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件資料

盧溝橋事變事件發生時間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分享關於盧溝橋事件的詳細資料， 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盧溝橋事變事件發生時間是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七七事變發生，事件的發生標誌了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

1936年，日本華北駐屯軍以卑鄙的手段佔領豐臺，將下一個目標定在了盧溝 橋。七七事變爆發前夕，北平的北、東、南三面已經被日軍控制：北面，是部署於熱河和察東的關東軍一部;西北面，有關東軍控制的僞蒙軍8個師約4萬人;東面，是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統轄的約17000人的僞保安隊;南面，日軍已強佔豐臺，逼迫中國軍隊撤走。這樣，盧溝橋就成爲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其戰略地位更加重要。爲了佔領這一戰略要地，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來往，進而控制冀察當局，使華北完全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對北平虎視眈眈。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22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並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鬥，一面藉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的電話。鬆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 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並認爲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予以拒絕。

不久，鬆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爲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

日軍挑起七七事變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籲：“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纔是我們的出路!”並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爲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的響亮口號。

抗日戰爭由此全面爆發，日軍挑起的七七事變帶來了中國長達八年的浴血抗戰……

起因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佔領中國，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7月7日，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橋頭的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的拒絕。當晚8點鐘，日寇突然向盧溝橋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忍無可忍，奮起自衛，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了。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佔領中國，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借一個士兵失蹤藉口，要進入北平(今天的北京市)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的要求。日軍開槍開炮猛轟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吉星文團奮起還擊。掀開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侵吞我國東北後，爲進一步挑起全面侵華戰爭，陸續運兵入關。從1937年6月起，駐豐臺的日軍連續舉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1937年，駐華日軍悍然發動“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抗日戰爭隨即爆發。

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在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時，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並制定了以中國、朝鮮爲主要攻擊對象的“大陸政策”。20世紀初期，日本於日俄戰爭後取代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擴大殖民勢力，屯駐關東軍，設立殖民機構“南滿鐵路公司”，把東北作爲對中國殖民擴張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擴大對華攻擊，出兵山東，脅迫袁世凱接受日本鯨吞中國的“二十一條”。第一次大戰後，日本通過加緊掠奪中國、朝鮮和其他亞洲國家，擺脫政治、經濟危機，在1920xx年的“東方會議”上對中國問題進行了精心策劃。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東北發動襲擊，才3個多月就佔領東北全境。翌年日軍進攻上海(一·二八事變)，並攻佔大片華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在華北搞“自治運動”，希望能長期佔領這些地區。1936年日本製定的總體戰略計劃——“國策基準”出籠後，日本舉行了一次“將官演習”，向參加演習的將官交代了全面發動對華戰爭的戰爭部署。

此後，日本增兵中國東北，抽調精銳部隊關東軍進駐平津一帶，頻繁舉行軍事演習。1937年7月3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日本政府提議立即給中國以打擊，隨即於7月7日發動了七七事變。7月9日，中日雙方交戰部隊曾達成口頭停火協議。但同時，日本從中國東北和朝鮮抽調2萬多軍隊和百餘架飛機投入華北地區。7月17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制定了《在華北行使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日本政府決定動員40萬兵力，希望用武力滅亡中國。

清水節郎大尉指揮士兵作戰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

22時40分，日軍演習地帶傳來槍聲，並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日方立即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鬥，一面因“槍聲”和士兵“失蹤”，與中國方面交涉。

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的電話。鬆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並認爲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爲由，予以拒絕。不久，鬆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爲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發動炮擊，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進行頑強抵抗。

地理背景

盧溝橋位於北平城西南約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衝，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貨物集散地。史料記載，自金代開始，中原腹地進京，皆要在盧溝橋停留，爲京師進出中原腹地的必經之路。侵華日軍一旦佔領盧溝橋，北京就是一座死城，華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於1640年，是捍衛北京城的軍事要塞。於是，日軍攻擊駐軍地，中國軍隊在盧溝橋進行抵抗，開啓了抗日戰爭的序幕。

歷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軍挑起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並一手炮製了僞“滿洲國”。日軍佔領東北後，將魔爪伸向華北，陰謀策動“華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公然宣稱要實現控制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最後稱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通過了《國策基準》，具體地規定了侵略中國，進犯蘇聯，待機南進的戰略方案。同時，還根據1936年度侵華計劃，制定了1937年侵華計劃。從1936年5月起，日本陸續增兵華北，不斷製造事端，頻繁進行軍事演習，華北局勢日益嚴峻。當時，守衛平津地區的中國守軍爲第29軍，軍長宋哲元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1936年，日本華北駐屯軍以卑鄙的手段佔領豐臺，將下一個目標定在了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前夕，北平的北、東、南三面已經被日軍控制：北面，是部署於熱河和察東的關東軍一部;西北面，有關東軍控制的僞蒙軍8個師約4萬人;東面，是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統轄的約17000人的僞保安隊;南面，日軍已強佔豐臺，逼迫中國軍隊撤走。這樣，盧溝橋就成爲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其戰略地位更加重要。爲了佔領這一戰略要地，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來往，進而控制冀察當局，使華北完全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晚10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並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37師110旅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鬥，一面藉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的電話。鬆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 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並認爲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予以拒絕。不久，鬆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爲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

