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獻學讀書筆記
“楚辭”是戰國時代以屈原爲代表的楚國人創作的詩歌，它是《詩經》三百篇以後的一種新詩體。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爲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第一節 楚辭的名稱和來源
“楚辭”這一句詞不知起於何時。《史記》在張湯的傳中已經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漢初就有的。至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爲《楚辭》，從此以後，“楚辭”就成爲一部總集的名稱。
漢代一般稱“楚辭”爲賦，這是不十分恰當的。“楚辭”和漢賦，體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詩歌，後者是押韻的散文，它們的句法形式、結構組織、押韻規律都是兩種不同的範疇。再從音樂的關係上看，雖然都是不歌而誦，但漢賦同音樂的距離比“楚辭”更遠些。所以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列傳》)可見辭與賦本來是有區別的。由於漢賦是直接受“楚辭”的影響發展起來的文體，在習慣上漢代人多以辭賦並稱，把屈、宋之辭與牧乘、司馬相如的賦等同起來。於是辭與賦的概念混淆了，從此以後，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辭都稱之爲賦了。其實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文體，不應混爲一談。至於後人以《離騷》代表《楚辭》而稱之爲“騷”，如《文心雕龍》有《辨騷》篇，《文選》有“騷”類等。這和後人稱《詩經》爲“風”一樣，雖然名實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辭和漢賦兩種文體區別開來。
“楚辭”的產生有其複雜的因素，決不是偶然的。春秋以來，楚國在長期獨立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楚國地方文化。宗教、藝術、風俗、習慣等都有自己的特點。與此同時，楚國又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吸收了中原文化，也發展了它固有的文化。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傳統就是“楚辭”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遠在周初，江漢汝水間的民歌如《詩經》中的《漢廣》、《江有汜》等篇都產生在楚國境內。其他文獻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國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見《說苑》中《至公》、《正諫》、《善說》三篇。)等都是楚國較早的民間文學，有的歌詞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個語助詞，如“兮”、“思”之類。後來便成爲《楚辭》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還是楚國民間的巫歌。楚國巫風盛行，民間祭祀之時，必使巫覡“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楚辭》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當時楚國各地包括沅湘一帶的民間祭神的歌曲，祭壇上女巫裝扮諸神，衣服鮮麗，佩飾莊嚴，配合音樂的節奏載歌載舞，很像戲劇場面。這就是那時巫風的具體表現。這種原始宗教的巫風對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響。《離騷》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陽下招，以及《楚辭》中凡詩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貴品德的象徵，如高冠長佩，荷衣蕙纕，乃至豐富的神話故事的運用等，都是最好的說明。所以《呂氏春秋?侈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楚辭”就是這種帶有巫音色彩的詩歌。
