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勝利的寶貴經驗和歷史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嚴”字當頭，加強黨的建設，這是長征勝利的關鍵所在。下面是本站小編整理紅軍長征勝利的寶貴經驗和歷史的範文，歡迎閱讀!

堅定的革命信念是紅軍勝利之根，鐵的紀律則是其勝利之本。在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中，面對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和複雜的鬥爭生活，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紅軍堅守鐵的紀律，錘鍊了紅軍隊伍鐵的紀律觀念。無論環境多麼艱苦，官兵都能嚴守紀律;無論情況多麼危急，都不忘執行紀律;無論職務多麼高，都能自覺遵守紀律，最終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嚴守鐵的紀律，是長征取得最終勝利至關重要的因素。 堅持黨的領導：紅軍創造長征奇蹟的最重要原因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明確指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理想與信念的最終體現和落腳點，就是堅決執行黨的領導。跟黨走，這是長征勝利的重要力量源泉。黨的政治紀律，最核心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所以，堅持黨的領導，是紅軍創造長征奇蹟的最重要原因。

長征的勝利之所以被世界稱爲奇蹟，不僅因其路程之遙遠，更是因其面臨着衆多難以計數之困難：道路難行、自然條件惡劣、數倍於自己的敵人以及長征初期黨內的錯誤路線和錯誤政策。每一項都足以使紅軍面臨石達開式的滅頂之災。

那麼，又是什麼力量激勵和支撐着紅軍指戰員跨過了激流洶涌的條條江河，翻越了陡峭險峻的座座高山，穿過了沼澤密佈的茫茫草地，克服了數不清的艱難險阻，取得長征勝利的呢?1938年4月，張聞天在陝北公學演講時指出：“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在這次長征中充分地表現出了她爲了自己的理想而犧牲奮鬥與堅持到底的精神。”“沒有那種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長征也是不可能的。在這次長征中，我們的確曾經碰到了無數的困難。我們曾經碰到了幾乎不能渡過的天險金沙江與大渡河。我們曾經碰到了人類幾乎沒有到過的雪山與草地。我們處在敵軍的四面包圍之中。”困難幾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們那時只有一個思想，就是無論如何要克服這些困難，要爲自己的理想奮鬥到底。最後，我們還是完成了我們當時的任務，到達了當時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就是北上抗日，實現民族獨立，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它激勵着無數的紅軍戰士，不管是如何殘酷的戰爭環境，還是如何惡劣的自然條件，都堅信只要跟黨走，就會有前途。“只要聽從黨中央的指揮，紅軍就能打勝仗”。

在長征途中，黨員幹部成爲跟黨走的表率。據紅軍戰士方國安回憶：“長征中，不管情況多緊急，部隊多疲勞，黨的組織生活一直沒有間斷。”長征中，先後有422名營以上幹部犧牲。其中，師以上幹部80多位，軍以上幹部8位。據時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的聶榮臻講，每打一仗下來，黨團員負傷之數，常常佔到傷亡數的25%，甚至50%。而當時紅軍官兵中的黨團員要遠遠低於這個比例。黨員幹部的表率作用是形成長征精神的強大動力。在長征中，面對艱苦的自然環境和敵人的圍追堵截，廣大黨員幹部始終以模範帶頭作用影響和帶動紅軍戰士戰勝艱難困苦，給廣大紅軍戰士作了表率。

長征途中，紅軍部隊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周恩來把自己的擔架讓出來，讓受傷的機要參謀坐，彭德懷把自己身上的糧食倒出一半來，分給軍團教導隊長——這些都生動地體現了民主、平等的革命精神。長征中，團以上幹部才配有馬，但多數都讓給了傷員和掉隊的戰士騎。同樣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醫護人員爲照顧傷病員和體弱的戰友，把自己保存的一點青稞面讓給他們，自己卻用野菜、草根充飢。官兵中一人暈倒了，幾個人搶上去扶持，許多同志爲了救援別人，自己陷入了泥潭之中，犧牲了生命。紅軍過草地時嚴重缺糧，爲了弄清挖來的野菜是否有毒，一個連隊召開了一次別開生面的黨小組會，黨員們爭着先嚐野菜，最後不得不進行舉手表決。在黨員幹部的帶動下，部隊更加團結，紅三軍團某連有九名炊事員相繼犧牲，而這個連沒有一個戰士因飢餓而死。部隊在長征中損失巨大，不斷整編、壓縮、合併、撤銷，幹部層層下放，各級指揮員都以大局爲重，能上能下。

