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演講稿(3篇)

聽說有這樣一個故事：它發生在1987年，有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聚會法國巴黎。某報社記者問其中一位獲得者：“您在哪所大學、哪個實驗室學到了您認爲最主要的東西?”這位白髮蒼蒼的學者回答說：“是在幼兒園。在那裏，我學到了把自己的東西分一半給小夥伴，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拿。東西放整齊，飯前要冼手，做錯了事要道歉。飯後要休息，要仔細觀察周圍的大自然。從根本上說，我學到的全部東西就是這些。”這位老者的回答是出人意料的，也是令人深思的，他認爲在學校學到的最主要的東西不是深厚紮實的才學，而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習慣和素養，也許這就是他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根基所在。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要養成好習慣,要從小時候養成好習慣,別老是想着等到做事時纔開始想着好好表現,等到需要時再認真學好習慣.這個故事還告訴我們,要想做好大事,要從細微處入手,從我們生活習慣中的點滴入手.如果細看他的談話,他告訴我們要學會合作,友愛,遵紀守法,追求完美,講究衛生,眼裏要有別,熱愛大自然.

哈佛大學一項研究表明，工作中能否做出成績，態度佔85%，知識和智力只佔15%。“細節管理專家”汪中求有一個著名的2.18分理論：人的智商分爲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他認爲從對人的一生的作用來看，智力因素佔40%的權重;在智力因素的知識和技能對比中，知識佔40%的權重;知識又分爲書本知識和社會知識，書本知識佔40%的權重;書本知識能在生活中應用的又佔40%的權重。由此便能得出這樣一個分值：

如果你在學校的總分爲85，在學校所打下的底子，不過是1*40%*40%*40%*40%*85=2.18分。那些自認爲以往的學習沒打好底子的學生，最終什麼也沒有做成，表面看來，似乎印證了自己的預言，其實正是這種先入爲主的消極態度，把他們潛在的“人”的能量給封殺了。

這段話告訴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知識是重要的,技能的培養,習慣的養成於成功來說也非常重要.要相信自己.七年級語文暑假作業上最後有一篇文章有有意義:一個在並沒啓動的冰庫中被自己心裏的冰點凍死了,他就是缺少自信,缺少積極樂觀陽光的心態.

“認真做事只是把事情做對

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

或許最初提出這句話的並不是汪中求先生，但卻沒來由的喜歡着，只因它說到了人的心坎，清冽透徹。

一直以來，我都信奉着“踏踏實實做事，認認真真做人”的人生格言，從不懷疑。單純地以爲只要認真做好每件事情，就會心安理得，就無愧自己的工作，現在看來，我只是“認真”，而少了那份“用心”。就象我給我的學生說:

"記憶是學習之母

思考是學習的靈魂"

如果只是在認真的讀背寫,這是學習的基礎,還要在接受時思考,只有思考過了,一個學習的人才能變成一個有靈氣的人,才能達到別人達不到的境界或高度.

我們要"認真,用心"的去做事,要夯實將來做人做事的基石-----良好的行爲修養,遵紀守法,與人和諧相處,然後加上自己的的思考,才能演繹出自己的美麗人生.

尊敬的bok校長，rudenstine前校長，即將上任的faust校長，哈佛集團的各位成員，監管理事會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有一句話我等了三十年，現在終於可以說了：“老爸，我總是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我的學位的!”

