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倫敦落魄記》讀後感

讀《巴黎倫敦落魄記》

喬治·奧威爾(1903——1950)憑藉《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在世界文壇確立了自己的位置，可作爲以奧威爾爲筆名所出版的第一部書——《巴黎倫敦落魄記》卻似乎沒有得到評論界和讀者的足夠重視。公允地講，跟《動物農莊》的辛辣諷喻和《一九八四》的直指人性比照起來，《落魄記》在寫作技法和思想深度上確實欠了一些火候，但作爲一名中產階級出身的作家，他一開始選擇摸索和體驗巴黎底層的生活，並以此爲基礎所作的一部傳記式記錄卻值得關注。

好多評論家都把早期的奧威爾和薩克雷、勞倫斯作過比較，我對這兩位文壇巨擘瞭解不深，自是不敢妄加評判，可我會想到狄更斯，他也是寫巴黎和倫敦、寫社會底層生活，寫得如此真切、如此精湛，幾近至善的地步，至少就所謂“批判現實主義”而言，這麼評價他並不是簡單的蓋高帽。於是乎，一個世紀後再出現一個奧威爾，似乎意義不太大了。實則不然，狄更斯和奧威爾處在不同的兩個時代，關注社會的方式也有顯著的差異。前者是寫實主義的，後者更像是一個充滿奇幻的預言家，遊走於人類社會和動物王國之間，目光伸延到半個世紀後的未來社會。可頗爲有趣的是，正是寫實的狄更斯，總是在小說末尾來上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更像是宣講一種道德寓言；而正是奇思的奧威爾，卻在虛擬的世界中向我們呈現了一個無比真實的世界。因此，奧威爾始終是立足現實的，取何背景只是操作手段的考慮，最終還是爲了讓這現實更加撼動人心、開啓心智。而本就取自真實經歷的《落魄記》，也就愈發顯得直抒胸臆、富含揭示意義了。

在這部描寫貧困生活的著名作品中，奧威爾向人們展示了貧窮的真正含義。主人公的黴運從所住的旅館被一個意大利人偷竊開始，當時口袋裏只剩下四十七法郎，這顯然已經非常不妙了，“即便不是赤貧，也處於赤貧的邊緣了”。聰明的讀者或許能夠猜測出，這必定是一個講述生活水準每況愈下的故事，可卻不曾料想，甫一開篇就會這般悽慘，不免要心生疑惑：後面尚有厚厚的幾百頁，居然真的能再窮下去嗎？究竟還要怎樣地存活？不錯，奧威爾便把這種生活硬生生地擺在我們面前：拼死拼活地打工、當衣服、乞討、接受救濟……實在沒的吃，就索性躺着不動彈，於是生活已不成其爲生活，僅僅是保全性命而已。能將這種遭遇寫得如此觸目驚心又不失真實，非親身經歷所不能，所以說，奧威爾不單是觀察者，更是體驗者。這等生活，僅是依照原樣敘講已能令人多有慨嘆，再經由奧威爾客觀、深沉的筆觸，自是格外地感動人心。

巴黎的日子雖說潦倒，可畢竟只是腸胃的受苦、身體的困頓，比較起來，英國的收容所對人的精神的囚禁和折磨來得更爲可怕。由於制度上的不合理(在一個收容所只能呆一晚，而且在裏面無所事事，以至於幹活兒居然成了一種樂趣)，流浪漢和乞丐的境遇無法得到切實的改善，只能忍受着恥辱和乏味。“最根本的一點是，他們的痛苦根本沒有意義，過着難以想象的悲慘生活卻不知道是爲了什麼。沒有一種生活比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每天花十八個小時呆在屋裏、走在路上更無聊的了”。而他們之所以承受這些懲戒，僅僅是因爲當權者認定：務必要使下等階層保持忙碌，否則他們就會變成滋事生非的暴民。實際上，奧威爾在這裏已經開始從人的心理和意識角度考察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了，因爲他注意到，對思想的操控遠甚於對肉體的束縛，而這些思想在後期的小說創作中得到了更爲充分的體現。

跟後期的《動物農莊》及《一九八四》不同的是，這部自傳式的作品不含有任何隱含的象徵和諷喻，而是平鋪直敘，有話就講。有時，他似乎生怕讀者還沒徹底通曉自己的主旨，於是乾脆打斷所述故事，直接評頭論足起來(這當然同所謂“元小說”的插入式議論是兩回事)，甚至在最後幾章整段整段地抨擊對流浪漢態度的不公，並提出了自己在社會改良方面的建議，活脫脫一份社會調查報告，無怪乎批評家弗裏德里克·卡爾聲稱，奧威爾作爲新聞記者或社會歷史學家的成分要遠大於藝術家的成分，或者說，他在歷史紀錄和藝術創作中往往顧此失彼、不得兼顧。

奧威爾這本書使用的語言也值得一提。有人說他的作品“好讀易懂”，在這個崇尚杜拉特和村上春樹的年代，直白的語言好像並不怎麼討巧，就拿這部《落魄記》來講，哪位讀者若想從中學到一兩句或驚世駭俗、或可供玩味的話來，恐怕是要失望了。而即使裏面有些不合文法的話語，也決不是什麼“陌生化”手法或者語言技巧實驗，無非是那些沒文化的流浪漢蹩腳的英語所致。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奧威爾，他或許說不出“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等玄奧的話，但他會用平直的語言，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世界，以及在這個世界中的人的真實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