織的建立。

接下來的數年裏，幾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類似的抗議遊行活動。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是在1920xx年，當時有將近15000名婦女走上紐約街頭，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十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最低工資標準)和享有選舉權(婦女選舉權)等，並喊出了象徵經濟保障和生活質量的“麪包加玫瑰”的口號。第二年有20xx人蔘加雙紐約市曼哈頓區的一個婦女節集會。首次慶祝婦女節是在1920xx年2月28日，當 時美國社會黨發表了一項宣言，號召在每年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舉行紀念活動。這樣每年的慶祝活動一直持續到1920xx年。

1920xx年服裝女工發動總罷工，2至3萬襯衣女工爲了長達13周的寒冬增加工資並改善工作條件而參加罷工。婦女工會同盟爲被捕的罷工者提交保證金和大量的罷工基金。

1920xx年8月26日-27日，在第二國際哥本哈根代表大會前夕克拉拉·蔡特金以國際婦女書記處書記身份主持召開了第二屆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全世界被剝削工人的國際團結早己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原則。德國社會主義政黨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有強大影響，黨內有諸多倡導女權者，包括像克拉拉·蔡特金這樣的領導人。這次代表會議有17個國家的100多名代表參加，代表了工會、社會主義政黨、職業女性俱樂部，還包括第一次當選爲芬蘭議會議員的3位婦女。受到美國女工及其社會主義姐妹們行動的激勵，克拉拉·蔡特金起草了一份《關於爭取婦女選舉權基本原則的決議案》。

這個決議案規定，“各國無產階級有階級覺悟的政治組織和工會一致同意：各國社會主義婦女每年要有一個節日其主要目的是幫助婦女獲得選舉權，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並連同整個婦女問題一起對待婦女的選舉權要求。婦女節必須具有國際性和認真地籌備。”

19世紀美國婦女的獨立標誌

第二屆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並沒有一個單獨的關於確立國際婦女節的決議，更沒有規定哪一天是婦女節。由於哥本哈根婦女代表會議沒有規定國際婦女節的具體日期。所以，1920xx年之前慶祝這個節日的活動隨機性較強。

1920xx年3月19日，歐洲一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婦女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慶祝國際婦女節的活動。德國各地舉行了爭取選舉權的集會，僅柏林一地就有5000多名男女工人蔘加。丹麥、奧地利、瑞士等國的婦女也都舉行了集會和遊行。總共超過一百萬人舉行各種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

6天之後的3月25日，紐約發生了著名的紐約三角內衣工廠火災，火災吞噬了140多名製衣女工的生命，這其中大多數是意大利和猶太移民。而惡劣的工作條件被認爲是導致如此重大傷亡的主要原因。這場火災後來還對美國的勞工立法產生了重要影響。

近代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洲的婦女們也於1920xx年3月8日走上街頭，通過舉行和平集會等形式反對戰爭。

1912-1920xx年間，每逢3月19日這天，蔡特金都在國際婦女書記處的機關刊物—《平等報》上發表文章，紀念國際婦女節。國際婦女節的慶祝活動之所以選在這一天，是爲紀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和勞動婦女反對政府軍偷襲蒙馬特爾高地國民自衛軍大炮陣地而舉行的起義。這一起義導致巴黎公社的誕生。

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活動後來還證明是俄國革命的前奏。在1920xx年俄國二月革命期間，彼得格勒女工響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於3月8日(俄歷2月23日)舉行慶祝國際婦女節的示威遊行，要求得到“麪包與和平”，參加了有9萬男女工人進行的罷工。後來發展爲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起義，沙皇專制制度被推翻。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布爾什維克的女權活動家亞歷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倫泰(Alexandra Mihalovna Kollontai)說服列寧將3月8日設爲法定假日。蘇聯時期，每年都會在這天紀念“英雄的婦女工作者”。

1920xx年德國十一月革命以後，由於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被反動派殺害，因此，1919-1920xx年國際婦女節的慶祝活動都選在3月5日這一天。這天是盧森堡的生日。列寧於1920xx年和1920xx年發表的《迎接國際婦女節》和《國際勞動婦女節》兩篇紀念文章，都是在3月4日寫的。