我要感謝哈佛大學在這個時候給我這個榮譽。明年，我就要換工作了(注：指從微軟公司退休)……我終於可以在簡歷上寫我有一個大學學位，這真是不錯啊。

我爲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感到高興，你們拿到學位可比我簡單多了。哈佛的校報稱我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成功的輟學生”。我想這大概使我有資格代表我這一類學生髮言……在所有的失敗者裏，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還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軟總經理)也從哈佛商學院退學了。因此，我是個有着惡劣影響力的人。這就是爲什麼我被邀請來在你們的畢業典禮上演講。如果我在你們入學歡迎儀式上演講，那麼能夠堅持到今天在這裏畢業的人也許會少得多吧。

對我來說，哈佛的求學經歷是一段非凡的經歷。校園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聽我沒選修的課。哈佛的課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過着逍遙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寢室裏總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討論着各種事情。因爲每個人都知道我從不考慮第二天早起。這使得我變成了校園裏那些不安分學生的頭頭，我們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種拒絕所有正常學生的姿態。

radcliffe是個過日子的好地方。那裏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數男生都是理工科的。這種狀況爲我創造了最好的機會，如果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這裏學到了人生中悲傷的一課：機會大，並不等於你就會成功。

我在哈佛最難忘的回憶之一，發生在1975年1月。那時，我從宿舍樓裏給位於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個電話，那家公司已經在着手製造世界上第一臺個人電腦。我提出想向他們出售軟件。

我很擔心，他們會發覺我是一個住在宿舍的學生，從而掛斷電話。但是他們卻說：“我們還沒準備好，一個月後你再來找我們吧。”這是個好消息，因爲那時軟件還根本沒有寫出來呢。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日以繼夜地在這個小小的課外項目上工作，這導致了我學生生活的結束，以及通往微軟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開始。

不管怎樣，我對哈佛的回憶主要都與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動有關。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壓力，有時甚至會感到泄氣，但永遠充滿了挑戰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種吸引人的特殊待遇……雖然我離開得比較早，但是我在這裏的經歷、在這裏結識的朋友、在這裏發展起來的一些想法，永遠地改變了我。

但是，如果現在嚴肅地回憶起來，我確實有一個真正的遺憾。

我離開哈佛的時候，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不平等。人類在健康、財富和機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們使得無數的人們被迫生活在絕望之中。

我在哈佛學到了很多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新思想。我也瞭解了很多科學上的新進展。

但是，人類最大的進步並不來自於這些發現，而是來自於那些有助於減少人類不平等的發現。不管通過何種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體系、高質量的醫療保健、還是廣泛的經濟機會——減少不平等始終是人類最大的成就。

我離開校園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在這個國家裏，有幾百萬的年輕人無法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我也不知道，發展中國家裏有無數的人們生活在無法形容的貧窮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幾十年才明白了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學，你們是在與我不同的時代來到哈佛的。你們比以前的學生，更多地瞭解世界是怎樣的不平等。在你們的哈佛求學過程中，我希望你們已經思考過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這個新技術加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怎樣最終應對這種不平等，以及我們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爲了討論的方便，請想象一下，假如你每個星期可以捐獻一些時間、每個月可以捐獻一些錢——你希望這些時間和金錢，可以用到對拯救生命和改善人類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會選擇什麼地方?

對melinda(注：蓋茨的妻子)和我來說，這也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將我們擁有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作用。

在討論過程中，melinda和我讀到了一篇文章，裏面說在那些貧窮的國家，每年有數百萬的兒童死於那些在美國早已不成問題的疾病。麻疹、瘧疾、肺炎、乙型肝炎、黃熱病、還有一種以前我從未聽說過的輪狀病毒，這些疾病每年導致50萬兒童死亡，但是在美國一例死亡病例也沒有。

我們被震驚了。我們想，如果幾百萬兒童正在死亡線上掙扎，而且他們是可以被挽救的，那麼世界理應將用藥物拯救他們作爲頭等大事。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那些價格還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藥劑，並沒有送到他們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個生命都是平等的，那麼當你發現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棄了，你會感到無法接受。我們對自己說：“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它理應是我們努力的頭等大事。”

所以，我們用任何人都會想到的方式開始工作。我們問：“這個世界怎麼可以眼睜睜看着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簡單，也很令人難堪。在市場經濟中，拯救兒童是一項沒有利潤的工作，政府也不會提供補助。這些兒童之所以會死亡，是因爲他們的父母在經濟上沒有實力，在政治上沒有能力發出聲音。

