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入世週年投資環境變化調查

對於一年來中國執行入世承諾的情況，世貿組織官員、各國政府、專家學者、新聞媒體有着各自不同的視角、觀點和解釋。然而，對這一年間中國投資環境的變化有着最直接體驗和感受的，卻是中國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企業，因此，有關“如何全面、公正地評估中國在入世週年執行入世承諾”的命題，來自企業界的聲音也許纔是最直接的一種評價尺度。 爲探知企業界對入世週年中國投資環境變化的感受，《財經》雜誌進行了中國入世週年投資環境變化調查。 調查對象總體界定爲在中國開展業務的XX年度“《財富》500強”公司和排名前500位的大型中資企業(選自XX年10月由國家統計局編撰、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XX年中國大企業集團》一書，所選範圍爲XX年度營業收入和資產總額均在5億元以上的1500家企業中的前500名)。 ------------------------------------------------------------------ 調查主要發現 一、多數企業對入世承諾的執行情況基本滿意 二、行業保護和地方保護是履行入世承諾的最大阻力 三、企業認爲中國政府在入世後最顯著的改進是政策修訂 四、改善司法環境、提高工作效率等是企業對政府的最大期待 五、XX年，在華業務實現快速增長的外資企業百分之百表示這一變化與中國入世有關 六、多數企業對未來兩年履約持樂觀態度 ------------------------------------------------------------------ 入世元年投資環境變化較預期溫和 如果要在“入世一年間投資環境變化”這門“功課”上給中國打分的話，絕大多數企業給出了一個平庸的分數——入世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造成的影響實在是要比媒體所描繪的那種“洪水猛獸”般的圖景平淡了很多。 43％的受訪者選擇用“一般”這樣的詞來評價入世一年間中國在投資和商務環境上的變化，41％的受訪者則表示中國表現出了“較大的變化”。選擇“變化很大”和“基本上沒有變化”的經理人加起來只佔總樣本的9.7％，選擇“有較少變化”的人也只有5.4％。如果用5分制來解釋上述選項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高達84％的經理人只給了3分或4分。這說明，入世一年間，中國的投資和商務環境確實產生了變化，但變化的程度遠不像人們預料的那樣劇烈。 在對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進行交叉變量分析後，我們看到，對於上述問題的看法，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存在着些許不同。在中資企業中，中選率最高的一項評價是“變化比較大”，達49.2％，而選擇這一評價的外資企業只有28.1％，兩者比例相差21.1個百分點；反過來，在外資企業中，中選率最高的一項評價則是“一般”，比例高達56.3％，整整比中資企業的36.1％高出了20.2個百分點。據此我們可以得知，中資企業較外資企業更多地感受到了入世所帶來的變化，這表明，從“應對入世”的角度上講，中國企業的敏感程度要高於外資企業。 履行入世承諾：一個複雜的話題 對執行入世承諾的努力基本滿意 遵守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原則，逐步開放服務貿易，降低關稅，逐步減少和取消對進口產品的非關稅措施，廢除或更改與世貿組織原則相牴觸的法律、法規，改革現有管理體制，實施統一、透明的經濟政策等等，都是中國在入世前對世貿組織成員所作出的承諾。一年間，中國在執行入世承諾的問題上表現如何呢？ 73.1％和4.3％的被訪者表示，“基本滿意”和“相當滿意”中國在執行入世承諾上的努力，17.2％表示“不怎麼滿意”，約有5.4％的被訪者沒有對此發表意見，在103份有效問卷中，沒有出現對中國執行入世承諾的努力表示“非常不滿意”的情況。 大多數（65.6％）的被訪者表示，中國在執行入世承諾上的表現與預期相差不大。有兩成以上的被訪者表示，執行入世承諾的力度比自己預期的要大，僅有11.8％的被訪者表示，中國在這一問題上做得“不如預期的好”。在這個問題上，中外企業的態度比較接近，大多數企業（70％的中資企業和61.3％的外資企業）均認爲執行情況與預期相差不大，但認爲現實好於預期的外資企業（25.8％）要多於中資企業（18.3％）。相比中資企業，一些外資公司在事前更傾向於低估中國在入世後的作爲。 雖然在執行入世承諾的路途上坎坷居多，但各大中外企業還是充分肯定了中國所做的努力，執行力度也與企業的預期基本吻合。 立法走向透明，壟斷依舊嚴重 有關執行入世承諾的具體方面，調查要求被訪者就“執行得最好的前三項”和“執行得最不好的前三項”進行排序，通過對入選“最好”的前三項和“最差”的前三項分別進行賦值（執行得最好的前三項分別爲3,2，1，最不好的前三項分別爲－3，－2，－1），經過加權統計分析後得到最後的結果。 入選“最好三項”的是“加強立法透明度”、“開展入世教育，提供入世諮詢服務”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中國政府曾在入世時鄭重承諾：在官方刊物或政府網站上公佈所有涉外經貿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未經公佈的法律不執行；政府在實施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之前提供草案，並提供一段可向有關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的合理時間等等。在入世的頭一年裏，中國在這些方面有相當明顯的改進，得到了中外企業的充分肯定，無論是中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均爲“加強立法透明度”這一選項打出了最高分。 入選“最差三項”的分別是“消除行業壟斷，擴大直接投資權限”、“消除歧視政策，減少非關稅壁壘”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看來，這些在入世前後被大家普遍關注的難點問題，在入世的第一年裏依舊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有關行業壟斷的問題，中外企業態度接近，在多數企業眼裏

