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讀者品讀心得和感受（通用3篇）
《中庸》讀者品讀心得和感受 篇1
《中庸》它從本體論、主體論、倫理政治論、宇宙論四個向度展開了儒家哲學思想體系，經道德本體作爲始基，以道德主體作爲核心，闡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則和行爲規範，最終將天人、內外之道歸結爲一“誠”。《中庸》接續孔子、曾子思路，繼承並改造三代天道觀，將超越而外在的、神聖的、具有德性並依據德性主宰人事的“天”進一步轉化爲超越內在的、作爲包括人在內的宇宙萬物之終極本原的道德本體。
中庸之道如今已走向略帶貶義的色彩，但如今人世間，成功之人，成名之人，大凡都是深諳此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中，不偏不倚;接着說庸，庸不是無能，而是平常。平常就是不易，即鮮有改變，年少輕狂之時，日日思變，整日裏做着相同的工作，重複着相同的生活被深惡痛絕，因而時時思變，跳槽等等所爲，均有一定因素是因不庸而起。不說此行爲之好壞，年少輕狂時的不庸在長者眼中是爲胡鬧、是爲冒險，是爲激進。暮年之人常念葉落歸根，常念平淡生活，有一大俗話雲：平平淡淡纔是真。其意爲庸也，年長者好庸，年少者惡庸，且不論庸者好壞，此一對立還是頗引人深思，庸者有好之者，有惡之者，既然中庸合用，我認爲中是好的，則合用，庸必然也應是好的，平常之爲，淡然處之能培養良好心態，庸並非鼓勵不求上進，而是在激進中尋求平衡，此又回到中，不可過也不可不及，是以中庸合用。
聯繫自己的教師生活，我感覺教師確實應以平和的心態來面對學生的錯誤。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因爲個體的差異，所犯的錯誤也是各種各樣的，教師面對這些錯誤時，如果心態過急，難免會採取簡單粗暴的方式解決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傷害學生的學習創造性;而如果教師能一種平和的心態，冷靜地分析一下學生出錯的原因，幫助學生找到出錯的根源，教師也就不難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法。所以，我認爲教師保持平和的心態是正確對待學生犯錯誤，幫助學生有效改正所犯錯誤的關鍵所在。
《中庸》讀者品讀心得和感受 篇2
在讀完《中庸》之後，我的收穫還是很大的。《中庸》它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學經典文獻，它從本體論，主體論，倫理政治論，宇宙論四個方向展開了儒家哲學思想體系，經到的本體作爲始基，以道德主體作爲核心，描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會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則和行爲規範，最終將天人，內人之道歸結爲——“誠”。
在《中庸》中，我深刻體會到了知識的重要性，知識不僅能提升個人科學常識，而且還可以改變命運。例如，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學習可以改變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層次。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學習的五個層次，正所謂量變才能達到質變，在我們積累量的時候，一定要以中庸的態度來面對事情，以和平的態度處理事情。學習它本身的過程也就是修身的過程，通過書本獲得知識，通過知識傳遞思想，進而達到書中要求的道德水平。
以上是讀完《中庸》的理解和收穫。
《中庸》讀者品讀心得和感受 篇3
《中庸》是儒家四大經典之一，相傳爲孔子嫡孫子思所作，主要記錄了孔子關於中庸思想的言論。西漢時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先後選編《禮記》，兩人選文各有側重、互有優長，但都將《中庸》收入自己所編的《禮記》書中。戴德所編《禮記》選有85篇，史稱《大戴禮記》，已多散失，流傳未遠;戴聖所編《禮記》有49篇，人稱《小戴禮記》，爲後人所好，今傳《中庸》正是小戴的版本。《中庸》開始並不被人看重，直到北宋時開始受人推崇，南宋時大儒朱熹又作《中庸章句》，並將《中庸》與《大學》從《禮記》中抽出，同《孟子》、《論語》一起，並稱爲“四書”，從此成爲儒家修身入世的必讀經典。