在長征中，正是有了黨的堅強領導，紅軍廣大指戰員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毫不動搖地保持着革命必勝的信念，以驚人的智慧和毅力，衝破國民黨軍隊的重兵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艱險，經受飢寒傷病的折磨，戰勝黨內分裂的危機，勝利地完成了長征，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蹟。

民主和集體決策——紅軍戰勝艱難險阻、取得勝利的關鍵之舉

長征中，紅軍處境險惡，危機重重。“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怎樣使黨和紅軍化險爲夷?怎樣保證黨的正確領導?怎樣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怎樣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這些重大問題都需要一個答案，那就是充分發揚民主，實行集體決策。

歷史充分證明，沒有民主和集體決策，紅軍就處於險境。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居於黨內領導地位期間，紅軍的民主傳統遭到了嚴重破壞，廣大紅軍指戰員只能機械地執行中央決策，否則就會遭到鬥爭和打擊，致使中央紅軍遭受重創，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遵義會議後，中央領導集體重新恢復了紅軍的民主傳統，從而使廣大紅軍指戰員的創造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參與圍堵的敵軍雖有數十萬之衆，紅軍卻能進退自如。

長征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情況下被迫進行的一次遠征。在長征過程中，紅軍要面臨數倍於自己的敵人，武器、裝備、補給匱乏嚴重缺乏。在這種情況下，軍隊顧全大局、團結一致成爲關係到黨和紅軍生死存亡、革命事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次極爲重要的會議。正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評價的那樣，它“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後，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指出：“黨內對於軍事領導上錯誤的糾正，不是黨內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團結，使軍事領導走上正確的道路，使黨與軍委的威信更加提高。” 每當遇有重大軍事行動和戰略方針問題，中共中央都及時召開相關會議集體討論決定，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有效地保證了決策的科學性。湘江戰役後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實現了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方向的初步調整;扎西會議的召開，徹底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從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政治局會，到扎西會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遵義會議”。

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並堅持了北上戰略方針;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及時召開的瓦窯堡會議，制定了黨的民族統一戰線總政策，爲迎接抗日時期的到來做了政治上的準備。

在長征中，中共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有史可存的有30多次，各路紅軍召開的重要會議有數十次之多。不僅如此，毛澤東經常要求各級指揮員召開各種形式的“諸葛亮會”，徵求各級指揮員甚至普通戰士的意見。陳毅回憶說：紅軍時期的民主，“不管你是哪一個領導，也可以給你框幾個缺點”。

一切服從中國革命大局——團結出凝聚力，團結出戰鬥力

長征中，紅軍具有高度的全局觀念和自我犧牲精神。在困難和危險的時刻，許多部隊爲了全局，自願作出局部的犧牲。紅六軍團西征，爲中央紅軍長征爭取了時間，探明瞭道路。紅二、紅六軍團轉戰湘西，紅四方面軍舉行嘉陵江戰役，與中央紅軍轉戰雲貴川互相呼應，使國民黨軍疲於奔命。

從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凌晨，中央紅軍血戰湘江，擔任後衛的紅五軍團第34師、紅三軍團第6師第18團及紅八軍團的部分兵力爲了掩護主力紅軍及中央縱隊力過江，被國民黨軍隊阻隔在湘江東岸，大部壯烈犧牲。

中共中央把各路紅軍的團結作爲一項重要的紀律，團結出凝聚力，團結出戰鬥力。開始，長征是從各個根據地先後出發，相對獨立進行的。由於歷史的原因，各個根據地紅軍部隊的作風習慣等不盡相同，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爲着共同的政治基礎和革命目標，各路紅軍實行了密切的戰略協同和配合，使國民黨軍顧此失彼，分散了敵人的兵力。