但是，你們和我在經濟上有實力，在政治上能夠發出聲音。

我們可以讓市場更好地爲窮人服務，如果我們能夠設計出一種更有創新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如果我們可以改變市場，讓更多的人可以獲得利潤，或者至少可以維持生活——那麼，這就可以幫到那些正在極端不平等的狀況中受苦的人們。我們還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壓，要求他們將納稅人的錢，花到更符合納稅人價值觀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樣一種方法，既可以幫到窮人，又可以爲商人帶來利潤，爲政治家帶來選票，那麼我們就找到了一種減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這個任務是無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覺地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都將會改變這個世界。

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樂觀的。但是，我也遇到過那些感到絕望的懷疑主義者。他們說：“不平等從人類誕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類滅亡的最後一天也將存在。——因爲人類對這個問題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觀點。

我相信，問題不是我們不在乎，而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此刻在這個院子裏的所有人，生命中總有這樣或那樣的時刻，目睹人類的悲劇，感到萬分傷心。但是我們什麼也沒做，並非我們無動於衷，而是因爲我們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如果我們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麼我們就會採取行動。

改變世界的阻礙，並非人類的冷漠，而是世界實在太複雜。

爲了將關心轉變爲行動，我們需要找到問題，發現解決辦法的方法，評估後果。但是世界的複雜性使得所有這些步驟都難於做到。

即使有了互聯網和24小時直播的新聞臺，讓人們真正發現問題所在，仍然十分困難。當一架飛機墜毀了，官員們會立刻召開新聞發佈會，他們承諾進行調查、找到原因、防止將來再次發生類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員敢說真話，他們就會說：“在今天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來自於這次空難。我們決心盡一切努力，調查這個0.5%的死亡原因。”

顯然，更重要的問題不是這次空難，而是其他幾百萬可以預防的死亡事件。

我們並沒有很多機會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體總是報告新聞，幾百萬人將要死去並非新聞。如果沒有人報道，那麼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即使我們確實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關報道，我們也很難持續關注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況問題又如此複雜，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幫助他人。所以我們會將臉轉過去。

就算我們真正發現了問題所在，也不過是邁出了第一步，接着還有第二步：那就是從複雜的事件中找到解決辦法。

如果我們要讓關心落到實處，我們就必須找到解決辦法。如果我們有一個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麼當任何組織和個人發出疑問"如何我能提供幫助"的時候，我們就能採取行動。我們就能夠保證不浪費一丁點全世界人類對他人的關心。但是，世界的複雜性使得很難找到對全世界每一個有愛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動方法，因此人類對他人的關心往往很難產生實際效果。

從這個複雜的世界中找到解決辦法，可以分爲四個步驟：確定目標，找到最高效的方法，發現適用於這個方法的新技術，同時最聰明地利用現有的技術，不管它是複雜的藥物，還是最簡單的蚊帳。

艾滋病就是一個例子。總的目標，毫無疑問是消滅這種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預防。最理想的技術是發明一種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終生免疫。所以，政府、製藥公司、基金會應該資助疫苗研究。但是，這樣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內都無法完成。因此，與此同時，我們必須使用現有的技術，目前最有效的預防方法就是設法讓人們避免那些危險的行爲。

要實現這個新的目標，又可以採用新的四步循環。這是一種模式。關鍵的東西是永遠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動。我們千萬不能再犯上個世紀在瘧疾和肺結核上犯過的錯誤，那時我們因爲它們太複雜，而放棄了採取行動。

在發現問題和找到解決方法之後，就是最後一步——評估工作結果，將你的成功經驗或者失敗經驗傳播出去，這樣其他人就可以從你的努力中有所收穫。

當然，你必須有一些統計數。你必須讓他人知道，你的項目爲幾百萬兒童新接種了疫苗。你也必須讓他人知道，兒童死亡人數下降了多少。這些都是很關鍵的，不僅有利於改善項目效果，也有利於從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幫助。

