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輕總裁的一代半經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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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輕總裁的一代半經理哲學
“我應該屬於中國第一代職業經理人,但是年齡在圈內算比較小的,所以姑且稱自己爲‘一代半’經理人。我們的第一代職業經理人很少有人受過良好的商業教育,這是一種遺憾,所以我希望自己以後能抓緊時間做老師趕在第二代中國的職業經理人正式出道之前和他們分享一些東西。”———衛哲

人物:衛哲,1970年生,1993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曾先後擔任上海萬國證券資產管理總部副總經理,“普華永道”(PWS)高級經理,東方證券投資銀行總部總經理。2000年出任百安居(中國區)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2002年出任百安居(中國區)總裁至今,被譽爲迄今爲止世界500強企業中最年輕的地區總裁之一。2005年出版《金領》一書,成爲滬上暢銷書排行榜第二名,僅次於《哈利波特6》。

擇業走一條不斷“增值”的路

“一個人的成功需要三樣資本:專業技術、管理能力、社會資源。”

衛哲1993年大學畢業,當時外貿和旅遊都是非常熱門的行業,而證券行業則處於一個起步階段,前途未卜。但也正是由於證券行業處於起步階段,規則上主要借鑑外國經驗,衛哲是學外語的,所以正好派上用場。這個機遇讓剛走出校門的他春風得意,在公司資產管理總部擔任副總經理的時候,他還不到24歲,而此前不久他只是一個在公司翻譯年報的大學三年級實習生。

衛哲說,一個人的成功需要三樣資本:專業技術、管理能力、社會資源。對於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講,他們只有專業技術,缺乏後兩種資本,但他們得到這兩種資本只是時間問題。但是如果能夠正確地選擇行業,那麼必定能夠縮短獲得後兩種資本的時間。“我當時覺得外語如果不能和實業相結合,那麼自己的專業永遠只是一門工具,而得不到‘增值’。”衛哲是這樣解釋他的第一個職業選擇的。

的確,對於衛哲來講,每一步的職業轉變都是一個“增值”的過程。在萬國證券,他懂得了金融市場的運行規則和管理基本經驗,2年後,他加入了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這種跨國公司的工作經驗又讓他成爲了財務專家還學會了國際商業語言。“我沒有財務科班背景,我在永道其實是補課,這種補課是非常必要的。當時我在證券公司管理上百億資產,每天從手頭流過的現金超過百萬,現在想起來非常後怕,不過運氣幫了我這個在當時還不懂財務的人。”不斷的“增值”和“補課”使得他在30歲不到的時候成爲了百安居中國區財務總監。

跳槽要“放棄”而不能“摒棄”

“人的精力和腦力都是有限的,不學會放棄一些事情就會使之成爲你的包袱,適時清空是完全有必要的。”

對於職業經理人按部就班的升遷之路,衛哲有不同的看法。“職業經理人應該能夠不斷地超越自己的崗位,不應該在現有的職位上停留過長的時間,2年已經是一個大限了。”

“我的每一次跳槽都是以薪水降低20%爲代價的,不過我可以在一年以內追回薪酬。”他坦言自己跳過三次槽,百安居中國區總裁是衛哲的第四份工作。

他認爲跳槽有內部的跳槽和外部的跳槽,在同一公司內部不同職位之間的轉換也是跳槽,比如晉升和輪崗。GE會給員工在不同崗位的機會,這是一種有效的挽留人才的手段,企業“內部成才”的方式賦予了跳槽新的含義。

“人的精力和腦力都是有限的,不學會放棄一些事情就會使之成爲你的包袱,適時清空是完全有必要的。”衛哲認爲,不論是內部跳槽還是外部跳槽,都需要有一種敢於放棄的態度。

“一個業務員要成爲經理,他必須把自己的客戶交給接替自己的業務員,因爲只有這樣你才能從擁有10個客戶實現擁有100個客戶的跨越,而且之後你也纔有可能從客戶經理再做到客戶總監甚至更高。以前在投資銀行,管理的人不過200人,而到今年年底,百安居中國區的員工將超過一萬,不‘放棄’是不可能管理好這麼大的團隊的。”

衛哲一再向記者強調“換行不換崗,換崗不換行”的態度。他雖然從金融業換到了零售業,但作爲百安居中國區財務總監,他從事的工作仍然是老本行。他表示,如果完全轉換職業,徹底“摒棄”前一份工作,那麼投入的成本太大,這是職業經理人無法承受的。從事相互關聯的工作能夠讓你儘可能少犯同樣的錯誤,因爲經驗也是有一定的行業和職位界限的。從證券公司的年報翻譯員,到會計師事務所“準合夥人”,再到跨國企業的財務總監,這種職位的不斷更迭絕對不是對前一職位的摒棄,而是建立在對前一職位的繼承上的。

策略細節是一種智慧和哲學

“每個人都有一種相對優勢,一個重視細節的人可以使得這種相對優勢很快地展示出來。”

“我當時做祕書,不少時間是在複印機前面度過的,但是我卻讓自己不要做一個普通的複印員。如果領導的視力不好,那麼作爲祕書你一定要考慮周全,複印的文件字體和大小一定要設定得恰到好處,能夠使領導看起來比較輕鬆。不過,現在畢業的大學生考慮這樣周全的,恐怕不會太多。”