1920xx年9月9—15日，第二屆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28個國家的82名代表出席會議。會上，保加利亞的女共產黨人建議，爲了紀念俄國女工在1920xx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鬥爭，把每年的3月8日定爲國際勞動婦女節。第二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採納了這個建議，通過決議將3月8日這天定爲國際婦女節。

此後，各國無產階級婦女每年在這天都以不同形式來慶祝自己的節日，只是由於時代的發展變化，其目的不僅僅是爭取婦女選舉權了。從1920xx年開始，蘇聯《真理報》、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機關刊物《國際新聞通訊》、《共產國際》在3月都開闢專欄，介紹國際婦女節和各國無產階級婦女的鬥爭以及生活和工作情況。

中國首度公開、正式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是在1920xx年3月的廣州，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期。從1920xx年中國人第一次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以來，該節日己經成爲了國共兩黨領導中國婦運的重要場域。“三八”國際婦女節代表革命傳統及其作爲中國百年婦運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間。

中共婦女運動領導人

1920xx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關注到婦女問題，在中共二大《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中提出“婦女解放是要伴着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解放”這一後來以一貫之的婦女運動指導方針。[5]隨後，向警予出任中共第一任婦女部長。在隨後的幾年裏，她多次在上海領導女工鬥爭，僅1920xx年一年間就在上海的六十間絲廠、三萬名女工中先後發動十八次罷工。但是當 時中共內部婦女力量薄弱，1920xx年6月時只有女黨員4名，到1920xx年6月時也不過13人。建立廣泛的婦女運動統一戰線的需求迫在眉睫，在1920xx年6月中共三大《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婦女運動如女權運動、參政運動、廢娼運動等，亦甚重要”[6]、“本黨女黨員應隨時隨地指導並聯合這種種運動，口號應是“全國婦女運動的大聯合”、“打破奴隸女子的舊禮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平等”、“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男女社交自由”、“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這些口號之外，還應加入“打倒軍閥”、“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兩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口號，以引導佔國民半數的女子參加國民革命運動”。

就在中共二大召開的這一年，孫中山在上海召集國民黨改進會議，再次改組國民黨，在新修訂的黨綱與總章裏規定設立“婦女委員會”，以“調查國內外婦女狀況，並研究國內婦女問題之解決方法”。1920xx年初的廣州，婦女就學就業的機會很少。據統計，全市女老師、女醫務人員只有200多人，女學生也不過6000多人。國共實現合作後，伴隨着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靠近港澳的廣州婦女開始接受國際婦女革命運動的影響。[7]1920xx年1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婦女部部長何香凝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提出了“婦女在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獲大會通過，促使《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政綱中明確規定：“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從而確立了婦女在社會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則。何香凝作爲中國國民黨早期最重要的婦女運動領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這一時期，作爲國民黨中央的一個黨務部門，國民黨的婦女部同樣關注“國民革命是婦女的唯一生路”，將婦女解放與國家救亡緊密相連;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婦女工作有着基本的共識。

當國共第一次合作實現後，遵照兩黨的決議，女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黨各級婦女部的領導工作。向警予、蔡暢、鄧穎超、楊之華等中共早期婦女工作領袖都先後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和滬、粵等地的地方黨部婦女部擔任領導職務。

1920xx年廣州對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不僅成爲中國首次公開的“三八”節紀念活動，也成爲國共兩黨合作的婦女運動統一戰線的重要場域，“國際婦女節因而也成爲廣大婦女教育、檢閱自己力量和加強團結的盛大節日。”

1920xx年2月下旬，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幹部會議上，何香凝提議在廣州舉行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由中央婦女部負責出面發起集會和遊行示威，會後何香凝承擔了紀念活動的籌備事宜。1920xx年3月3日，廣州執信學校作了題爲“國際婦女節之性質”的專題講演，介紹婦女節的歷史與意義，這個演說可以說是中國的政黨首次向中國大衆介紹“國際婦女節”這一概念。