但是，這些還不夠，如果你想激勵其他人蔘加你的項目，你就必須拿出更多的統計數;你必須展示你的項目的人性因素，這樣其他人就會感到拯救一個生命，對那些處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麼。

幾年前，我去瑞士達沃斯旁聽一個全球健康問題論壇，會議的內容有關於如何拯救幾百萬條生命。天哪，是幾百萬!想一想吧，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已經讓人何等激動，現在你要把這種激動再乘上幾百萬倍……但是，不幸的是，這是我參加過的最最乏味的論壇，乏味到我無法強迫自己聽下去。

那次經歷之所以讓我難忘，是因爲之前我們剛剛發佈了一個軟件的第13個版本，我們讓觀衆激動得跳了起來，喊出了聲。我喜歡人們因爲軟件而感到激動，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夠讓人們因爲能夠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動呢?

除非你能夠讓人們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動的影響力，否則你無法讓人們激動。如何做到這一點，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同前面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我依然是樂觀的。不錯，人類的不平等有史以來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夠化繁爲簡的新工具，卻是最近纔出現的。這些新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將人類的同情心發揮最大的作用，這就是爲什麼將來同過去是不一樣的。

這個時代無時無刻不在涌現出新的革新——生物技術，計算機，互聯網——它們給了我們一個從未有過的機會，去終結那些極端的貧窮和非惡性疾病的死亡。

六十年前，喬治·馬歇爾也是在這個地方的畢業典禮上，宣佈了一個計劃，幫助那些歐洲國家的戰後建設。他說：“我認爲，困難的一點是這個問題太複雜，報紙和電臺向公衆源源不斷地提供各種事實，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極端難於清晰地判斷形勢。事實上，經過層層傳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勢，是根本不可能的。”

馬歇爾發表這個演講之後的三十年，我那一屆學生畢業，當然我不在其中。那時，新技術剛剛開始萌芽，它們將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小、更開放、更容易看到、距離更近。

低成本的個人電腦的出現，使得一個強大的互聯網有機會誕生，它爲學習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網絡的神奇之處，不僅僅是它縮短了物理距離，使得天涯若比鄰。它還極大地增加了懷有共同想法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的機會，我們可以爲了解決同一個問題，一起共同工作。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進程，發展速度簡直快得讓人震驚。

與此同時，世界上有條件上網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這意味着，還有許多具有創造性的人們，沒有加入到我們的討論中來。那些有着實際的操作經驗和相關經歷的聰明人，卻沒有技術來幫助他們，將他們的天賦或者想法與全世界分享。

我們需要儘可能地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使用新技術，因爲這些新技術正在引發一場革命，人類將因此可以互相幫助。新技術正在創造一種可能，不僅是政府，還包括大學、公司、小機構、甚至個人，能夠發現問題所在、能夠找到解決辦法、能夠評估他們努力的效果，去改變那些馬歇爾六十年前就說到過的問題——飢餓、貧窮和絕望。

哈佛是一個大家庭。這個院子裏在場的人們，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類羣體之一。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毫無疑問，哈佛的老師、校友、學生和資助者，已經用他們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但是，我們還能夠再做什麼呢?有沒有可能，哈佛的人們可以將他們的智慧，用來幫助那些甚至從來沒有聽到過"哈佛"這個名的人?

請允許我向各位院長和教授，提出一個請求----你們是哈佛的智力領袖，當你們僱用新的老師、授予終身教職、評估課程、決定學位頒發標準的時候，請問你們自己如下的問題：

我們最優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於解決我們最大的問題?

哈佛是否鼓勵她的老師去研究解決世界上最嚴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學生是否從全球那些極端的貧窮中學到了什麼……世界性的饑荒……清潔的水資源的缺乏……無法上學的女童……死於非惡性疾病的兒童…….哈佛的學生有沒有從中學到東西?

那些世界上過着最優越生活的人們，有沒有從那些最困難的人們身上學到東西?