，能源、金融、保險、電信、郵政等行業的壟斷格局仍在維持現狀，外資企業想要在這些領域大所作爲仍舊是一件遙遠的事情。總而言之，變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出現。 “提高政府效率”和“保護知識產權”：中外企業的分歧焦點 從中可以看到中外企業對“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評價呈現出顯著差異，中企與外企在這兩項上的評分差額分別達到了17.5和14.5。 入世一年間，外資企業明顯感受到了中國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變化，而在中資企業眼裏，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如既往，變化不大。之所以出現這樣大的差異，主要原因恐怕是因爲中國政府在工作效率上的改觀更多地體現在那些與對外經貿合作相關的部門和領域，在針對國內企業進行管理時，政府的工作作風卻並沒有因爲入世而產生太多的變化。 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外資企業的評分當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緊隨“消除行業壟斷，擴大直接投資權限”之後，入選“最差三項”之列，積－15分，而多數中資企業卻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近乎中立的評價：－0.5分，中外企業在這一問題上的明顯差異反映出兩者在商業利益和文化背景上的衝突和對立。可以預計，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在未來的幾年間仍將是中國和wto成員之間發生摩擦的一根“導火索”。 行業保護和地方保護是最大阻力 執行入世承諾的阻力來自何處？這是一個衆說紛紜的話題。通過對中外企業意願的探查，本次調查發現，行業和地方保護主義是執行入世承諾的最大阻力。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對五種阻礙執行入世承諾的原因的評價，評價指數最高，也就是企業最贊同的一種說法是“行業和地方保護主義的阻礙”（評價指數4.127），其次是“司法體系不健全、不穩定”（評價指數4.065）。 如果說中國在履行入世承諾時確有某種程度的執行不力的話，其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爲“具體執行的能力及人才有限”，而是確確實實受到了某些利益集團的主觀阻撓。當然，司法體系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也是影響執行入世承諾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執行入世承諾的過程中，既有司法體制已經顯露出明顯缺陷。 政府入世前路尚長 政府職能轉變未達“基本滿意” “中國入世實際上是政府入世”。入世一年間，中國政府在遵守世貿規則，轉變工作職能上的變化也成爲各方評價中國入世表現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一個原本生活在計劃經濟或不規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政府是否開始了從“指令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進程中呢？企業們根據自己的親身感受給出了評判。 從中可以看到，超過半數的企業“基本滿意”中國政府在這一年裏的表現。如果我們把“相當滿意”、“基本滿意”、“說不清”、“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這五個態度等級用5分制的方式逐一賦值：5、4、3、2、1，經過綜合的加權分析，中國政府最終得到了3.3分的成績。按照賦值標準來解釋，中國政府在轉變工作職能上還沒能夠讓企業“基本滿意”（4分）。 3.3算不上一個優秀的分數，這說明在轉變工作職能的問題上，中國政府的努力並沒有得到突出的成效。正如有的媒體所言，想要實現從指令型向服務型的轉變，實現從長官意志向科學決策的轉變，實現從政企不分向政企分開的轉變，實現從地方特殊政策向全國統一政策的轉變等等，不但需要一定的時間，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想畢其功於一役不太現實。 政策修訂效果顯著具體執行未見起色 入世一年間，中國政府在諸多方面展開了應對入世的工作。據統計，爲了履行入世承諾，中國政府近30個部門共清理相關法律文件約2300件，其中廢止了830件，重新修訂了325件，以求適應於wto的規則。本次調查發現，企業對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給予了相當大的肯定，近一半企業認爲中國政府在修改法律文本方面做出了顯著改進。對此，微軟(中國)公司總裁唐峻感觸頗深，他說：“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佈和落實正在逐步改善中國軟件企業的艱難處境，也在國際範圍內樹立起了中國政府、企業和人民的誠信形象。” 