1975年澳洲婦女運動

1920xx年3月4日，國民黨中央婦女部以部長曾醒名義發出通告，呼籲廣州地區各婦女團體於3月8日舉行遊行示威，響應全世界婦女的“大團結示威運動”，並派代表參加3月5日下午在執信女校召開的籌備會議。翌日下午2時，廣州各界婦女代表數百人在執信女校大禮堂舉行籌備動員會，推舉何香凝爲會議主席。何香凝發言，3月8日廣州婦女的遊行示威將是中國第一次組織的“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意義十分重大。與會代表熱烈鼓掌，並紛紛對組織好這一活動建言獻策。會議最後決定：1、3月7日派出12人乘坐汽車在廣州市內主要街道分發有關婦女問題的傳單，以喚起市民的注意和動員各界婦女參加大會和遊行;2、3月8日上午11時在第一公園舉行示威大會，請廣東省教育廳、廣州市教育局通知省立、市立各校學生全體參加;3、會後在市內馬路舉行巡遊，並準備汽車隊演講隊隨同出發，請市公安局派軍警保護;4.確定各種旗幟標語，如“解放中國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婦女所受資本制度的壓迫”、“要求婦女勞動權、平等教育權、平等工價錢、女子參政權及一切婦女應得之權”等。

《廣州民國日報》爲廣州紀念“三八”節活動吶喊助威。3月5日該報發表《慶祝國際婦女日》一文，詳細介紹“國際婦女日”的歷史及德、英、奧和蘇俄等國慶祝“三八”節活動情況。3月6日又發表題爲《婦女日》的時評，指出中國婦女幾千年來受制於“男權”，“幾不自當爲人”，強調國民黨中央提議舉行“三八”婦女日活動，目的是提高婦女的覺悟，革除陋習，進而謀求婦女的“覺悟”、“獨立”。3月7日，該報又刊登《國際婦女日之運動》，通告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在廣州的“三八”紀念活動的具體時間、地點和巡遊路線，向廣大婦女發出了動員令。

1920xx年3月8日上午，中國第一個公開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活動在廣州舉行，位於市中心的第一公園內的音樂亭搭起了臨時舞臺，“慶祝國際婦女節”的橫幅懸掛正上方。會場四周也張貼了“婦女要求勞動權”等標語。10時左右，執信學校、高師學校、法政學校、市政學校、女子職業傳習所、保姆學校、圖強學校等30多所學校學生、各界婦女約20xx多人蔘加。11時大會正式開始，由廣州工讀學校校長沈慧蓮主持。之後何香凝主持大會並發表演講，介紹了“三八”婦女節的由來及紀念它的意義，痛述了廣大婦女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鼓勵婦女堅決地走“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和婦女自求解放的道路。”與會者報以熱烈掌聲和口號。廖仲愷也前來助興，並發表《國際婦女日的性質》的演說。瞿秋白、惲代英等共產黨人也應邀參加並講話，支持婦女羣衆運動。與會婦女羣情激昂，“打倒外國帝國主義”、“排除納妾和一夫多妻”等嘹亮口號此起彼伏。

1951年“三八”婦女節廣州市郊區的女民兵

慶祝大會結束後，何香凝、曾醒與巡行總指揮沈慧蓮、總務長唐允恭、糾察員廖冰筠等人一起，帶着與會婦女從第一公園出發，徒步上街遊行，按照預定路線途經吉祥路、越華路省長公署、廣仁路省財政廳、永漢北路，從天字碼頭轉入珠江長堤、太平南路、一德路、維新路，最後回到第一公園解散。一路上，遊行隊伍高呼“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保護童工孕婦”、“廢除娼妓制度”等口號。“第一次將中國婦女的要求全面提出來了。”何香凝還組織10餘人散發會議口號和傳單，派出27個演講隊，分赴工廠、劇院等處演講，宣傳會議精神，啓發婦女羣衆覺悟。許多看熱鬧的婦女站在街道兩旁，也附和高呼口號，有的還加入了遊行隊伍。不少女學生還分乘十幾輛插上各種旗幟的汽車，到市內其它街道演講，散發傳單，宣傳紀念“三八”節和謀求婦女解放的意義。[7]以此爲契機，廣東婦女運動逐漸開展起來，越來越多的婦女投身到婦女解放和國民革命的洪流中。婦女作爲一支重要力量參加了鬥爭。將爭取女權融入爭取民權的時代洪流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中國婦女運動在同一的目標、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統有計劃的進行的歷史之序幕。”