193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到達懋功(今小金)地區，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宣告了蔣介石分割各路紅軍，各個消滅的計劃的破產。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後，集結在這個地區的紅軍兵力達到10多萬人，其中紅一方面軍3萬多人，紅四方面軍8萬多人，實力大大增強，當務之急是明確主攻方向，確定戰略方針。有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形勢是比較有利的。然而此時，張國燾竟將實力較強的紅四方面軍視爲自己向中央伸手要權的資本。出於對全局的把握和對敵情及川西地區人口、地理、經濟、民族情況的分析，黨中央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放棄原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提出了北上川陝甘的方針。但是圍繞戰略方針，黨中央和張國燾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爭論。

中共中央和張國燾之間在戰略方針上的分歧，是關係到黨、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黨中央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堅持北上，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勝利地完成了長征。

三支主力紅軍會合後，紅軍雖然只剩下幾萬人，但這些經過千錘百煉後保存下來的力量，是黨和紅軍的極爲寶貴的精華，成爲以後領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骨幹。 嚴守羣衆紀律——贏得各族人民的信任、擁護和支持紅軍長征曾經過西南、西北大片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定了正確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爲基本原則，以尊重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民族文化爲主要內容，以建立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爲主要奮鬥目標。

紅軍北上進入大涼山彝族聚居地區時，毛澤東囑咐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先遣隊的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與彝民達到友好。只要我們全軍模範地執行紀律和黨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會打我們，還會幫助我們通過彝族區，搶渡大渡河。

劉伯承堅定地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沽基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爲盟，結盟修好，並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順利地通過彝族地區。

紅軍長征經過少數民族地區時，都大力宣傳和認真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中國共產黨主張各少數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准許人民信仰菩薩，不願當喇嘛的允許還俗”。明確宣佈：不準擅自進駐喇嘛廟，不準撕毀藏民貼在門上的封門“神符”，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損壞回民經典，部隊在回民地區不得吃豬肉，等等。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率部進入西康甘孜藏區時，曾以“中國抗日紅軍先遣軍”名義發佈佈告：“此係合則覺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擾，此告!”紅四方面軍對甘孜附近的白利喇嘛寺也發佈了保護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聯合紅軍，共同興番滅蔣，應予保護，任何部隊不得侵擾，違者嚴辦，切切此布!”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領紅四方面軍到達甘孜地區，也就是如今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世格達活佛通過對紅軍的親自觀察，以及與朱德的九次促膝長談，對紅軍有了新的認識，從而澄清了此前流傳的有關污衊紅軍的言論，他還積極投身新民主主義革命。五世格達活佛親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帶領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經過幾個月的共同努力，不僅解決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禦寒裝備，還給即將到來的紅二、紅六軍團的戰友們解決了禦寒衣物。

紅軍之所以是紅軍，就是執行了自覺嚴格(甚至嚴酷)的羣衆紀律。過草地，部隊籌集到數量有限的青稞麥，炒熟後壓成了粉子準備過草地用。進入草地後，部隊在艱難地穿行，維持生命的粉子卻在一天天地減少。爲使部隊渡過難關，甘泗淇召集政治部的同志開會研究，作出三點規定：一、各連首長要親自給部隊發粉子;二、每人每頓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開飯時間不準吃粉子。還特別要求政工幹部要起模範帶頭作用。此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十七團一個連政治指導員在給全連分發粉子時，自己悄悄地多拿了一把。此事反映到軍團政治部。爲了嚴明紀律，該指導員被撤職，甘泗淇簽發了處分決定。時任師政委廖漢生回憶說：“這樣的處分在今天的環境中看來，也許過於嚴厲了，但是在當時那樣艱苦的時刻，作爲一個政治工作幹部、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參加紅軍多年的老戰士，他只有帶領同志們向飢餓作鬥爭的責任，絕沒有爲個人謀半點私利的權力。”

