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貧富差距調查報告:一牆之隔兩重天

最新一期《半月談》刊載《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來了。但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羣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社區圍牆區分貧富的“楚河漢界”

同爲上海市的中心城區,靜安、盧灣、徐匯、黃浦是繁華商業區和高檔住宅區,而閘北、普陀、楊浦則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記者在當地調查時,連月均收入只有XX來元的司機都說:“閘北、楊浦,那是窮鬼住的地方!”

閘北區是上海市的“邊緣區”,這裏有大批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在連片的“棚戶區”裏聚集了各種低收入者,如從邊疆回來的知青、外來打工者等,他們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據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閘北區申領低保的人口占全區戶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業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這裏的“低保邊緣戶”是現有低保人口總數的三倍之多。

“工人新村” 無奈的歷史輪迴

位於上海閘北區天目中路749號的蕃瓜弄社區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上海的貧民窟,矮小的“滾地籠”擠滿了大批無家可歸的窮苦人。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改造,成爲產業工人的聚居區,面貌煥然一新。蕃瓜弄的變遷當時還作爲典型寫進了上海的國小教科書。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變成了低收入人羣聚居區。蕃瓜弄社區目前居住了1680戶居民,低保戶有178戶,佔比超過10%。蕃瓜弄社區幹部告訴記者,社區 1964年建成,上世紀80年代能住到這裏的產業工人,大都是敲鑼打鼓來的。因爲當時能在這個小區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廠子裏的“五好工人”。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工人下崗越來越多,大批產業工人成爲低收入人羣。

社區居民李存榮今年53歲,是上海市鐵路局的一名機車維修工,一家三口在 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XX年。記者看到,包括李存榮在內的三戶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裏,共用廚房和衛生間。李存榮說,這個小區所有的樓房都是這個樣子,雜亂、擁擠、骯髒,而且水費、煤氣費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儘管現在居住條件艱苦,但是回憶起當初分房時,李存榮還是很驕傲的。他說,這個房子是因爲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廠裏表現好,於1996年時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紀芬原來工作的企業XX年關門,幾百個工人全部下崗,她也只能回家。現在,在上海電機學院上大二的女兒一年僅學費就要1萬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榮一個月約XX元的工資緊緊巴巴地過日子。 “像我這樣的家庭在這片社區裏還屬於中等。”李存榮說,“幸好我們夫妻倆現在身體還好,沒有什麼病,鄰居家裏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難了。”

李存榮隔壁家是低保戶潘文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沒有勞動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兒子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學費全靠貸款。爲了維持生活,孩子平時在學校圖書館打工,後來到一家“不夜城”接電話,一小時工資10元,一天要幹4個小時。

“原國有企業產業工人多的地方,貧困羣體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幹部告訴記者。如上海楊浦區,當年產業工人50萬,占上海全市18個區縣的1/10。目前,該區拿低保的人口有3.4萬人,也佔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XX年初,上海市將低保標準從400元調整到425元后,雖然只提高25元錢,但僅僅一個楊浦區“低保戶”就驟增XX多人!

高房價下的居無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樓盤,開盤就搶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東新區開盤的星河灣小區,周邊樓價每平方米2萬元,它賣到5萬元,總共322套房,一天之內賣260套,總銷售額超過40億元,業內人士稱這種情況在世界房地產市場都罕見。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戶區和老舊社區的人們,卻是連棚屋和老舊房的產權都沒有的無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區,記者發現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戶人家在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居住條件非常簡陋。這些房子屬於承租公房,居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一個月交四五十塊錢的房租。

李存榮說:“對我來說,買房就別提了,我們即使賣血,也買不起兩萬塊錢一平米的房子!”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不少困難戶情願住在十分簡陋的住房裏,也不願被拆遷。和病殘兒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園”(棚戶區)的李繼梅聽說現在她所住的小區要拆遷,十分心焦。“這裏要是拆遷了,我和孩子就沒有地方住了。現在儘管房子差,可換個地方,房租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不僅如此,由於住房商品化過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羣無房可住。在上海市楊浦區,很多街道已經出現流浪的人羣,每個街道少的四五個,多的十來個,居無定所的人羣已經給民政部門和公安部門造成很大的壓力。街道幹部表示,這些人平時經常來民政部門反映困難索要低保補貼。歲數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輕點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網吧、急診室、棋牌室、澡堂等,實在過不下去就偷盜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說,如果政府能給居無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個牀位,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

專家: 高“平均數”掩蓋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最近,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的調查揭示,從1988年至XX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羣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羣間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城鄉整體基尼係數達到0.465。而本刊記者調查中也發現,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普通民衆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不滿也日益強烈。

貧富分化被關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王二平告訴記者,過去6年他們在做社會問卷調查時,將“中國社會問題最嚴重的是什麼”這一問題列了19個備選項,在調查的5個省40個縣中,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纔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

長期從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說:“收入差距擴大累積的結果是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僅佔有財產總額的一半。”

各行業收入苦樂不均的現狀也越來越突出了。楊宜勇說:“中國納稅百強”幾乎年年是石油、菸草、鋼鐵、電信、電力、金融等具有國有壟斷性質企業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電力、鋼鐵、交通、汽車等企業總能出現在滬深兩市業績增長排行榜的前列,這都反映出壟斷行業的收入在持續快速增長。

民衆不滿“被平均”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佈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同比增速超過經濟增長,這一數字一公佈,引起公衆譁然,很多網友質疑自己工資“被增長”。而專家的調查也顯示,高“平均數”背後掩蓋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具體到一個地方或一個企業,高平均數也極大地掩蓋了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劉稚南說,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爲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於平均數。國家統計局青島調查隊副隊長紀中銳告訴記者,青島市去年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爲20646元,低於平均數以下的城鎮居民佔到總數的 65%。

擁有1.5萬名正式職工、9500名農民工的青島港集團是一個效益良好、職工收入高的優秀國有企業,去年該集團人均年收入7萬多元,是青島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記者發現,這個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絕對額近XX年多來是年年上漲,但在整個企業中的收入地位卻不斷下降。與管理層的平均工資相比,工人的相對工資水平從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XX年內青島港管理層的工資增了五倍,而一線的工人僅僅翻了一番,儘管工人的絕對工資水平並不低,但是與管理層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在著名企業海爾公司,其普通員工工資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層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萬元～20萬元,甚至更高。

該對貧富分化說“不”了

記者調查中採訪到的多位社會問題專家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羣衆生活水平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種被剝奪感。

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顧駿說,如今出現的很多民生問題,從根本上來說並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比如說,上海市的退休工資比在崗的最低工資標準960元還高。他指出,社會不怕貧富差距,就怕個人沒有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認爲,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羣衆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增加,因爲生活中的壓力不斷增加。而這種不安全感又表現爲多個等級:第一,生計困難;第二,就業壓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第四,對社會公平有看法。

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研究員認爲,“仇富心理”的提法實際上是不對的。所謂的仇富,只是對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進行權錢交易的羣體的不滿,而不是籠統地對所有富人的不滿。

著名學者薛涌在其多篇專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市場經濟,對正當渠道獲取的財富相當尊重。沒有人仇恨姚明,沒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 “仇富”的說法,是因爲許多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他指出,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美國作爲一個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實比中國還要低得多。而目前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正在傷害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