中庸思想作爲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中華民族的性格特點、思維模式、行爲習慣的養成，同樣起到了至爲深遠的影響。而文化的發展，從其產生起，很多情況下似乎總是註定了要在截然相反的兩種命運中擺動：要麼在日趨封閉排斥、保守僵化中走向衰落敗亡的結局，要麼始終保持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的品質，不斷開創新境界、步入新輝煌。中庸思想與儒家文化伴隨着中國封建主義的盛衰起落，經歷了數千年風雨滄桑。正如人之行遠，必定蒙落塵垢，中庸思想在數千年的歷史長行中，同其最初時相比，早已不甚清新，甚至被附加了許多與中庸的本質相背離的東西。在中國，不知何時起，現實中的“中庸”常常使人讀出一些諸如“不思進取、消極守舊、封閉落後、中立騎牆、好好先生”等等此類的意味，如果說這就是所謂“中庸”的實踐，則其與孔子創立中庸的追求其實已大相徑庭，孔子若泉下有知，怕也要捶胸頓足，長長嘆息了。魯迅在批評國民“中庸”的性格時，就曾舉例說：“老先生們保持現狀，連黑屋子開一個窗也不肯，還有種種不可開的理由，但倘有人要來連屋頂也掀掉它，他才魂飛魄散，設法調解，折中之後，許有一個窗，但總在伺機想把它塞起來。”(《兩地書》1935年4月)這樣的“中庸”既不能讓人看到深邃的思想，也不能體現超凡的智慧，反而真讓人覺得人性的某種“醜”來。因此，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就要溯本清源，撣拂去矇蔽在它上面的歷史灰塵，煥發出它本有的燦爛光明，爲啓發民衆智慧、滋養民族心靈、推動國家富強，注入源源不竭的強大精神力量。用心讀《中庸》，我覺得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非凡品格，仍然足以讓後人深思和啓迪。
一、中庸是儒家的思想路線
思想路線是人們認識和實踐所遵循的思路和途徑。從認識論和實踐論的角度，都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庸其實就是儒家的思想路線。這種思想路線，孔子在《中庸》中借對遠古時舜帝的頌揚，作了這樣的表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爾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這解釋了“中庸”的大意，即“執兩用中”。這段話後人往往有不同的解讀，而不同的解讀，又會導致對“中庸”的認知和判斷作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我理解這段話的大意應當是：“舜帝是如此的睿智賢明啊!他深入廣泛地開展調查研究，全面瞭解各方面情況，作出決策時，總要仔細斟酌，摒棄不好的因素，發揮善良的功用，權衡之後，實施對人民最有利的方案。這就是舜之所以爲舜的原因啊!”應當明確，這裏的“執兩”並非僅僅探究事物的兩端，而是力圖深察事物的多方全面;“用中”，並不是簡單地妥協折中，而是要篩選擇優，確定最適合有益的方案。查看不少有關《中庸》的資料，很多人把孔子中庸思想裏的“執兩用中”解釋爲“站在相互對立的事物的兩端，調和折中，採取中立的態度和方案”，又把“隱惡揚善”簡單地理解爲“隱去別人的惡行和污點，表揚別人的優點和長處”，似乎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在教人如何和稀泥、學做好好先生了，這其實是對孔子本人及其中庸思想的極大誤會!倘若這樣就是孔子中庸的真意，那麼孔子不僅與“聖賢”的褒譽不能相稱，甚至有對民族思想“遺禍”的嫌疑了。如果讀一讀《史記?孔子世家》、《禮記·儒行》、《論語》等，瞭解孔子的生平經歷和理想抱負，就會知道，以孔子入世進取積極的人生態度和仁義擔當悲天憫人的濟世情懷，以其“上弗援，下弗推”、“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的獨立人格，是不可能發出這樣違背儒家大道和信仰的言語的!