依靠這些鐵的紀律，才讓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贏得了羣衆的信任、擁護和支持。各民族羣衆十分欽佩紅軍嚴明的紀律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他們紛紛要求參加紅軍隊伍。據不完全統計，少數民族參加紅軍的，貴州有1.25萬人，四川有5.5萬人，甘肅隴南有20xx多人，雲南扎西有3000多人。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紅軍才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個新的勝利。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嚴”字當頭，加強黨的建設，這是長征勝利的關鍵所在。這也是我們弘揚長征精神的要旨所在。弘揚長征精神，不僅是培養一代代共產黨人黨性修養的重要載體，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要求。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長征，是一首雄壯、豪邁、大氣磅礴的革命交響曲!長征，把驚濤壯觀推出，把日出瑰麗托起，讓松柏昂首挺拔，讓雄鷹翱翔藍天! 還記得80年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的艱辛，它見證了我們中華民族的艱險歷程，體現了中國的輝煌與僮景，矗立起長征者不怕犧牲，勇往直前，不畏艱險，不屈不撓，積極進取，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英勇的雕像。

隨着新中國的發展，一座座大樓拔地而起，開發區星羅棋佈，作爲新一代的少先隊員，我們更應該好好發揚長征精神。在學校裏，我們要幫助、關心身邊的小同學，和同學們和睦相處;在家裏，我們要尊敬父母想想我們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你曾想到，這是革命烈士拋頭顱，撒熱血換來的，我們應該珍惜着幸福的生活，好好學習，長大報效祖國。我們只有在爲遠大理想的頑強奮鬥中，青年的人生抱負才能真正實現，青年的人生道路纔會煥發光彩。

我始終牢記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話：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史爲鑑可以知興廢，在學習的道路上，我奮發向上。上課了，一雙小手寫個不停;雙休日，在房裏看課外書，有時，也畫幾幅圖，寫幾篇趣文。一天到晚忙個不停。正因爲這些的努力，我還獲得了不少獎項，但這離我的理想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長征給我們的啓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支軍隊，一個人，只要有艱苦奮鬥的精神，和不畏艱辛，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就一定能夠成就事業，創造輝煌。具體到我們學生，就是要學習上高要求，生活上艱苦樸素。作爲未來的接班人，要樹立歷史責任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努力學習，時刻準備着，爲祖國、爲人民奉獻自己，讓長征精神永遠流傳下去，讓長征精神化作一種不朽的精神，光照千秋、流芳千古!

在黨中央、毛澤東的正確方針指引下，紅軍三大主力的廣大指戰員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最終贏得了紅軍長征的勝利會師。紅軍長征的勝利，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和黨指揮槍原則的勝利，是團結統一原則對分裂主義的勝利。

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勝利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爲了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蹟，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餘次戰鬥，攻佔七百多座縣城，紅軍犧牲了營以上幹部多達430餘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共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其間共經過11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走過荒草地，翻過雪山，行程約二萬五千裏，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標誌着長征的勝利結束。

長征之初，‚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在湘江之戰後，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爲3萬餘人。血的現實使紅軍指戰員對‚左‛傾領導人博古、李德十分不滿，越來越多的人要求恢復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是毛澤東軍事路線與‚左‛傾軍事路線的一次決定性交鋒。遵義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集中全力解決了黨和紅軍最爲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增補毛澤東爲政治局，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在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使紅軍獲得了新生。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敵情變化，靈活變換作戰計劃，實行高度機動的戰略戰術，指揮紅軍聲東擊西，在數十萬敵軍中間穿插自如、神出鬼沒、飄忽不定。四渡赤水出奇兵，佯攻貴陽，逼近昆明，牽着敵人的鼻子，使其疲於奔命，紅軍卻突然掉頭北上，成功地將幾十萬尾追之敵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接着，順利通過彝族地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6月中旬到達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此後，又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中央紅軍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率先完成了長征。次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師，長征勝利結束。