還有楚國的地方音樂對“楚辭”也有一定的影響。春秋時，樂歌已有“南風”、“北風”之稱。鍾儀在晉鼓琴而“操南音”，被譽爲“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見襄公十八年《左傳》。鍾儀事見成公九年《左傳》)。從此以後，楚歌、楚聲和楚舞一直爲楚人所喜愛，見於文獻記載者不少。這是很自然的。戰國時楚國地方音樂極爲發達，其歌曲如《涉江》、《採菱》、《勞商》、《薤露》、《陽春》、《白雪》等，“楚辭”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辭”雖非樂章，未必可歌(《九歌》經屈原改寫後，是否用原來樂調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許多詩篇中都有“亂”辭，有的還有“倡”和“少歌”，這些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楚辭》中保存這些樂曲的形式，就說明它同音樂的關係非常接近。當然由於作者是楚人，他們所接受的音樂的影響也多半是屬於楚國地方的。同時，與此有關而影響於“楚辭”的那就是楚國的方言。楚國的方言有特殊的意義，也有特殊的音調。《楚辭》中的方言極多，如“扈”、“汩”、“憑”、“羌“、“侘傺”、“嬋媛”之類，參考古注及其他文獻還可以理解。至於當時音調的讀者早已失傳。漢宣帝時，九江(今安徽壽縣，楚最後國都)被公能誦讀《楚辭》，至隋代，還有釋道騫也善讀《楚辭》，“能爲楚聲，音韻清切”(《漢書?王褒傳》及《隋書?經籍志》)。後來唐人還繼承他的讀法。可見懂得《楚辭》中楚聲的人隋唐間還有。不過這對《楚辭》的影響是次要的，主要還是民間文學和地方音樂的關係。
總之，楚國本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後來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響，二者融合爲一，匯爲文化的巨流，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學藝術的素材，爲文學創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條件。就在這個優越的文化基礎上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產生了《楚辭》這樣光輝燦爛、千古不朽的詩篇。
第二節 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約前340-前277)，名平，是楚國一個沒落的貴族。“博聞強記”，熟悉政治情況，善於外交辭令。爲楚懷王左徒，對內同楚王商議國事，發佈命令;對外接待賓客，應對諸侯。懷王起初很信任他。但那時楚國內外都有尖銳的鬥爭：在內政上保守派與改革派的鬥爭，也表現爲外交上親秦與親齊兩派的鬥爭。前者以懷王稚子子蘭等楚國的貴族集團爲代表，後者以屈原爲代表。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正在起草之際，上官大夫爲了探聽憲令內容，就想奪過去看，屈原不與，上官大夫反誣衊屈原泄漏機密，恃才矜功。懷王不察，遂疏屈原。秦惠王見有隙可乘，就派張儀至楚，進行陰謀詭計。張儀許懷王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交。懷王既絕齊，又不得地，大怒，發兵攻秦，先後皆大敗，喪師失地。齊既不來救，韓魏復出兵攻楚，懷王不得已，乃使屈原使齊，恢復邦交。局勢暫時穩定下來。詩人洞察形勢，認爲非聯齊不能抗秦。在政治上與腐朽的舊貴族集團相對立，堅決同他們作鬥爭。而懷王昏庸懦怯，爲羣小所包圍，終於走親秦道路，放逐了屈原。這時楚國內政腐敗，外交失策，又連年爲秦所戰敗，懷王遂再度受欺，入秦而不返。頃襄王繼位，以弟子蘭爲令尹，對秦完全採取妥協投降政策。詩人痛恨子蘭勸懷王入秦，子蘭復譖毀屈原，襄王怒而遷之於江南。詩人在長期流放中憂心國事，沒有一刻忘了回去。他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篇，抒發憂憤的感情，並揭露、指斥羣小違法亂紀、壅君誤國之罪，乃自投汨羅江而死。
詩人有高貴的品質和幹練的才能。他生活在社會變革、階級鬥爭複雜激烈的時代，抱有進步的政治思想，十分自負地想爲楚王做一個統治上的帶路人。他的政治理想是要使祖國獨立富強，以至統一長期分裂的中國，達到所謂唐虞三代之治。其具體主張不外舉賢授能和修明法度。詩人在他的詩篇中都曾一再鄭重地表明，而且稱之爲“美政”。但這些並不是空話，詩人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在任左徒時實踐了自己的主張。比如《離騷》說：“餘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可見屈原爲了治理國事，確實培養了一批人材，希望將來有用。當他奉命草擬憲令，而反對派的舊貴族就千方百計來破壞它。只這兩件事就足以說明詩人所謂“美政”的基本內容和它的中心思想。而這種思想的本質是反對貴族的傳統特權，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的，所以在國內必然會引起鬥爭。
詩人一生爲了祖國，爲了實現政治理想，不惜奔走先後，企圖“及前王之踵武”。當他看見“黨人”把祖國引上“幽昧”、“險隘”的道路，就大聲疾呼地說：“豈餘身之殫殃兮?恐皇輿之幾績。”當他一再受到羣小的排擠和迫害時，就奮不顧身地同他們鬥爭到底，九死不悔。詩人一生的歷史就是同舊貴族腐朽勢力作鬥爭的歷史。他的悲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傾瀉了深沉的愛國的思想感情，成爲千古傳誦的傑作。
屈原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是二十五篇，這可能是劉向校定的篇數。它的具體篇目，據王逸《楚辭章句》爲《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二十五篇。《大招》的作者，王逸疑不能明。《招魂》一篇司馬遷認爲屈原所作，而王逸卻定爲宋玉。可見屈原的作品漢代人的看法已不一致。至於後人爲了加入《招魂》、《大招》等篇，而把《九歌》任意刪並，以求合於二十五篇之數，那是極不妥當的。