國共兩黨的婦女部在1920xx年2月末、3月初圍繞“三八”國際婦女節舉行的一系列活動，首開國人慶祝國際婦女節的先例。這一年還是“除廣州外，別處的女界，不曾聽到對於這國際婦女節有怎樣的舉動。”但此後，“三八”國際婦女節在中國各地、各婦女團體間迅速傳播，每年的慶祝活動不斷。1920xx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各地婦女代表齊集北平，爲抗議段祺瑞政府視女性爲非國民的荒唐選舉權規定而舉行示威遊行。1920xx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尤其是上海、廣州、漢口、天津的勞動婦女羣衆”，“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大規模的紀念運動”。在楊之華的回憶中，這一年的紀念活動不僅在京滬穗這樣的大城市聲勢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州、梧州、宜賓、保定、酉矍陵、平江這樣的中小城市。

1920xx年3月8日的武漢更是空前的熱鬧——10萬(也有說20萬人)婦女大遊行，慶祝國際婦女節。有着傳奇人生經歷的共產黨員黃定慧(當時叫黃慕蘭，是中共武漢婦女部部長)20世紀90年代在口述回憶中稱：“1920xx年，我被任命爲‘三八’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的籌備主任…3月8日那天，十萬多名婦女在城市中央廣場集合，我們先開了個會，國共兩黨中的許多著名人物都來了，宋慶齡、何香凝和柳亞子也來了。我是會議的主席，這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莫大榮譽。這件事使得許多人至今仍記得我。講話後，會議結束了，然後十萬多名婦女行進到嘉賓所在的看臺，再繼續向市中心遊行。”

雖然之後不久，國共第一次合作就失敗了，但是“三八”國際婦女節作爲重要的教育、動員場域這一傳統，卻在國共兩黨的婦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1932年在瑞金慶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三八”國際婦女節，“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羣衆紀念大會”，毛澤東發表講話，並“檢閱了蘇區的婦女赤衛隊”。陝甘寧邊區建立後，每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不僅有常規的慶祝活動，中共中央還會有針對性地提前發佈文件、指示，比如1938年的《中央爲“三八”節工作給各級黨部的指示》，1941年《中央爲“三八”節工作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和1943年《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的決定》等。三八”節和圍繞節日的慶祝、紀念活動，成了中國共產黨一年一度發佈婦女工作政策、建立婦女工作統一戰線、動員基層婦女參與婦運的重要抓手;這一傳統在新中國時期也得到了很好地繼承。

而在國民黨方面，“三八”國際婦女節作爲動員婦女的重要公共活動空間這一功能，也並未隨着大革命的失敗而消解。雖然南京國民政府對於羣衆婦女運動採取了緊縮政策，但無論是在“新生活運動”中，還是後來的抗日戰爭期間，“三八”國際婦女節都不僅是個重要的節日，還是響亮的戰鬥號角。而民間的婦女組織，更是利用“三八”國際婦女節這一得天獨厚的機會，以各種形式發動婦女參與婦運。比如1931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南京各界婦女集會，並向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要求政府規定婦女參加國民會議代表名額，這一活動間接促成了1936年國大選舉成功產生婦女代表，這是近代中國婦女參政運動邁出的重要一步。

《“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七十週年》郵票

抗戰爆發前，“三八”國際婦女節的慶祝活動更是成爲了中國各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重要場域。女作家謝冰瑩曾經寫過“多難的‘三八”’一文，紀念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她和她的朋友們自費創辦《婦女之光》雜誌，投身抗戰，並計劃在3月8日舉行示威遊行，結果卻在婦女節當天遭到巡捕查禁的遭遇。1936年的“三八”節，雖然當時政府已下令禁止集會遊行，但北平、上海等地仍都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運動，中國共產黨更是組織各界婦女20xx多人舉行了紀念大會，提出“婦女界團結起來”等口號，會後並舉行規模巨大的示威遊行。這是日後全民抗戰中婦女運動的先聲。而抗日戰爭期間，無論是重慶、延安、西安、成都，還是孤島上海，每年“三八”國際婦女節都會舉行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以1940年爲例，“不但重慶、成都、金華、昆明、桂林、貴州……等大城市裏熱烈的舉行紀念‘三八’大會，有千萬人行列的遊行，發行特刊……在各處偏僻的鄉鎮也都舉行了紀念‘三八’。爲了爭取全民抗戰的勝利，在這一年的‘三八’各地婦女一致地提出了要‘實行憲政’、‘反汪肅奸’及‘全國婦女大團結’的口號”。“三八”國際婦女節作爲國共兩黨領導中國婦女運動的重要場域，這一點是值得重視的;而中國的“三八”紀念活動背後的革命性、鬥爭性也是值得銘記的。1946年抗戰一結束，當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演變成國共兩黨爭奪對於中國婦女運動話語權與領導權的舞臺。