在給“中國證券之父”管金生擔任祕書的那段時間,衛哲獲得了他職業生涯的第一次大豐收。他除了步步高昇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學會了如何把智慧貫穿在工作的細節中。衛哲是上海人,但這不是上海人的斤斤計較,而是職業經理人所必備的一種大的智慧。

“五個大學畢業生一起進入單位工作,如果論資排輩,他們都一樣,但是如何從其中選出一位作爲培養對象呢?每個人都有一種相對優勢,一個重視細節的人可以使得這種相對優勢很快地展示出來。”

衛哲強調一個善於成功的人必然是一個善於照鏡子的人。他說:“我給領導寫的第一篇稿子基本上被領導推翻重來,而到我離開祕書崗位的時候,我的稿子1000字中只有2個字會被改動,其實我感覺這個時候祕書已經是經理人水平了。

這種進步是通過拿上級當鏡子反覆推敲每一個細節,反覆照出來的。”他說:“現在雖然自己作爲中國區總裁,但自己會拿亞洲區總裁作爲鏡子,和他做比較找出我的不足。”衛哲所重視的細節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哲學。

這裏也有一個細節:2000年7月,衛哲成爲百安居中國區副總裁,那個時候百安居在中國的銷售額不到1億,到總部開會,他被安排在最後靠門的位置,沒人知道這個年輕的中國人是誰。

現在,他被安排在了最靠近老闆的第一排,因爲中國市場已經成爲了英國和法國之外,百安居全球第三大市場。

■訪談

“金領”的生活狀態是平衡

七十年代人貴人錯誤

新京報:你和陳天橋、丁磊、邵易波一樣都出生在70年代,歲數差距都在三歲之內,你覺得你們這一代人能夠取得成功的共同因素是什麼?

衛哲: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這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幸受到了非常有效的教育,60年代出生的人沒有我們這麼好的運氣。而且我們大學畢業正好是90年代初,這個時候是改革十幾年來積累的後勁的爆發,我們正逢其時。其次,機遇促使很多人做出了正確的選擇。90年代初,新興的產業發展很快,而傳統行業比如外貿的機會則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很多人只能“劍走偏鋒”,陳天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但是機遇也是轉瞬即逝,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們在大學裏用的電腦是DOS系統,而我們畢業後2年之內,學校的電腦已經全部換成了Windows系統,這種迅速的技術革新使得比我小2歲的這一批年輕人去做電腦的和我們這一批相比已經少了很多了。

新京報:你的職業生涯一帆風順,你覺得是否有貴人相助呢?

衛哲:其實貴人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是自己通過表現爭取到的。貴人不是雷鋒,他不會提拔弱者,他只會讓強者更強。而且貴人需要回報,你必須要有能力去回報他,纔有被別人垂青的可能。

可以這樣說,我的確碰到過貴人,但是我也會盡力去給他們回報,而且我也能夠做到這一點。

新京報:你碰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衛哲:應該說沒有特別大的困難,不過我的幾次跳槽倒可以說是一種小小的挫折。因爲我在以前公司的理想不能實現所以才選擇了跳槽,這也算是一種遺憾。大的錯誤是肯定不能犯的,一個成功的經理人要善於將大錯誤化解爲小錯誤去犯。

財富退休金領

新京報:你想過自己做老闆嗎?

衛哲:我很佩服傑克·威爾奇,他是一個打工皇帝。我覺得財富分爲兩種,一種是生活資料,一種是生產資料。作爲職業經理人,雖然不像網絡精英們那樣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可供支配,但我有足夠的生活資料夠自己和家人支配,兩者都能夠產生一種對財富的支配感。其實拿我的生活資料去充當生產資料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一個比較成熟的職業經理人,是不會再走回頭路去創業的。

新京報:你說過自己會在40多歲的時候“退出江湖”,去大學的商學院教書,你是因爲預見到經理人職業生涯的“天花板”,還是由於其他原因?

衛哲:主要是由於三個原因,第一點,就是我個人覺得自己做總裁的時間太早,人家四十歲做總裁到五十多歲差不多就該退休了,我三十歲做總裁到四十多歲退休也是正常的。第二點,我覺得工作之外還有很多需要平衡的東西,比如好好培養自己的兒子這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第三點,我覺得還有一個奉獻的因素在裏面。

我應該屬於中國第一代職業經理人,但是年齡在圈內算比較小的,所以姑且稱自己爲“一代半”經理人。我們的第一代職業經理人很少有人受過良好的商業教育,這是一種遺憾,所以我希望自己以後能抓緊時間做老師趕在第二代中國的職業經理人正式出道之前和他們分享一些東西。我覺得自己有這種責任和義務把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和MBA們分享,而且自己也多次登上過國內外商學院的講臺,覺得自己比較適合這個選擇。

新京報:你的新書名爲《金領》,那麼你覺得對於一個“金領”來講,家庭應該在職業生涯中佔據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衛哲:“金領”的生活狀態也應該是平衡的,就我看來,與其說家庭在職業生涯中所處的地位,不如說職業生涯在家庭中所處的地位。家庭應該高於職業生涯,這是我的一個基調。(譚德波、王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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