關於屈原作品中的真僞問題，後人紛紛討論，各執一說。現在看來，《大招》一篇顯然是模仿《招魂》寫的，而詞采遠遠不及，可以肯定不是屈原所作。《漁父》一篇司馬遷在屈原傳中本是作爲一個有關屈原的故事來敘述，並不把它看作屈原的作品。所以王逸說：“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這個推測是有道理的。因此《漁父》不應算在屈原作品二十五篇之內也是可以肯定的。至於《遠遊》、《卜居》以及《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風》等篇，也有人認爲後人所依託，但缺乏充分根據。由於年代久遠，後人對於作品的理解不同，看法不同，衆說分歧是不足怪的。
第三節 離騷
《離騷》(《離騷》篇名的意義，司馬遷引淮南王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解爲遭憂，王逸解爲別愁，二說雖不同，但都可以講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義傑作。
詩人寫作《離騷》時已經度過了大半生。他爲了實現政治理想，不斷遭到腐朽的貴族集團的排擠和打擊，這時已經再被放逐，到了救國無路的地步;而楚國也由一個頗有希望的國家，被弄到了瀕臨危亡的絕境。詩人瞻前顧後，感慨萬分，他把堅持奮鬥而不能實現愛國理想的沉痛感情，溶成了這篇激動人心的詩歌。
《離騷》對詩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現。在七雄紛爭、各國存亡處於緊要關頭的戰國時代，詩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國推上富強的道路，甚至由它來統一中國。他列舉歷史上興國的聖君和亂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堯舜爲榜樣，以“捷徑窘步”的桀紂爲戒鑑，把楚國建設成爲強大的國家。不僅如此。處於當時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的大變革時期，詩人爲了真正達到這一目的，還突破了貴族階級的侷限，反映了新興階級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張：“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所謂“舉賢而授能”，即不分貴賤選用賢能來治理國家;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即修明法度，嚴格按法度辦事。這是與維護貴族特權的世襲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則針鋒相對的。可以說，祖國的富強是詩人理想的目標，進行政治革新則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他的愛國主義精神是與追求進步政治的精神緊緊結合在一起的。這既說明了詩人思想的進步性，也說明了他的愛國理想的深刻性與人民性。
《離騷》的基本內容就是表現詩人對實現這一崇高理想的熱烈追求和不懈的鬥爭。全詩可分爲前後兩部分。從篇首到“豈餘心之可懲”爲前一部分;從“婦嬃之嬋媛兮”到篇末爲後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詩人對已往歷史的回溯。他敘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輔助楚王進行政治改革的鬥爭。詩人從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鍛鍊品質和才能，並決心把這一切獻給祖國的富強事業。他對楚王說：“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聘兮，來吾導夫先路!”但是詩人這一熱愛祖國和人民的願望，卻因爲觸犯了貴族集團的利益，招來了重重的迫害和打擊。貴族羣小向他圍攻，極盡誣衊誹謗之能事;楚王聽信讒言，不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爲實現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變質了。