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協同要進行制度結構調整 發揮北京科創“聚寶盆”作用

“北京有兩萬多億的GDP，有四五千億的工業產值，這些在京津冀來講不算什麼”，劉伯正分析，但是北京更重要的資源是它的科技創新資源，這對整個京津冀地區都是個聚寶盆。

京津冀協同發展不僅要進行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的調整，還要進行制度結構的調整。

1月6日在河北保定舉行的第四屆中國工業發展論壇上， 北京市發改委黨組成員、北京市協同辦副主任劉伯正如是說。

劉伯正解釋，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爲一個重大的國家戰略，不是簡單的打通幾條斷頭路，也不是簡單的搬遷幾個企業。這樣一個重要的國家戰略有着深遠的考慮，涉及到生產關係的調整、生產力的佈局等一系列問題，也將深刻變革1億人口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

北京市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主任張伯旭表示，落實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必須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用體制機制創新建立適宜的生態關係。比如企業的疏解轉移也要尊重企業的實際意願，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服務與引導。政府應該在三力統籌上做工夫，一拉一推增長企業轉型動力。

京津冀協同涉及經濟、空間、制度三大結構調整

劉伯正指出，京津冀三地正朝着目標同向、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方向邁進。這一過程涉及到三個層面深刻的調整。

首先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劉伯正指出，京津冀三地都有自己的經濟結構，但是加在一起不協調。比如說北京科技創新中心走的是高端路線，高精尖產業結構，而河北的產能過剩和結構過重是目前存在的一個問題。

“北京中關村科技創新成果一年幾千億的技術合同交易額，在京津地區轉化不多，大部分是孔雀東南飛蛙跳式的轉型，所以區域協同性不是特別合理。”劉伯正說。

其次是空間結構的調整。《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稱“綱要”)中提出“一核雙城三軸四區多節點”，三軸就是京津塘、京津、京保石。劉伯正認爲，這三個軸向是對未來發展的謀篇佈局。國家將來的生產力佈局、城鎮化、人口、產業等要沿着這三個軸向分佈。

“多節點是什麼意思?就是河北一共11個地級市，這11個地級市均是節點城市，所以叫多節點”，發改委國土所所長肖金成分析，但是河北11個地級市，沒有一個可以與北京、天津相提並論，所以要通過增長極的培育，讓這些節點能夠提高，總量做大，質量做強。

第三是制度結構的調整。京津冀協同發展涉及到大量的體制、機制、政策和管理的問題。

劉伯正舉例稱，比如在大興、固安交界處要建立北京第二新機場和臨空經濟合作區。這個臨空經濟合作區是共建的，這個園區誰來管理呢?是共管還是託管?入駐到這個園區裏的企業GDP怎麼分配，收入怎麼分享，環境指標怎麼分擔?如此一系列的問題，這都需要用改革的辦法來突破。“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特別需要在這方面邁出步伐”，劉伯正說。

再例如北京有很多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有中關村自主創新示範區，天津也有自主創新示範區，標準、政策一樣。但是北京高新技術企業到天津高新技術園區，同樣的程序還要重新申報，像這樣的情況是需要改革的。

北京要做加法、減法、乘法

劉伯正表示，北京市正在落實“綱要”，在“十三五”時期將要在5個關鍵詞上做文章。

首先是疏解，做減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基本上是聚和招的歷史，現在我們要瘦身、健體，從聚和招，要走向疏解和構建高精尖”，劉伯正解釋。

其次是強化，做加法。強化首都的核心功能，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是突破，做乘法。在交通、生態、產業方面要實現率先突破。規劃綱要目標裏面設立了三個時間節點，2019年、2020年、2030年。

劉伯正解釋，“2019年爲什麼還要設一個節點目標呢?因爲2019年底、2019年初是本屆政府任期結束的時候，所以本屆政府任期內是有要求的。”

他舉例說，北京大紅門、天意、動物園批發市場2019年底要實現完全疏解，高速公路斷頭路要全部打通，2019年底要實現領導機關的率先搬遷等等，所以這方面要有突破性的進展。

第四是創新，這是解決發展的動力問題。北京市早就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北京有兩萬多億的GDP，有四五千億的工業產值，這些在京津冀來講不算什麼”，劉伯正分析，但是北京更重要的資源是它的科技創新資源，這對整個京津冀地區都是個聚寶盆。

第五是改革。“改革就是突破一些體制、機制管理和政策方面的障礙，也就是說要打破那些隱形壁壘，這是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關鍵，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改革。”

張伯旭提出，“希望國家能夠有一些區域協同發展方面的綜合改革試點，只有這樣的制度設計才能真正增加京津冀地區對北京企業的吸引力，而不是孔雀東南飛式的"詠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