日軍挑起七七事變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籲：“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纔是我們的出路!”並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爲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的響亮口號。蔣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蔣介石曾致電宋哲元、秦德純(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等人"宛平城應固守勿退”，“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指出“盧溝橋事變已到了退讓的最後關頭”，“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對於在盧溝橋戰鬥中英勇抗敵的29軍，全國各界報以熱烈的聲援。各地民衆紛紛組織團體，送來慰問信、慰勞品;平津學生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救護傷員、運送彈藥;盧溝橋地區的居民爲部隊送水、送飯，搬運軍用物資;長辛店鐵路工人迅速在城牆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槍眼，以協助軍隊固守宛平城;華僑聯合會也致電鼓勵第29軍再接再厲。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的進攻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見佔領盧溝橋的企圖實現不了，便玩弄起“現地談判”的陰謀，一方面想借談判壓中國方面就範，另一方面則借談判之名，爭取調兵遣將的時間。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與冀察當局三次達成的協議，都被盧溝橋時斷時續的炮聲證明是一紙空文。“現地談判”使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但它卻矇蔽了冀察當局的視線，遲緩了第29軍部兵應戰的準備，給平津抗戰帶來極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陸續集結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日本華北駐屯軍的作戰部署基本完成之後，爲進一步發動侵華戰爭尋找新的藉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製造了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

26日下午，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守軍於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區，否則將採取行動。宋哲元嚴詞拒絕，並於27日向全國發表自衛守土通電，堅決守土抗戰。同日，日軍參謀部經天皇批准，命令日本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動攻擊，增調國內5個師約20萬人到中國，並向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下達正式作戰任務：負責討伐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血戰平津已再所難免。中國軍隊隨之奮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壯士報國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動總攻。當時香月清司指揮已雲集到北平周圍的朝鮮軍第20師團，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約1萬人，在100餘門大炮和裝甲車配合、數十架飛機掩護下，向駐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國第29軍第132、37、38師發起全面攻擊。第29軍將士在各自駐地奮起抵抗，譜寫了一首不屈的戰歌。南苑是日軍攻擊的重點。第29軍駐南苑部隊約8000餘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訓的軍事訓練團學生1500餘人)浴血抵抗，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不少軍訓團的學生也在戰鬥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離北平，29日，北平淪陷。29日凌晨， 冀東保安隊第1總隊隊長張慶餘和第2總隊隊長張硯田，在通縣發動起義，反正抗日，擊斃通縣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等數百人，活捉漢奸殷汝耕(後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軍第38師在副師長李文田的率領下，發起天津保衛戰。第38師攻擊天津火車站、海光寺等處日軍，斬獲頗衆，但遭日機的猛烈轟炸，傷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意義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般史論的重點，在於研究這一“偶發事件”爲何演變成中日兩國全面的長時間的戰爭狀態。以“事件”之因，來探求戰爭之果，如此短促的邏輯結構——顯微鏡般的考察，事件“事實”越清晰，其在歷史進程裏的意義卻可能越模糊。“盧溝橋事變”，何嘗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結果，作爲一種轉折性的因素，它又導致一系列的後果。如此，纔是正當的歷史觀。因而，時至今日，當我們有條件以相對豐富的史實爲基礎，可以拉開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大的空間，在中國自身現代化過程與全球性格局的互動關係裏，重新審視這一事件的價值，我們的結論，當然不同。

領導以北伐爲標誌的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需要解決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這實爲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所面臨的國家性難題。北伐成功後，蔣介石的選擇是：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亦即“先安內，後攘外”。這一道路，歷史學家郭廷以先生的評論是：“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爲勢所不許可。”

所謂“勢所不許可”，以中日兩國關係觀察，“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失去東三省，按“後見之明”的研究者的歷史覆盤：日本執政當局亦有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別，當時國民政府雖無能力全面對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於日本當局，遂使軍人集團氣焰日彰。其結果，軍人集團一路狂飆，演進至“盧溝橋事變”之時，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擴張之心侵略之行，再無國內的制衡之力。內外之間，略有閃失，稍微失衡，後果便難以收拾。

“九一八事變”，以及東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如果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傳統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國家，其特殊之處，按歷史學家金衝及先生所論：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現代化轉型之際，中國與現代化先發國家——“中國/列強(帝國主義)”的矛盾，纔是我們理解晚清以及民國，甚至當代中國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自鴉片戰爭開始，其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海戰，無不是傳統中國“忍無可忍”之下被動而倉促的應戰。也差不多無有例外，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着國內政治格局的動盪。第二次鴉片戰爭，甚至內(對抗太平天國)外兩場戰爭，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戰，結果顯現：“李合肥一人對一國。”(梁啓超語)中國內部的糜爛，已無能力以一國之力應對外侮。這當然悲哀，卻是事實，亦是傳統中國結構性矛盾之必然。