當詩人回顧到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壞，祖國的命運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滿腔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動勢力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痛斥貴族羣小“競進以貪婪”，“興心而嫉妒”，“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指出他們蠅營狗苟，把祖國引向危亡的絕境：“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他還大膽地指責楚王反覆無常：“初既與餘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餘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對人才的變質，詩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嘆;“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但是詩人並沒有被這種沉重的感情壓倒，也決不向反動勢力屈服，他寧肯承擔迫害，也不變志從俗：“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爲此態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確，要永遠堅持自己的道路，忠於理想：“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
《離騷》後一部分是描寫詩人對未來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詩人被腐朽的貴族集團排斥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悶傍徨地面對着未來，究竟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呢?首先，女嬃勸他不要“博謇好脩”，應該明哲保身。但詩人通過向重華陳辭，分析了往古興亡的歷史，證明了自己態度的正確，否定了這種消極逃避的道路。於是，追求實現理想的強烈願望，使他升騰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閽，閽者卻閉門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終無所遇。這天下實際是人間的象徵，說明再度爭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詩人去找靈氛占卜，巫咸降神，請他們指示出路。靈氛勸他去國遠遊，另尋施展抱負的處所，巫咸則勸他暫留楚國，等待時機。詩人感到時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國也不會有什麼希望，於是決心出走。但是這一行動又與他的愛國感情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正當他升騰遠逝的時候，卻看見了祖國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伕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終於留下來了。詩人通過這一系列虛構的境界，否定了他與愛國感情和實現理想的願望背道而馳的各種道路，最後決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是詩人當時所可能選擇的一條道路，以死來堅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現實的道路。
《離騷》通過詩人一生不懈的鬥爭和身殉理想的堅貞行動，表現了詩人爲崇高理想而獻身祖國的戰鬥精神;表現了與祖國同休慼、共存亡的深摯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表現了他的熱愛進步、憎惡黑暗的光輝峻潔的人格。同時通過詩人戰鬥的歷程和悲劇的結局，反映了楚國政治舞臺上進步與反動兩種勢力的尖銳鬥爭，暴露了楚國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動勢力的囂張拔扈。它雖是一首抒情詩，卻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現實內容;它雖是一首浪漫主義作品，卻具有深刻的現實性。不愧
爲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詩篇。
《離騷》在藝術上也有極高的造詣和獨特的風格。
《離騷》是一篇具有深刻現實性的積極浪漫主義作品。它發展了我國古代人民口頭創作——神話的浪漫主義，成爲我國文學浪漫主義的直接源頭。《離騷》塑造了一個純潔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於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潔，感情的強烈，這個形象就遠遠地超出於流俗和現實之上。《離騷》又自始至終貫串着詩人以理想改造現實的頑強鬥爭精神，當殘酷的現實終於使理想破滅時，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堅決意志。這些都表現了《離騷》這首長詩的浪漫主義的精神實質。同時，《離騷》又大量地採用了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這突出地表現在詩人馳騁想象，糅合神話傳說、歷史人物和自然形象編織幻想的境界。