由此看來，中庸的“執兩”，其實就是“求真”;其“用中”，則語近“務實”。最初儒家這樣的中庸，與當今的“實事求是”頗爲相通，然而卻都不容易實行。中庸之道，雖知其好，真做則難!孔子就此感慨：“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闢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在孔子的眼中，尋常人或許自以爲很聰明，然而若要他按中庸之道修煉行事，卻連一個月也難以堅持;即使聖人，也常常不能做到，何況凡人!所以在《中庸》中孔子說：“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可見中庸之道，雖然人人皆可親近，但要達到精深的境界，並能始終堅守不離，則又非常人輕易可致。孔子在《中庸》中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這樣的感嘆，對於我們從孔子的智慧和思想裏尋找到啓發和借鑑，始終堅持不離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加快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步伐，具有積極借鑑的意義。
二、中庸爲“至德”
中國的傳統文化十分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把德的有無及高下與國運的治亂盛衰聯繫起來。在《大學》裏，儒家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綱目之說，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爲“修身”的基礎，“治國、平天下”則是“修身”所要追求的社會抱負和理想，它們以“修身”爲聯結，前後呼應，層層遞進。在儒家看來，“修身”是社會的根本;身不修則不可以齊家，不齊家則不可以治國平天下。所以《大學》中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國人無論貧富貴賤，都應重視以修身爲本，否則無疑緣木求魚，魚終不可得。這裏儒家的修身，其實就是養德。中庸是儒家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被孔子奉爲“至德”。這種“至德”常人很難達到，但卻人人可以嚮往和修煉，在無限接近“中庸”的路途上相偕同行。雖然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但也承認：“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雖然修爲的境界會有高低，但行走的方向同一，則無論貴爲“天子”還是賤爲庶民，都能達到內心和外物的平衡與協調，以“致中和”，則聖人“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也就不遠可望了。
修中庸之“德”，其要爲“誠”。在中庸的觀念裏，“誠”既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客觀原則，也是人在社會交往中和睦共存的主觀標準。與自然相處的“誠”，就是要“格物、致知”，瞭解和把握客觀世界的真相，按照自然的規律行事，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和諧。孔子在《中庸》中說：“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這些都說明天道坦蕩無欺，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其化育萬物，周而復始，以致無盡無窮。人以“誠”的態度去認識和探究自然，不以人爲的喜好而掩飾或附加，這樣就能更加真切地看清天地自然，順應其勢而作爲。而修煉人性之“誠”，則要慎獨慎微，使自己始終做到心意真誠。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誠之爲貴”、“誠其意者，勿自欺也”，要“君子擇善而固執之也”。人不自欺，也不欺人，胸懷坦蕩，具備了這樣“至誠”的品質，就能生化萬物、感化民衆，激發出人與自然天賦的善良本性。《中庸》有記：“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中庸廣大而精微、開闊而包容，達到這樣的境界，就可以與天地並列爲三了。《中庸》又記：“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如果人把天賦的真誠的本性推致到細微的事物，這種天性就會在不同的事物上得到顯現並光大發揚，從而使事物受到感動進而推動其變化。天下只有道德高尚、秉性真誠的人才具有這種感化民衆、推動萬物變革竟發的強大力量。《中庸》對於道德的這般推崇，是中國“德治”傳統的最早淵源之一，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的需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仍然離不開道德的力量。道德不僅是法治的基礎和動力，也是判斷法治的直接的價值標準和依據。在立法、司法、執法、守法的每個環節，如果缺乏道德“血液”的滋養，沒有“真誠”“至德”的範引和導向，法治就容易淪爲暴掠的工具，成爲戴在臉上的僞善的面罩!所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同樣應當成爲我們毫不鬆懈的努力方向。
是啊，如果一個社會道德失去了應有的力量，如果真誠成了社會僥倖才能得見的稀缺品，那將會是一件多麼令人悲哀和可怕的景象啊!在最近的幾十年裏，我們在物質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卻不得不承認，在這過程中有不少人在精神的世界裏已經陷入了迷途。統計摻水、面子工程、政績工程，拋光米、毒膠囊、染色饅頭、三聚氰胺奶，寫作抄襲、論文剽竊……哪一件不是令人痛心又傷心!孔子以中庸爲“至德”，以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其言雖發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如今重新唱響，這樣的聲音又何嘗已經過時!
三、中庸的開放與包容
只有睿智的頭腦，纔會有開放的胸懷;只有博大的胸襟，纔能有包容的海量。思想的發展如果沒有開放和包容的品質，就不能保持長久的生機和旺盛的活力。這正如開始的泉源，一路流淌，若不能寬廣河牀，不吸納涓滴細流，其流就只能越來越小，最後乾涸不見。孔子的中庸，無疑具有這樣的可貴的品質，儘管它在兩千多年的流傳中，常常被人扭曲歪解，但它智慧的光明仍然經久不滅，它高遠寬廣的境界依舊使人迷醉神往!