1949年以後，《人民日報》每年發表“三八”國際婦女節社論，該社論成爲了“由全國婦聯主持的代表國家行爲的‘三八’節大型紀念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自大革命以來，以“三八”國際婦女節爲重要載體開展婦女工作的傳統在新中國得到了很好的繼承。

1951年“三八”國際婦女節，北京、上海都組織了婦女抗議美國武裝佔領日本的示威遊行，上海據稱是10萬人大遊行，這兩場大遊行分別登上了《新中國婦女》第19，21兩期的封面。“這兩個大規模婦女集會是兩地婦聯建國後組織的首次重大婦女集會。這樣的活動顯示的不僅是中國婦女的愛國主義，預設的觀衆也並非僅是美帝國主義。組織者和參與者都會明白，作爲單一性別的婦女示威活動，她們顯示的是新中國婦女的威力，觀衆可以包括所有依然歧視婦女的中國男女。”即便在新中國，對於婦聯這樣的官方婦女領導機構而言，藉助“三八”國際婦女節這一具有鮮明性別屬性的節日的活動來展示“新中國婦女”這一集體政治主體，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不過在民衆中，節日的政治色彩逐漸減弱而演變成類似西方的母親節和情人節之類向女性表達尊敬和愛意的機會。至今，這天仍是俄羅斯的法定假日，男性會贈送禮物給婦女以祝賀她們的節日。

在西方國家，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期間正常舉行，但後來一度中斷。直到1960年代，隨着女權運動的興起才又逐漸恢復。

而1960年以來對“三八紅旗手”和“三八紅旗集體”的評選與表彰活動，更將新中國成立以來以“女勞模”爲象徵的“新中國婦女”形象賦予了更明確的性別屬性。“三八紅旗手(集體)”的評比活動始於1960年，1960年1月29日《人民日報》提出了評比標準。而1960年2月15日的《人民日報》通知中進一步指出該評比活動的意義在於，“全國婦女一定要人人樹雄心，個個立大志，爭取成爲紅、勤、巧、儉的社會主義勞動婦女，爲完成和超額完成1960年國家建設計劃，爲高速度建設社會主義作出更大的貢獻。1960年3月5日，由全國婦聯等9個團體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聯合舉辦的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表彰和鼓勵一萬個(實際是10002個)“三八紅旗手”(6305名)和“三八紅旗集體”(3697個)的廣播大會在北京舉行。現 在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這個廣播表彰大會之盛況空前，“從邊疆到內地，從沿海到山區，我們遼闊廣大的祖國就是廣播大會的會場。參加大會的有一億二千萬以上的各族各行各業的婦女。”

婦女頂起半邊天

雖然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全國婦聯業務工作在文革期間基本停止，《人民日報》從1967年開始不再發表“三八”社論。但以康克清、鄧穎超爲首的中國的婦女工作領袖們的努力，使這一傳統在1973年得以恢復，這與中共中央重建婦女組織、再度重視婦女工作的進程完全契合。1978年3月4日，全國婦聯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各界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的座談會，在文革期間中斷的“三八紅旗手(集體)”的評選活動在1979年得以恢復——使得1920xx年以來，“三八”國際婦女節作爲中國婦女運動和婦女工作重要場域的傳統得以繼續。

聯合國從1975年國際婦女年開始慶祝國際婦女節，確認普通婦女爭取平等參與社會的傳統。1997年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請每個國家按照自己的歷史和民族傳統習俗，選定一年中的某一天宣佈爲聯合國婦女權利和世界和平日。聯合國的倡議導致爲實現男女平等建立了國家法律框架，並且提高了公衆對於迫切需要在各個方面提高婦女地位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