如關於神遊一段的描寫，詩人朝發蒼悟，夕至縣圃，他以望舒、飛廉、鸞皇、鳳鳥、飄風、雲霓爲侍從儀仗，上叩天閽，下求佚女，想象豐富奇特，境界彷彿迷離，場面宏偉壯麗，有力地表現了詩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詩人也常常用誇張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徵。哪關於詩人品格的描寫：“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高餘冠之岌岌兮，長餘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詩人以花草冠佩象徵品德，已富有優美的想象，而這種集中的誇張的描寫，就把詩人的品格刻劃得異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義的特質。
《離騷》的另一藝術特色是比興手法的廣泛運用。它“依詩取興，引類比喻”，繼承了《詩經》的比興傳統，而又進一步發展了它。《詩經》的比興大都比較單純，用以起興和比喻的事物還是獨立存在的客體;《離騷》的比興卻與所表現的內容合而爲一，具有象徵的性質。如上述以香草象徵詩人的高潔便是。其次，《詩經》中的比興往往只是一首詩中的片斷，《離騷》則在長篇鉅製中以系統的一個接一個的比興表現了它的內容。如詩人自比爲女子，由此出發，他以男女關係比君臣關係;以衆女妒美比羣小嫉賢;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約以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駕車馬比治理國家，以規矩繩墨比國家法度等。比興手法的運用，使全詩顯得生動形象，豐富多采。
抒情詩一般篇幅短小，沒有故事情節。《離騷》不只篇幅宏偉，而且由於前一部分是在詩人大半生歷史發展的廣闊背景上展開抒情，後一部分又編造了女嬃勸告、陳辭重華、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神遊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節的成分。這種內容和結構上的特點，就是波瀾起伏，百轉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轉眼卻又出現一個新的境界。這樣就把詩人長期的鬥爭經歷和複雜的思想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離騷》的形式來自民間，但在詩人手中有了很大發展。他一面採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筆法，把詩句加長，構成巨篇，既有利於包納豐富的內容，又有力地表現了奔騰澎湃的感情。《離騷》基本上是四句爲一章，字數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錯落中見整齊，整齊中又富有變化的特點。《離騷》的語言十分精煉，並大量地吸收了楚國的方言，虛字也運用得十分靈活，又常以狀詞冠於句首，造句也頗有特點。此外，《離騷》除了詩人內心獨白外，還設爲主客問答，又有大段的鋪張描寫，繪聲繪色，對後來辭賦有很大影響。所有這些也都表現了《離騷》的藝術特點與成就。
第四節 屈原的其他作品
深刻的思想內容，純熟的藝術技巧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充分的表現。
《九章》是包括九篇詩歌的總題，主要是屈原兩次放逐中的經歷、處境和苦悶悲憤心情的反映，表現了詩人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羣小的無比痛恨。但這個總題名不是詩人所自定，而是後人輯錄時所加。朱熹所謂“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從《九章》各篇內容來看，這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九章》各篇的創作年代，大概以《惜誦》爲最早，它是作者被讒見疏以後所作。《抽思》是懷王時作者流放漢北所作，故詩中有“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之句。其餘七篇都是作者在頃襄王時被放於江南所作。其中《哀郢》爲頃襄王二十一年，郢都被秦攻破後作，詩人久放的痛苦和對祖國危亡的憂慮，在這首詩中得到異常深刻的反映。《涉江》中的地名和時令緊承《哀郢》而來，是詩人溯江北上，入於湖湘以後所作。《橘頌》中有“生南國兮”一語，疑亦是詩人在江南途中所作，表面上詠物，實際是詩人的自贊。《懷沙》、《惜往日》都是屈原自沉以前不久作的，後者是屈原的絕筆，是他最後一首述志詩。此外《思美人》、《悲回風》二篇作於何時不能確定，所可知者，前者大概是再放初春所作，後者則作於再放的某年秋間。
《九章》與《離騷》一樣，是詩人在同腐朽的貴族集團進行激烈的鬥爭中產生的。因此，它也同《離騷》一樣，深刻地表現了詩人強烈的愛國感情。在《抽思》中詩人寫道：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