在孔子的眼裏，中庸之道即聖人之道，“其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這是孔子的感嘆，中庸之道是如此的偉大，它浩浩蕩蕩充溢於天地之間，生化萬物，美德像天地一樣博厚和遼闊。“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君子要尊崇天地一般美好的德行，爲人樸實厚道而崇尚禮儀，通過後天的勤學善問，溫習已有的舊的知識，並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自己的見解，不僅使自己的思想認識達到寬廣博大的宏觀境界，而且也使其深入到極其精微細緻的微觀層面，不斷把自己修養道德的境界提升到一片新的更加高尚光明的天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就像天地對於萬物，其寬廣博大，吐故納新，無不承載，無不包容;猶如四季錯綜運行，日月交替光明，永恆不息;萬物共生，不相妨害，各自遵循其天賦的本性運行，卻又彼此寬容而不悖離。在中庸的世界裏，“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的德行如川溪長流漫浸，大的德行則使萬物敦厚淳樸，化育無窮。這樣的中庸，我看不出它怎樣狹隘排斥，反而讓人看到在這樣的一片天地裏，萬物和諧共生，相互包容成長，呈現在人眼前的，只有一片紛繁多樣、生機勃發的多彩景象，哪有一些人眼中“僵化落後、消極守舊、暮氣沉沉”的絲毫模樣!
而且從孔子個人經歷看，他一生好學，對於各種新的知識和思想，總是孜孜以求。他的學問修養，正是追求實踐中庸“開放包容”品質的結果。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在修養學識面前，他始終保持着一種謙虛慎敬的態度，“好學近乎智”，認爲人智慧的增長，來自於不斷地學習。他的思想和學說，很多就是在學習借鑑他人的基礎上，最終形成的。西周末年，老子擔任周武王守藏室史官時，孔子聽說老子的學問和名氣，心裏很是崇欽仰慕，專門從魯國帶了禮物，來到洛陽登門向老子求教。他對於老子的學問大加讚賞，離開洛陽後，他向人讚歎老子的思想和學問：“龍在天上，在雲端，無法琢磨，深不可測。老子就像天上的龍一樣啊!”孔子的學說裏，包含了很多道家的成分，事實上，儒道之間的密切聯繫，儒家對於道家的學習和借鑑，早在孔子的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孔子對於思想守舊而不求進化，是極力反對的，對於思想僵化而不時變的危害，他也有非常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他在《中庸》中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至於孔子提出“克己復禮”， 倡導周禮，近人常常把它作爲孔子思想倒退落後的事據，其實這種說法經不住推敲。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理性地考察當時的背景，孔子的“克己復禮”不僅不是守舊倒退，反而是思維開明、包容善取，具有歷史的進步性。這正如我們所要弘揚傳統文化，難道不正是因爲其中有於今可用、適於當今的思想精華嗎?如果僅因爲它傳統，來自於過往，就不加分析地以今世而反求古人，對之一概排斥拋棄，這樣不是科學進步，反而是愚昧的表現!這樣極端的思想和行爲，我們是有過教訓的。何況孔子關於“禮”的文化和制度，爲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政治、經濟曾經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是有着巨大貢獻的。
四、中庸的進取和擔當
中庸的境界，是孔子一生的精神追求。在孔子的精神世界裏，中庸的思想始終充滿洋溢着一種積極進取和爲世擔當的精氣神;任何消極避隱、自保其身、好好先生等世俗的畫像，都與他“君子”“大丈夫”的人格氣質格格不入，毫不相容。凡進過孔廟的人，大概見過孔子的雕塑或畫像，他身材魁偉高大，虯鬚遮臉，荷服仗劍，頗有江湖草莽豪俠、可力舉千鈞的氣象，不是後世話本中細皮嫩肉、弱不禁風的那般書生模樣。孔子的一生，是積極進取和爲世擔當的一生，爲此他寧願放棄名利，遠離物慾。作爲儒家思想文化的創立者，孔子所具有的智慧和學識，在當時的時代，只要他能將自己高貴的人格稍微放低一點，俯就一下當時的權貴，獲得顯赫的權勢和富貴，可以說不會有絲毫的困難。然而當時權貴雖然讚譽孔子的學問，卻對採納實施他的思想和主張並不放在心上;所以常常許以高管厚祿，不過是要拿他當閒養爲“仁”的標榜。放棄獨立人格和社會理想以獲得個人尊崇享樂，自然不會是孔子的人生嚮往，那樣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也就不會有後世永恆不朽的光芒。歷史上，高貴的思想和世俗的權勢總是充滿矛盾;思想的發育成長需要自由的精神空間，而權勢威嚴的滿足卻要以屈服順從來體現。