這些問題並非語言上的修辭。你必須用自己的行動來回答它們。

我的母親在我被哈佛大學錄取的那一天，曾經感到非常驕傲。她從沒有停止督促我，去爲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結婚的前幾天，她主持了一個新娘進我家的儀式。在這個儀式上，她高聲朗讀了一封關於婚姻的信，這是她寫給melinda的。那時，我的母親已經因爲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還是認爲這是又一個傳播她的信念的機會。在那封信的結尾，她寫道："你的能力越大，人們對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想一想吧，我們在這個院子裏的這些人，被給予過什麼——天賦、特權、機遇——那麼可以這樣說，全世界的人們幾乎有無限的權力，期待我們做出貢獻。

同這個時代的期望一樣，我也要向今天各位畢業的同學提出一個忠告：你們要選擇一個問題，一個複雜的問題，一個有關於人類深刻的不平等的問題，然後你們要變成這個問題的專家。如果你們能夠使得這個問題成爲你們職業的核心，那麼你們就會非常傑出。但是，你們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個星期只用幾個小時，你就可以通過互聯網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發現困難所在，找到解決它們的途徑。

不要讓這個世界的複雜性阻礙你前進。要成爲一個行動主義者。將解決人類的不平等視爲己任。它將成爲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

在座的各位畢業的同學，你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神奇的時代。當你們離開哈佛的時候，你們擁有的技術，是我們那一屆學生所沒有的。你們已經瞭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們那時還不知道這些。有了這樣的瞭解之後，要是你再棄那些你可以幫助的人們於不顧，就將受到良心的譴責，只需一點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變那些人們的生活。你們比我們擁有更大的能力;你們必須儘早開始，儘可能長時期堅持下去。

知道了你們所知道的一切，你們怎麼可能不採取行動呢?

我希望，30年後你們還會再回到哈佛，想起你們用自己的天賦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個時候，你們用來評價自己的標準，不僅僅是你們的專業成就，而包括你們爲改變這個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們如何善待那些遠隔千山萬水、與你們毫不涉及的人們，你們與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同爲人類。