二、 堅持黨的團結和統一

首先黨中央的北上川陝甘的戰略方針是在對全國政治形勢、國共軍事鬥爭的形勢、及中國西部及西北部的經濟、政治、民族和地理狀況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確定的，是符合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爲主要矛盾，國內抗日民主運動高漲的大形勢，適合黨和紅軍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正確決策。黨中央爲了實現北上方針進行了不懈的努力。1935年7-8月間，當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個人野心極度膨脹，以不解決組織問題就不能北上順利滅敵相要挾，明目張膽地向中央伸手要權時，黨中央爲了團結爭取張國燾率軍北上，做了讓步，任命張國燾爲紅軍總政委，並把四方面軍的6位領導幹部充實到中央委員會。1935年9月9日，在黨中央率右路軍歷盡艱辛過了草地，北上道路已經打開的有利形勢下，張國燾公然拒絕實行中央的北上方針，命令右路軍南下，並聲言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黨中央經過再三爭取，確認不可能爭取張國燾率左路軍北上，也不可能爭取右路軍全部共同北上後，做出單獨率紅一、三軍團北上的決定。對中央的這一決策，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認爲是‚毛澤東等破壞了中共和紅軍一致行動的最高原則，私率

一、三軍團單獨行動，結果造成中共和紅軍的分裂。歷史如系事實的寫照，應大書‘毛澤東分裂了中共和紅軍’。但中共的記載卻說那次分裂應由我負責，這是顛倒是非的說法‛。到底是誰顛倒是非?這是長征史研究中的大是大非問題，是不能迴避不說和含糊其詞的。黨的建設的一條重要原理是黨的建設必須圍繞政治路線來進行。評判長征路上這場爭論的是非乃至分裂的責任，必須弄清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即北上方針是不是正確的，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是否應當厲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若不是中央堅持北上方針，率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就沒有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勝利，就不可能在1935年冬全國抗日民主運動高漲的關鍵時刻到達陝北，走到時代的前列;就不可能及時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推動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也就不可能在接下來的抗日戰爭中成爲中流砥柱，發揮領導作用;當然也更不可能有1949年中國新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北上川陝甘的戰略方針是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制定的，並在毛兒蓋會議再次的重申的。張國燾反對北上方針，堅持南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執行中央決定，擅自命令右路軍南下，在組織上也是錯誤的。事實證明了正是張國燾嚴重破壞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和統一。他應當對分裂負責。在對這場長征途中的嚴重爭論的處理上，黨中央堅信北上方針是正確的，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實踐了這一方針，而且從來沒有放棄對南下的紅四方面軍北上的爭取工作。中央堅信不管遇到多少困難和挫折，全黨終究會集合在北上抗日的旗幟下。正是在黨中央的堅持和卓有成效的爭取下，纔有1936年夏秋紅

二、四方面軍的北上和三軍大會師，才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徹底勝利。

從長征中的這場鬥爭中，可以得出以下啓示：

第一、團結統一是黨心所向。我們黨從建立以來就有團結統一的傳統，即使一時發生分裂，給黨造成一定損害，但分裂不能長久。只有全黨團結統一，才能戰勝任何艱難險阻，取得革命的勝利。

第二，黨的團結和統一是和黨的政治路線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統一是有原則的，是在正確的政治路線基礎上的。在求統一的問題上，應以是否有利於黨的鞏固和發展，是否有利於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否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爲標準。

第三，要正確地處理團結和鬥爭的關係，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開展必要的鬥爭。在鬥爭中要剛柔相濟，既堅持原則，又耐心等待，說服教育。鬥爭的目的是達到新的團結。

三、 長征勝利所體現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仍然是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長征的根本思想路線。

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是毛澤東同志畢生爲之奮鬥的目標。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以後，爲了尋找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曾進行過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的苦苦探索並形成了許多正確的理論觀點和思想，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1956年，毛澤東同志曾說，學習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必須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這一時期，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但是，勿庸諱言，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也有過曲折和失誤。由於一度對中國國情缺乏清醒和正確的認識.即對經濟建設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風險思想準備不足，誇大了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同時，未能正確地對待中共‚八大‛以後國際國內出現的複雜形勢的干擾.過高地估計了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結果出現了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和較長時期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直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一年動亂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了嚴重挫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的新時期。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進行科學總結並借鑑其他國家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基礎上，我們黨把馬克思同中國國情的結合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逐步形成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形成的重要意義，正如《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綱要》所概括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兩次偉大革命，形成了兩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和作爲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王義理論。作爲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和鄧小平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爲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富強，進行了不懈的追求和奮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毛澤東同志認真研究中國特殊的國情，尋找探索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基本規律，反對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的教條主義。鄧小平同志堅持‚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