孔子一生堅守獨立人格，懷抱治國濟世的社會理想，他“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在下位，不援上;在上位，不陵下”、“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他“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等等，這樣的執着堅守、不懈追求，這在後世讀書人的身上，也常常不容易做到。孔子一生艱辛勞累，少有安逸享樂，致力於傳播他的思想和學說，希望爲世所用。他收徒講學，改變了先秦時期學在官府的舊格局，開闢了中國教育發展的新面貌;他編校典籍，爲保存中華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甚至不顧年高，周遊列國，爲遊說當權者實施他“仁政”的主張，歷經磨難而不悔。這些對於孔子來說，並不是爲了自己個人的名利，只是爲了他胸中懷有的“仁者愛人”的濟世理想。他爲自己的理想奮鬥了一生，從來沒有過妥協和退讓。這樣一位可爲“萬世師”的曠古聖人，他的思想和實踐，始終保持了積極進取和勇於擔當的崇高精神。
《中庸》的內容文字不長，卻通篇載滿了儒家進取擔當昂然向上的精神力量。《中庸》教導人們修身養德，追求“中庸”的“至德”境界。儒家的禮治，也就是德治，把修身養德作爲實現“治國平天下”社會抱負的核心環節來推崇和強調。在《中庸》中孔子提出“執兩用中”的思想路線，對於人們認識自然社會，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改造主客觀世界，都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他對於修德“至誠”的闡述，對於“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惟天下至誠爲能化”的深刻認識，不僅在漫長的封建時期，這種思想所閃耀的光芒曾經照亮了人們精神裏的某些黑暗，即使時代發展到了今天，對於我們切實抓好社會道德文化建設，真正發揮先進道德文化塑造人、引領人、凝聚人的作用，同樣可以使人受到教育和啓發，具有實踐的價值和意義。《中庸》不僅爲人們提供了指導認識實踐的思想路線，引導人們修養道德，它的其他許多論述，也都鮮明地體現了中庸思想積極入世和爲世擔當的品格，如它論治國之要：“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這即使對於當今的個人修養、國家平治、社會和諧，也並非毫無啓發的意義。其他等等，《中庸》還有很多論述，同樣值得人們深入思考和借鑑。如果不以今世而苛求古人，以歷史的角度客觀地分析，孔子創立的包括中庸在內的思想，在中華民族很長的歷史時期裏，無疑都具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而這也是儒家爲主流的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其封建的經濟政治社會，曾經遠遠領先於世界他國的重要原因。
五、中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沒落
傳統儒文化隨着中國封建社會的衰微而逐漸走向沒落，這其實是儒家文化在發展中悖離其中庸思想路線的必然結果。這種悖離又是由儒家文化所維護的封建價值體系所決定的;只要它堅持這種價值體系，那麼這種相應的文化發展的命運與其思想路線的悖離就不可避免。文化從來不是空洞的，總是承載着某種價值體系的取向，是價值體系的取捨決定文化發展的方向，而不是其所奉行的思想路線。當爲了維護某種價值體系的需要，思想路線與價值衝突時，思想路線往往成爲被首先拋棄的對象，而價值則是最後固守的堡壘。思想文化的發展從來沒有絕對自由的路徑，不會有自然的成長，墨子的思想不爲當時諸侯國君所喜，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等，無不是因爲它們順應或違背了某種價值的需要，才導致這樣的歷史遭遇和命運。因此，價值的取捨纔是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國內統治日趨腐敗，西方殖民勢力加緊入侵，皇權至上的封建倫理綱常及宗法次序，已經成爲束縛中華民族復興圖強的最大障礙。這反映在意識形態上，社會思想文化的狹隘封閉、僵化守舊、盲目自大、壓制民主、排斥科技等等，都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事實上早已遠離了中庸的思想路線。今天，我們弘揚民族傳統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仍然有必要回到中庸的路線上來，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在思想文化的層面徹底打破原有的封建價值體系，重建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進的價值體系，建立起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新的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