詩人獨處“異域”的孤寂苦悶的心情和對郢都的懷念，是表現得如此深摯動人，我們似乎看到了詩人夏夜不寐，輾轉反側，魂夢縈繞故都的痛苦表情。詩人熱愛祖國的心情越到晚年就越強烈，當郢都被敵人攻破時，詩人在《哀郢》中回憶當年被迫離郢的情景，如雲“出國門而軫懷”，“望長楸而太息”，“顧龍門而不見”，“背夏浦而西思”，最後則“登大墳以遠望，聊以舒吾憂心”，真是一步一回首，一步一傷神。他在九年不復的放逐中，面對着殘破的祖國河山，內心的痛苦是無可名狀的。但詩人仍堅持返回故國的願望，所以在《哀郢》的“亂辭”中寫道：
曼餘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詩人時刻都沒有忘懷祖國，也時刻沒有忘懷人民，特別是在長期的流放中，實際是生活在人民中間的，在郢都破滅後，詩人事實上成爲難民羣中的一個。因此，他就更加深切地瞭解人民流離失所的苦難。詩人這種同情人民、拯救人民的心也就成爲他熱愛祖國，不肯遠離“故鄉”的動力。
詩人在《涉江》中還具體描寫了流放中的艱苦生活，但詩人並沒有灰心退縮，反而更加頑強，更加堅毅不屈。他鄭重宣言：“苟餘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由於艱苦生活的磨鍊，使他進一步地認識了“黨人”的腐朽醜惡的本質，因而對他們的鞭撻更加有力，對當時黑暗現實的揭露更加深刻：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餘之所臧。
——《懷沙》
《九章》的強烈的政治性，強烈的抒情意味與《離騷》基本一致。詩人眼看着祖國的命運就要被“黨人”斷送，他的心情就越發不能平靜。所以表現在《九章》中的感情有時比《離騷》還更激烈。但《九章》中幻想誇張的手法較少，主要是使用直接傾瀉和反覆吟詠的方法來表現其奔放的激情，因之它比《離騷》具有更強的現實性。如《哀郢》、《涉江》、《懷沙》等篇都是紀實之辭，作者放逐生活歷歷可見。《九章》的語言十分華美，富於表現力，很好地表達了詩人的強烈感情。形式上《九章》散而不亂，跌宕有致，語氣隨着詩人感情的起伏而變化，深深地吸引着讀者。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濃厚的抒情成分完美地結合，是《九章》的主要特色。
《天問》是我國文學史上一篇奇文。它是對自然、社會的現象和事物所發生的疑問，從中可見詩人思想的博大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作者在篇中所提出的一百七十多個關於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問題中，保存了不少的神話傳說和古史材料。《天問》基本上是四言詩，通篇全用詰問語氣，然參差錯落，靈活變化，並不覺得單調。
《天問》的創作年代，據篇末“薄暮雷電，歸何憂”、“伏匿穴處，爰何雲”及“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幾句看來，王逸認爲是詩人放逐後所作是正確的。又《天問》後半篇多引歷史故實以爲鑑戒，與《離騷》陳詞重華的用意相同，估計它們的寫作時間相去不會太遠。
《招魂》也是一篇奇文，是屈原放於江南時根據民間招魂詞的寫法而創作的。現在應該根據《史記》屈原傳贊來糾正王逸以來認爲宋玉所作的錯誤看法。全文以中間巫陽招魂詞爲主體，前有敘文，後有亂辭。招魂辭最突出的特點是每隔一句用一個“些”字做語尾。“些”和“兮”都是楚國的方言，而用“些”字又是楚國巫覡禁咒語的舊習。詩人正是把民間流行的習慣語言引入自己的創作中。關於本篇的主旨，除舊說宋玉招屈原外，還有屈原招懷王和他自己招自己兩說。我們基本上同意後一說。招魂本是楚國當時的巫風。而從謝靈運《山居賦》的“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和杜甫《彭衙行》的“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等語句中，還可以看到這種招生魂的遺風。
屈原放逐江南後，思想中充滿着矛盾和鬥爭，根本原因就是《離騷》提出的是否離開祖國的問題，這就造成他“愁懣山澤，魂魄放逸”的精神狀態。詩人採用民間招魂的形式，極力描寫四方上下的險惡和故鄉居室、飲食、音樂之美，不僅賴以堅定自己不肯離開祖國的意志，寄託他對故鄉的熱愛，甚至流露了重返故都再得進用的願望。這與《離騷》的上下求索、眷戀故鄉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鋪張那些物質享受，雖然不一定屬於詩人自己，卻是他曾與楚王“圖議國事”，經常出入遊宴的處所，耳聞目見的事物。這正是詩人的苦心孤詣之所在，不是什麼俳諧之文。有人認爲《招魂》是以文滑稽，那是輕看了這篇作品的。《招魂》在藝術上的特色是鋪敘豐富，想象奇特，富於浪漫主義色彩。它的鋪寫方法對後來漢賦的創作有直接影響。
《九歌》本來是古代樂歌，《離騷》、《天問》都曾提到它。據傳說它是夏啓從天上偷來的。《楚辭》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間祀神樂歌的基礎上，爲朝廷舉行大規模祀典所創作的祭歌，並取古代樂歌爲名。
《九歌》共十一篇，最後一篇《禮魂》是送神之曲，爲各篇所通用，其餘每篇各主祀一神。爲了獲得神的福佑，《九歌》中有的寫祭祀中歌舞娛神的熱鬧場面，有的寫人們對神的熱烈祀贊，如《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就是。它們莊嚴富麗的情調，與《詩經》的頌詩相近，但比頌詩生動活潑而有情致。《九歌》又有神與神、人與神相愛的描寫，這是原始宗教“人神雜糅”的一種遺留，如《湘君》、《湘夫人》、《山鬼》三篇就是十分優秀的戀歌。《湘君》是湘夫人的獨唱，《湘夫人》是湘君的獨唱，都是表現他們互相追求終於不遇的複雜變化的心情;《山鬼》寫神女去同愛人相會，但愛人卻沒有來。詩中極寫女主人公相思、怨恨、懷疑、憂傷的情緒。《大司命》、《少司命》和《河伯》或寫願結相知、頃刻別離的悲愁，或寫同遊九河、是暮忘歸的快樂，都是很好的抒情詩。