調查發現，在建立獨立公正的司法審查體制方面，政府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企業的意見表明，政府並未能在入世後革除司法體制的既有弊端，立法不明，執法不一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於日常的商務活動之中。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職權劃分不明，同一種政策在不同的地區和行業不能得到統一執行的問題也沒能在入世後得到比較大的改善。 看來，中國政府在執行入世承諾方面的努力多數還只是停留在政策面上，有關具體執行的司法和體制保障尚不健全。中國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諾上的決心和勇氣有目共睹，但這種決心和勇氣卻受到了來自操作層面的掣肘。突破這一限制需要中國社會更深層次的變革，估計在幾年後，入世才能對中國政府形成真正的壓力和挑戰。 提高行政效率是未來寄望重點 在未來兩年內，企業迫切要求政府着重改進的，並不是涉及具體商務活動的領域，而是那些與制度環境緊密相關的問題，如完善司法體制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都不約而同地把“改善司法環境，提高立法、執法及監管的透明度”和“實施政府機構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兩個選項放在了首位，其次纔是涉及到進一步開放市場，擴大投資機會的選項。 雖然中國政府在入世後重新修訂了上千條涉及若幹部門的法律法規，並在相應的政府部門設立了與入世事務和外貿相關的專門機構，對實施入世規則的情況進行監控，但上述改革遠不能滿足企業的要求，建設良好的司法體系和一個高效、公平、民主的政府，纔是中國改善投資環境最核心的內容。 此外，中資企業還迫切希望在相關法律的制定時能有發言的渠道，希望政府加強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夠對決策產生影響，希望政府能夠以一個服務者而

不是指導者的身份來管理經濟活動。入世後，政府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也許更多地來自國內而不是國外。 入世對企業的影響 入世：中企的壓力 外企的機會 入世一年對企業所帶來的直接影響，可以從企業的經營狀況變化中找到些許相關信息。 可以看出，XX年間，中資企業的業務較外資企業發展得更爲迅猛，這也許與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逆勢增長不無關係，相比外資企業，中資企業較少地受到了來自全球經濟大環境的影響。通過對“中外企業經營狀況變化情況”與“入世相關度”這兩個變量的進一步交叉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入世給外資企業帶來了更多的實惠。 從外資企業的樣本中得到的信息是，XX年在華業務實現快速增長的外企100％表示這一變化與中國入世有關。康明斯東亞地區國際分銷市場總經理蘇武源認爲：“中國入世爲外資公司提供了更好的發展機遇，外資企業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實現緩慢長的企業中，63.6％的企業表示這一變化與中國入世有關。而在那些業務有所下降的外企中，僅有25％的企業表示與中國入世有關，高達75％的企業表示在華業務的縮減與中國入世沒有關係。這一發現在某種程度上說明，XX年一批外資保險公司和銀行撤出中國市場，主要是與全球經濟狀況以及各自母公司的經營狀況有關，並非因爲對中國市場失去信心。 相對而言，中資企業卻表現出另外一種情況。在業務快速增長的企業樣本中，數據顯示業務上的增長與中國入世並沒有直接的相關性。各有一半的企業表示這種變化與入世有關或者無關。而在業務維持現狀不變的企業樣本中，入世的影響就顯得十分明顯。約有71.4％的企業表示，業務的停滯不前與中國入世有關。在業務下降的企業中，有40％表示這種變化受到了入世的影響。 XX年，中資企業的經營狀況更多地受到了中國入世的負面影響，而外資企業卻因爲入世而獲得了更多的盈利機會。從未來一年外資企業發展在華業務的計劃中也能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應對”和“進攻”：不同的主題詞 入世一年來,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從中獲益不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兩者扮演着兩種不同角色：中資企業傾向於“應對”，而外資企業則更熱衷於“進攻”。 通過對中選率最高的前五項進行分析比較，我們發現，入世給中資企業帶來的機遇主要表現爲促進國內企業更快地瞭解國際市場，獲得更豐富的資金和更先進的管理、研發經驗;提高中資企業在國際國內市場的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入世第一年對於中資企業來講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學習年”。對外資企業來講，中國入世以來投資環境的逐步改善，有助於它們進入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贏取更豐厚的利潤。 統計表明，入世頭一年，中國的出口和引資增長強勁。XX年的前8個月，中國出口XX億美元，同比增長17.5％；貿易順差179億美元，同比增長59.2％；實際吸收外資344億美元，同比增長25.5％。事實證明，中國入世讓企業實現了“走出去，引進來”的雙向繁榮。 