四、 長征先驅者們對共產主義事業堅定不移的信念，艱苦奮鬥、頑強拼搏的革命精神，也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設新長征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 紅軍長征的歷程

長征途中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餘次戰役戰鬥，其中最著名的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紅二方面軍在西南的主要戰役、戰鬥，如巧渡鴨池河、烏蒙山迴旋戰、六甲阻擊戰等;紅四方面軍進行的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嘉陵江戰役等，都發生在‚敵軍圍困萬千重‛的大西南地區。這些戰役戰鬥，是在祖國大西南這個廣闊的舞臺上，以紅軍爲主角演出的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展示了紅軍創造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觀。長征，已經成爲渺無人煙的草地，其神勇艱苦的精神，充分顯示了共黨和中國人民百折不撓、頑強拼搏的精神體現，成爲中華威、民族魂的象徵。長征勝利的歷史經驗，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

據統計，紅一方而軍長征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歷時12個月，縱橫11省，行程25000裏，進行過大小戰鬥300多次。紅二方而軍長征的前奏是1934年8月至10月的紅六軍團的突圍西征及與紅二軍團的會師，其後這支主力紅軍從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歷時11個月，轉戰8省，行程20xx0餘里，進行過大小戰鬥110次。紅四方而軍長征從1935年3月至193 6年10月，歷時19個月，轉戰4省，行程10000餘里，進行過大小戰鬥近千次。此外，還有紅二十五軍長征，從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曆時10個月途經4個省行程近10000裏。

(二) 紅軍長征精神的歷史淵源

莊子曾說‚哀大莫過於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滅，哪怕這種希望是多麼的微小，也終能在時間的歷練下成爲燎原之火。共產黨人認識到了歷史賦予他們的重任，他們責無旁貸的承擔起來，用百折不撓的意志，戰勝了無數困難，許多長征的路途都是在紅軍走過以後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跡，變成了‚路‛。衣衫單薄、空腹赤腳的紅軍卻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許多人會對此大惑不解。

我們想到了孔子對於他的學生顏回的讚揚：‚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難道是顏回喜歡過簡陋的生活嗎?那爲什麼在‚人不堪其 憂‛的時候，顏回還能樂在其中呢?是因爲他心中有‚義‛，有更高的理想。同理，紅軍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創造了活生生的人間奇蹟。

(三) 長征精神的時代意義

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是一個人，一個民族發展強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動力來源。共產黨在歷史賦予的重任面前，義無反顧，臥薪嚐膽，終於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走完了充滿艱辛坎坷的漫漫長征路，帶領中國革命和社會來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華民族的進取精神，在任何艱難困苦面前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是寶貴的精神財富，而歷史上無數鮮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證明了這種精神力量的強大和重要。長征是中國革命歷史上運用這個法寶取得勝利的典範，並以其穿越時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時代的建設者爲了民族繁榮強盛的理想繼續奮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長征精神並沒有過時。特別是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正進人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更復雜，遇到的挑戰和考驗更嚴峻.擔負的任務更艱鉅，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也就顯得尤爲可貴。因此，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進行理想和信念的教育，旗幟鮮明地提倡和奉行艱苦奮鬥、無私奉獻、清正廉潔的精神，自覺地批判來自各方面形形色色腐朽思想的侵蝕和影響，使中華民族永遠保持奮發向上、開拓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

1935年5月發佈了《中國工農紅軍佈告》‚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夷人太毒;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夷人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羣衆，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2]，短短156個字，通俗簡明，易記易傳，鞭笞了四川軍閥欺壓夷人的罪行，表述了工農紅軍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嚴明紀律。

今天我們國家正處在新的歷史時期，黨領導全國人民正進行全而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長征。當前，改革開放已進入攻堅期，在這樣

一個風險和機遇並存的關鍵發展階段，對於我們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黨員人數最多的大黨，要保持全黨高度統一，團結全國人民共同奮鬥，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決維護和服從黨中央的領導。我相信，在新的歷史時期，與同時代精神結合起來的長征精神，必將激勵中華民族奮勇先前，激勵每一位中華兒女頑強拼搏，爲實現中華名族的偉大復興不屈不撓、奮發向上，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