此外，《國殤》是一首追悼爲國犧牲的將士的輓歌，充滿愛國主義精神。全詩概括而又生動地描寫了戰鬥的經過，刻劃出衛國壯士勇武不屈、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並加以熱烈的禮讚。《國殤》風格剛健悲壯，語言樸素，色彩單純，聲調激越，與內容和諧一致，是《九歌》中風格突出的一首。
《九歌》充滿浪漫氣息，想象優美而豐富，和民歌有血緣關係。《九歌》中的多數詩篇大抵韻味雋永，語言精美，善於把周圍景物、環境氣氛、人物容貌動作的描繪和內心感情的抒寫十分完美地統一起來，有一些片段長期爲後人所傳誦。例如：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餘。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湘夫人》
這裏詩人用樸素自然的語言，以清秋的景色構成了一個美妙而略帶輕愁的意境。這樣一開始就有力地襯托了湘君久候夫人不來所勾起的悵惘。他如《山鬼》以深山中特有的景物描摹女主人公的美麗和她的深摯的感情，《少司命》寫神靈往來倏忽所引起的悲歡離合的情緒，也都具有深切感人的力量。
第五節 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他開始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獨立創作的新時代。屈原以他愛祖國、愛人民的高貴品格，以他創作的光輝燦爛的詩篇，對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對我國文學優秀傳統的形成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我國文學的發展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屈原首先是作爲一個愛國者、愛國的詩人爲後世所景仰的。千百年來，人民沒有忘記他。在“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決心中，我們看到了詩人精神的再現;千百年來，在人民反抗強暴、維護正義、維護祖國尊嚴的鬥爭中，我們也看到了詩人精神的再現。詩人的人格和詩人用心血寫成的愛國詩篇，更滋育了後世的進步文人作家。許多進步文人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屈原愛國思想的影響，並且從他堅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中汲取了力量。漢初，遭遇與屈原相似的賈誼，他寫過一篇《吊屈原賦》，表示了對屈原的崇敬，並寄託了自己的感慨。司馬遷也是真正理解屈原的人，他不僅在《史記》中爲屈原立傳，極力表揚了屈原，並且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精神來鞭策自己，以完成《史記》的寫作。另外還有不少人離讒憂國，以“悼騷”、“感騷”爲題來作賦著文，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屈原的精神。兩漢以後，屈原精神在許多作家身上得到進一步發揚，李白、杜甫都景慕屈原之爲人。李白作爲封建社會的浪子和詩人，他“一生傲岸”，不向權貴折腰，卻深深敬佩屈原。他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他肯定了屈原的不朽。杜甫憂國愛民的思想是屈原精神真正的繼承者。他的詩歌也是努力向屈原學習的，所以他說：“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樑作後塵”。在我國古代，還有不少詩人在民族危亡年代寫下了激昂慷慨的愛國詩篇，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屈原精神的影響。
屈原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從形式來看，他打破了四言詩的格調，吸收民間形式，特別是楚聲形式，創造了一種句法參差靈活的新體裁，是詩歌形體的一次解放。楚辭作爲一種新興的體裁，在屈原手中它很好地起了文學的戰鬥作用，但作爲楚辭的直接影響，卻是在漢初特定的土壤上產生的鋪張揚厲的大賦，它是爲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是走到了楚辭的反面。在文學創作上，屈原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把《詩經》原來的比興材料，如草木、魚蟲、鳥獸和風雲雷電都賦予了生命，讓它們活動，甚至讓它們有人的意志，用以寄託詩人的思想感情。所謂“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前人早已指出。這種“寄情於物”、“託物以諷”的表現方法，對我國古代文學，特別是詩歌有着極大的影響。