面對入世，中資企業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圖十五顯示了中外企業在中國入世第一年裏所面臨的主要壓力和消極影響。中資企業感受到的最大壓力是“企業競爭力有限”和“外企衝擊，競爭加劇”。另外兩項“無法享受平等的商業機會”和“人力資源流失嚴重”也或多或少與外企的衝擊有關。排在後面的兩項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和“地方保護主義”等與國內投資環境有關的問題。對於中國企業所面臨的壓力，聯想集團總裁楊元慶認爲：“總的來講，中國入世後，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管理”，這一弊端在那些規模小、成本高、技術水平相對落後的企業中已經充分暴露出來。 與之相反，外資企業的壓力卻主要來自中國的投資環境。“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市場準入度低”以及“司法體制不健全”等問題阻礙着外資企業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相比中資企業，外資企業更渴望打破既有的壟斷格局，獲取更多的商業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對中資企業最不構成壓力的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在中資樣本中，無一例選擇該項，而在外資樣本中，該選項卻是位居第四的負面影響。同樣，對外資企業最不構成壓力的一項“人力資源流失嚴重”(中選率3.13％)卻是中資樣本中位列第三的主要壓力(31.15％)。這一統計數據的巨大差異，顯示出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所面臨着的兩種不同境遇：同一種因素在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產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影響，這說明，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很多方面還存在着較大的利益衝突。入世第一年，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相互角力的一年。 共同的擔憂：政策不穩定、保護主義盛行和行業壟斷 在談到未來一年企業最擔心的問題時，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態度卻呈現出驚人的一致。在中資樣本和外資樣本中，中選率居前三位的均爲“政策不穩定”、“保護主義盛行”和“行業壟斷加劇”，而且這三項的排序和中選比例也非常接近。中外企業同時對此有着相當程度的疑慮和不安，說明上述三項正是中國投資環境的軟肋。此數據也說明，中國政府在入世後的一年裏，並沒能在上述問題上給企業一個明朗的態度；可以預見，未來幾年內這三個方面將存在着不小的變數。 對未來兩年的樂觀與觀望 大多數中外企業對中國在未來兩三年間履行入世承諾保持樂觀。從圖十七可見，31％的企業表示，中國在履行入世承諾的問題上將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和進步，55％的企業表示“將有現有基礎上取得些許進展”。當然也有一成的企業對此持觀望態度，認爲“不會有太大改觀”。也許，大規模的政策調整和機構重組在入世三年後纔會到來，未來兩三年仍然只是一個過渡性時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駛入世界經濟軌道的車輪已然啓動，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已不可逆轉。 調查說明 &

nbsp;本調查歷時一個月，向800多家知名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發放了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3份，回收率爲13％。成功回收的103份有效問卷成爲本次調查最終進行實際統計分析的樣本。經過對有關樣本數據所作的效度檢驗表明，本項調查所獲數據在95％的置信水平下用於推斷總體時的最大誤差小於±3％，即本次調查對樣本的分析結論基本上可以代表調查總體的意見。 在本次調查的有效樣本中，73.1％的被訪者屬於ceo、副總裁、區域經理、部門經理以及高級研發等管理人員。中資公司中有8.2％的被訪者爲董事長或ceo，而外資公司的這一比例則達到了21.9％。這樣的樣本結構對於評價中國入世一週年的變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被訪企業的行業分屬食品飲料、紡織、日化、製造、機械、商業、能源、石化、外貿、電信、銀行、保險、證券、汽車、計算機、通訊設備、家用電器、航空、媒體出版等二十多個行業，樣本幾乎涵蓋了所有與入世相關的行業。 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樣本構成比例達到了6：4，所有分析數據均以中選百分比爲基礎進行比較，實現了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均衡分析。在本次調查的有效樣本中，分別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士、西班牙、愛爾蘭、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十幾個國家的企業，實現了對國別的均衡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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