對抗外侮，已無動員並組織一國之能力，清亡，沒有意外。1920xx年，辛亥革命後，如何在列強壓迫下，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國家，便是當政者歷史性的挑戰。

北伐的成功，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十年民國，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現代化氣象。這是最近被廣泛注意的所謂“民國範”。但是，我們稍稍認真觀察一下當時中國整體性格局，情緒將截然相反——1920xx年，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傷20萬人;1930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爲回教軍人的天下;1934年，擁兵3萬、反覆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於前……西北中國，並無寧日。而東南沿海，1932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西南地區，軍閥割據的四川，劉文輝、劉湘、鄧錫侯與田頌堯，民國以來，大小戰爭多達480餘次。

中國的統一，徒有其表。民國範兒，其實可憐。1931年，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並應對兩廣軍事的蔣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變”。外患未因內亂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歷史學家徐中約論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0xx年策劃挑唆‘滿蒙自治運動’歸於失敗之後，這種觀念卻越演越烈”。

1931年，長江、準河以及大運河水災肆虐，致使中部10個省份14萬人被淹死，25萬人流離失所。而同時，中國又深陷內部動盪與局部衝突。日本關東軍精心選擇這一時刻，完成了對瀋陽的佔據，隨即又在百天之內，完成了對東三省的佔領。與歷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軍國主義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來源。

“九一八事變”作爲一種轉折，中國結構性的內外矛盾由此轉換，外侮——對中華民族生存的挑戰，上升爲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內”，當然不再正當。但是，東三省雖爲日本人所據，而這一政策卻仍在運行中，沒有更張之意。因而，“九一八事變”許多覆盤與推演，完全放棄抵抗而導致日本軍人集團勢力的全盤領先，便是結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邏輯而論，6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華北亦將可能重蹈東三省舊途。據有華北，日本往南可以推進到華東與華中，並進佔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奪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直至貝加爾湖——蘇聯的大部分國土。而這一套戰略邏輯，之於中國，蔣介石當然意識到其間深刻的國家危機。在當年7月17日的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他說道：“我們的東四省(當時行政區劃爲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只是，內部如此糜爛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之力以抗日寇嗎?1937年，這個國家到了必須迴應這一挑戰的關鍵時刻。應對此次危機的廬山會議發出了明確而響亮的聲音：“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一個月後，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我們拉開時間的距離，前溯至1840年，自鴉片戰爭始，接近120xx年後，中國的歷史揭開新的面貌——“盧溝橋事變”後，這個國家整體性的被動情勢，由此改變。“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這當然不是實力比較的計算所能得出的結果，這是一個民族到了最後關頭必需的選擇。歷史自有邏輯，統一的獨立的中國的建立，亦即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需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需要經歷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複雜格局並最終打垮日本，中國才能開啓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創建之路。

價值

“盧溝橋事變”，以及由此開始的八年抗戰，是傳統中國轉折爲現代民族國家的必經之道。但在更寬泛的空間裏觀察，它的價值並不僅止於此。

改變曾經的忍讓與退縮，頑強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如此擔當所影響的並非中國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對到訪的孫科坦言：“我深知中國不僅是爲自己作戰，也是爲蘇聯作戰;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佔領整個西伯利亞直到貝加爾湖。”稍後，日本關東軍擅自出動數萬大軍在中蒙邊境的諾門坎與蘇軍作戰，接連兩次發動攻勢，均遭失敗。這意味着，當日本陸軍兵力深陷中國戰場時，無法配合德國東西夾擊蘇聯，導致東西方法西斯國家各行其是，毫無戰略配合。1938年5月，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在電文中提出：“我們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既是爲他們自己也是爲我們而戰，因爲只有日本人的失敗才能把我們從危及我們在遠東地位的災難中解救出來。”與此同時，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備忘錄中說：“中國正在爲所有的守法國家而戰鬥。”

中國的選擇，一個弱國的抗爭，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命運，改變的是全球性格局。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最後關頭的應戰”，其作用，中國方面當然有着清醒的認識：“(中國抗戰)不獨求民族之解放，不獨求領土主權之完整，實亦爲全世界各國之共同安全而戰也。”對中國的抗戰意志，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主張：“聯合蘇聯，組成中、蘇、美、英對日聯合陣線。”而此際由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上將向國內發回的報告認爲：“只是由於……中國抗戰擋住了日本軍團。”

中國全面抗戰開啓後三年，英國進行英倫保衛戰;四年後，蘇聯開始衛國戰爭;四年半，美國加入反法西斯戰爭。日本、德國與意大利軸心國的侵略野心，由日本進佔東三省與華北開始，最終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世界大戰，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戰“遺產”。同時，中國亦被此次大戰深刻改變。徐中約評論：“中國通過長期的反侵略鬥爭，從戰前的半殖民地狀態一躍而爲五大國之一及聯合國創始國。在其近代歷史上，中國的國際威望從來沒有像此刻那樣崇高。”

中國的現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動關係裏的嶄新面貌，開始於1937年——“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我們沒有忘記，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