例如張衡的《四愁詩》、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許多的詠史、詠懷、感遇的詩篇，都是直接間接受了屈原這種作風的啓發的。至於《離騷》、《招魂》所運用的大膽幻想和誇張的手法，對我國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傳統的形成和發展也有很大影響，像李白就認真學習了屈原的作品，把握了楚辭的精神，因此在我國古代積極浪漫主義的詩歌創作中佔有突出的地位。唐代另一浪漫主義詩人李賀所受屈原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極力推崇楚辭，稱爲戰國時代的“風”、“雅”，“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這是對的。楚辭影響的深遠，只有《詩經》可與之相比。《詩經》和楚辭所開闢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二千年來一直爲我國優秀的作家所繼承和發揚。
第六節 宋玉
宋玉是屈原以後著名的楚辭作家。關於宋玉的生平，《韓詩外傳》、《新序》等書有一些零星的記載，但都太簡單，且彼此互相牴牾，未必是可靠的材料。唯一可靠的，現在看來還只有司馬遷在《屈原列傳》末尾所說的幾句話：“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參照宋玉的作品，宋玉是一個屈原的後輩，他向屈原學習，從事楚辭創作。而出身低微，出仕後並不得意：這大體上是可以肯定的。宋玉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賦十六篇，其篇目已不可考。然《楚辭章句》有《招魂》和《九辯》，《文選》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古文苑》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招魂》非宋玉所作，已詳前節。其餘十二篇，除《九辯》外，都是後人所依託，決不可信。《古文苑》中六篇，前人指爲僞作，已成定論。《文選》中五篇由於它們的藝術成就較高，且對後世文學有不小影響，如“巫山雲雨”、“曲高和寡”等，成爲古典詩詞中常用的成語。因此，儘管前人作了不少的辨僞工作，提出了許多可疑的理由，但也還有人相信是真的。我們認爲《文選》中所謂宋玉賦的體制、風格和語言都與楚辭迥異，倒和漢賦相近，這從辭賦的發展過程來看，在宋玉的時代是很難出現的。而且這五篇賦都作第三者敘述口氣，又直稱“楚王”、“楚襄王”，明爲後人假託之詞，不是宋玉自作。綜上所述，宋玉作品流傳下來的只有《九辯》一篇，但這並不影響他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九辯》是一篇優秀的楚辭作品。王逸認爲宋玉“閔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這大概是一種揣測之詞，事實上屈宋未必有什麼師生關係。《九辯》主要是作者抒發自己落拓不偶的悲愁和不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社會的黑暗。例如說：“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世雷同而炫耀兮，何譭譽之昧昧。”詩人對社會的黑暗是有比較明確的認識的。因此，他明白表示：“處濁世而顯榮兮，非餘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處窮而守高。”但宋玉沒有屈原那樣激烈的感情，所以調子很低沉。像詩中“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等句，又可以看出他性格卑順軟弱的一面。
《九辯》在《楚辭》中也是一首長詩，共二百五十五句，其中雖頗多襲用屈原作品中的詞句，但在藝術上仍有它的獨創性。作爲抒情詩，它不是以直接傾瀉詩人內心的激情來感染讀者，而是善於通過自然景物抒發自己濃厚的感情，造成一種情景交融的境界。像開頭的一段：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寂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忄廣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
作者在這裏把情與景交錯地寫出。他寫了蕭瑟的秋景，寫了遠行的悽愴和送別的愁緒，寫了貧士失職的不平以及羈旅的孤獨惆悵，這就使詩人的感情和自然景物互相襯托而融合爲一。詩人之情雖是主觀的，但使人感到它是具體的;自然之景雖是客觀的，卻使人感到與詩人的感情是和諧一致的。宋玉就這樣進一步開拓了詩的意境，提高了詩歌的表情達意的作用，千百年來不少文人學士推崇這一篇作品，“悲秋”成爲詩歌中不斷重複的主題，除了由於宋玉那種感傷情緒在特定的時期喚起他們的共鳴外，他們也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九辯》藝術上的這一特色。過去屈宋並稱，宋固不如屈，但無疑的宋玉是屈原藝術的優秀繼承者，他的作品對後世文學曾發生不小影響，在文學史上宋玉應該佔有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