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本科論文範文刪減版

儒學是中國思想傳統之核心，而“民本”傳統則是儒學中很重要的思想內容，對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爲及中國生活與社會發展均有重要影響。源於上古文化傳統的原始儒學、尤其是孟子所提出的“民本”思想，本具民主精神特質，但在後世卻不僅未能“一線”開出具有近代意義的民主和民主文化，而且更成爲專制君主用以愚弄民衆的飾物。這是由傳統中國一一宗法社會和王權專制主義的現實所決定的。迨至晚明清初、尤其是晚清以來，隨着農業一一宗法型社會的逐漸解構、專制王權的愈益式微，以及近代化進程的不斷推演，啓蒙學者多返歸元典儒學，借重倡“民本”論以建構其民主思想。至於或以“民本”傳統瞭解、宣傳以至吸納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文化，或以近代西方民主對“民本”傳統作出適應時發展需求的新詮釋，或將“民本”傳統與近代西方民主冶於一爐而提出其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思想，均大有其人。並且，從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民主思想建設角度看，的“民本”亦非毫無價值。;

一、 上古文化傳統與原始儒學

在原始社會，由於社會生產力十分低下，人們無法單獨生存，只能聯合成羣，共同勞動、共同消費，這就決定了在集體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在首領的選舉或撤換、勞動的組織、產品的分配、糾紛的調解、戰爭的指揮以及與外部部落的聯繫等事務中，人們逐漸形成了由全體氏族或部落成員共同決定一切大事的民主習慣。這就是原始民主制度，恩格斯稱之爲“自然長成的民主制”和“無限制的民主制”，並讚道：“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麼美妙的制度呵!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雖然當時的公共事務比今日更多……可是，絲意沒有今日這樣臃腫複雜的機關。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

同世界上諸多一樣，上古之世，中國的初民也生活在沒有貧富懸殊、沒有階級分化的原始民主制社會裏。這時期的狀況雖然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但透過一些未必盡爲不實的古史傳說，(2)如堯、舜禪讓等等，我們仍可從中感受到初民生活在充溢着民主精神氣息的生活之中。唐代柳宗元在其著名的《封建論》中說：“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羽毛，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而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也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在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在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中國在文明國家出現以前，原始的社會組織雖已具相當規模，且這組織中也有管理者，但由於其時尚無階級分化，故而擔負管理職能的君政刑長，其性質基本上是調節仲裁，而非階級壓迫，目的是要團結民衆，所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3)生活於其中的所有人都能自由表達意見，管理者對之亦甚表歡迎，如《古今注》說堯立“謗木”以鼓勵人民提出批評和建議：“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也。……或謂之表木，以錶王者納諫也。”並且，“選賢與能”，唯有有德者方能被公推爲管理者，如堯老，欲傳位給有德之人，四嶽推薦以孝弟聞名的舜，爲堯所認可，《史記·五帝本紀》記其事曰：“舜父瞽叟頑，母囂，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帝堯問可用者，四嶽鹹舉舜。”如此等等。

作爲一個學派的儒家雖由創立於春秋末葉，但“儒”卻起源甚早，《漢書·藝文志》及劉向《七略》均認爲儒“出於司徒之官”，而近人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儒》則以儒爲術士之稱，並論究道：

;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墨子·經上篇》說名有三種：達、類、私。如“物”是“達”名，“馬”是“類”名，“舜”是“私”名。)達各爲儒，儒者、術士也，太史公《儒林列傳》曰：“秦之季世坑術士”，而世謂之坑需。……類名爲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私名爲儒;《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

據此，“儒”實與初民社會人神的巫祝活動有關。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說：“不論哪個民族，在文明尚未開化的原始人中間，都各有各的信仰。……單就信仰的對象說吧，山有山神，家有家神，土地有土地神，竈有竈神，井有井神;但是它們對人都起着作用，由於它們的作祟，它們就都具有着能夠左右着人們的吉凶禍福的機能，……但這些神的意志，只有通過某些特定的人，才能達到一般的人。在神與人之間作媒介的叫作巫”，“當時這種巫正是唯一知識的專業者，它是日後產生學問的起源。”(4)“儒”就源自於這巫及與巫有着密切關聯的祝史，換言之，上古的巫史文化乃是文明時代儒文化的源頭。“而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禮儀巫術活動的組織者領守者(所謂巫、尹、史)演化而來的專職監智保存者。”(5)孔子之所以有異於往昔之“儒”而真正成爲儒學和儒家學派的開創者，乃是因爲他在春秋末葉社會變革時代，不僅傳承了巫史以來的傳統，而且更把源自上古並存留於當世的社會習俗提取、轉化爲自覺的思想意識;既依守傳統(如其“禮”學)，又創發新知(如其“仁”學)，更將此二者冶爲一爐，建構起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6)

正由於有此淵源，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對上古文化傳統和古代聖哲有着特殊的情結。而他們富有歷史感的敘述，又充分展露了他們自己的思想。或者說，儒家思想以上古文化傳統爲“歷史基因”與內在理據，從而使之同傳統緊密相連。這兩方面在儒家學派開創者孔子那裏都有充分展露。就前者言之，孔子稱堯頌舜，寄寓 着他希望在現世實行有如上古那樣的仁德之政，以實現“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7)的社會理想。而以後者來論，孔子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首倡“仁者愛人”(8)，卻又以“愛親”爲“仁”之本(9)，這顯然是呼應着上古文化傳統，並符合古代社會生活實際的。保留着原始氏族血緣紐帶而由野蠻時代邁入古代文明門檻的中國(10)，以家族和宗族爲 國家的內涵，實是一種家族城邦。作爲國家的象徵，一曰宗廟，二曰社稷 。國人即邦人，不僅僅是居於國中之人，而且是屬於 族邦之人。這使得聚落城邦內部的人際關係具有緊密性、長期性特點：緊密性主要指基於血緣關係的強烈感色彩，長期性則指個體的社會化及其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均在族羣內部完成;這二者決定了個體與個體間、個體與羣體間利益關係的高度一致。在這樣的 共同體中，秩序(權力、規則等)只能是在符合最多數人之相對最大利益的原則下，隨着 族羣內部需要的出現而自生自發地產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