最後，祝各位同學好運。

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這個院子裏的所有人，生命中總有這樣或那樣的時刻，目睹人類的悲劇，感到萬分傷心。但是我們什麼也沒做，並非我們無動於衷，而是因爲我們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如果我們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麼我們就會採取行動。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變世界的阻礙，並非人類的冷漠，而是世界實在太複雜。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爲了將關心轉變爲行動，我們需要找到問題，發現解決辦法的方法，評估後果。但是世界的複雜性使得所有這些步驟都難於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聯網和24小時直播的新聞臺，讓人們真正發現問題所在，仍然十分困難。當一架飛機墜毀了，官員們會立刻召開新聞發佈會，他們承諾進行調查、找到原因、防止將來再次發生類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員敢說真話，他們就會說：“在今天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來自於這次空難。我們決心盡一切努力，調查這個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顯然，更重要的問題不是這次空難，而是其他幾百萬可以預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們並沒有很多機會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體總是報告新聞，幾百萬人將要死去並非新聞。如果沒有人報道，那麼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即使 我們確實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關報道，我們也很難持續關注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況問題又如此複雜，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幫助他 人。所以我們會將臉轉過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們真正發現了問題所在，也不過是邁出了第一步，接着還有第二步：那就是從複雜的事件中找到解決辦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們要讓關心落到實處，我們就必須找到解決辦法。如果我們有一個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麼當任何組織和個人發出疑問“如何我能提供幫助”的時 候，我們就能採取行動。我們就能夠保證不浪費一丁點全世界人類對他人的關心。但是，世界的複雜性使得很難找到對全世界每一個有愛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動方法， 因此人類對他人的關心往往很難產生實際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從這個複雜的世界中找到解決辦法，可以分爲四個步驟：確定目標，找到最高效的方法，發現適用於這個方法的新技術，同時最聰明地利用現有的技術，不管它是複雜的藥物，還是最簡單的蚊帳。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個例子。總的目標，毫無疑問是消滅這種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預防。最理想的技術是發明一種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終生免疫。所以， 政府、製藥公司、基金會應該資助疫苗研究。但是，這樣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內都無法完成。因此，與此同時，我們必須使用現有的技術，目前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就是設法讓人們避免那些危險的行爲。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實現這個新的目標，又可以採用新的四步循環。這是一種模式。關鍵的東西是永遠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動。我們千萬不能再犯上個世紀在瘧疾和肺結核上犯過的錯誤，那時我們因爲它們太複雜，而放棄了採取行動。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發現問題和找到解決方法之後，就是最後一步——評估工作結果，將你的成功經驗或者失敗經驗傳播出去，這樣其他人就可以從你的努力中有所收穫。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當然，你必須有一些統計數。你必須讓他人知道，你的項目爲幾百萬兒童新接種了疫苗。你也必須讓他人知道，兒童死亡人數下降了多少。這些都是很關鍵的，不僅有利於改善項目效果，也有利於從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幫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這些還不夠，如果你想激勵其他人蔘加你的項目，你就必須拿出更多的統計數；你必須展示你的項目的人性因素，這樣其他人就會感到拯救一個生命，對那些處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麼。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幾年前，我去瑞士達沃斯旁聽一個全球健康問題論壇，會議的內容有關於如何拯救幾百萬條生命。天哪，是幾百萬！想一想吧，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已經讓人何等激動，現在你要把這種激動再乘上幾百萬倍……但是，不幸的是，這是我參加過的最最乏味的論壇，乏味到我無法強迫自己聽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經歷之所以讓我難忘，是因爲之前我們剛剛發佈了一個軟件的第13個版本，我們讓觀衆激動得跳了起來，喊出了聲。我喜歡人們因爲軟件而感到激動，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夠讓人們因爲能夠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動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夠讓人們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動的影響力，否則你無法讓人們激動。如何做到這一點，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同前面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我依然是樂觀的。不錯，人類的不平等有史以來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夠化繁爲簡的新工具，卻是最近纔出現的。這些新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將人類的同情心發揮最大的作用，這就是爲什麼將來同過去是不一樣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這個時代無時無刻不在涌現出新的革新——生物技術，計算機，互聯網——它們給了我們一個從未有過的機會，去終結那些極端的貧窮和非惡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喬治•馬歇爾也是在這個地方的畢業典禮上，宣佈了一個計劃，幫助那些歐洲國家的戰後建設。他說：“我認爲，困難的一點是這個問題太複雜， 報紙和電臺向公衆源源不斷地提供各種事實，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極端難於清晰地判斷形勢。事實上，經過層層傳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勢，是根本不可能的。”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馬歇爾發表這個演講之後的三十年，我那一屆學生畢業，當然我不在其中。那時，新技術剛剛開始萌芽，它們將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小、更開放、更容易看到、距離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的個人電腦的出現，使得一個強大的互聯網有機會誕生，它爲學習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網絡的神奇之處，不僅僅是它縮短了物理距離，使得天涯若比鄰。它還極大地增加了懷有共同想法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的機會，我們可以爲了解決同一個問題，一起共同工作。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進程，發展速度簡直快得讓人震驚。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與此同時，世界上有條件上網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這意味着，還有許多具有創造性的人們，沒有加入到我們的討論中來。那些有着實際的操作經驗和相關經歷的聰明人，卻沒有技術來幫助他們，將他們的天賦或者想法與全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們需要儘可能地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使用新技術，因爲這些新技術正在引發一場革命，人類將因此可以互相幫助。新技術正在創造一種可能，不僅是政府，還 包括大學、公司、小機構、甚至個人，能夠發現問題所在、能夠找到解決辦法、能夠評估他們努力的效果，去改變那些馬歇爾六十年前就說到過的問題——飢餓、貧 窮和絕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