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禮樂制度（通用3篇）
古代禮樂制度 篇1
禮樂文明中“禮”的要義有數端。其一，“禮”是人性的基礎。《禮記・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把“禮”作爲區別人與動物、文明與野蠻的標準，所以“禮”是人類文明社會最主要的特徵之一。
其二，“禮”的重要作用在於規範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關係。禮使人明確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謙讓;使人區別事物或行爲的是非，懂得什麼是該做和不該做的。“禮”作爲一種行爲規範，維護了社會的秩序和正義。
其三，“禮”也是一種道德規範，引導人們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爲政》)因此，禮樂文明更強調通過禮教，使社會規則內化爲人的內心尺度。其四，通過知禮、守禮，達到社會和諧的境界。《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既強調了“和爲貴”的願望，又指出“和”不能單純爲和而和，不能是無原則的和，這個原則就是守禮。在彼此遵守社會秩序的情況下達到和諧，纔是最美的境界。
禮樂文明中“樂”的要義也有數端。其一，“樂”的社會作用重在和諧精神。《禮記・樂記》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樂”是協調世間萬物的綱紀，它的作用是使人們各安其位，和諧相處。
其二，“樂”注重有秩序的協調。《樂記》說：“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種人物，說明要有序協調，才能奏出和諧之樂。
其三，“樂”也有陶冶情操，移風易俗的功用。《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孝經》也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樂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樂安寧，生命長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們要聽雅樂，遠淫音 。
總的來說，禮的本質是差異，也就是說貴與賤，尊與卑，長與幼，親與疏的各種人之間，必須遵守各自的行爲規範，絕對不可混餚。這種有差異的秩序叫“禮”，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禮忽視，非禮忽聽，非禮忽言，非禮忽動”。但是社會只講差異，不講大同，社會就不會和諧。因而周公“制禮”的同時又“作樂"。樂講和同，樂當然是指音樂，但已超越了音樂，以音樂激起人們相同的共鳴的喜怒哀樂的情緒。
禮和樂不可偏廢，“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禮樂文明是國家和諧的基礎。孔子主張“仁愛”，“克己復禮爲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最高準則;“節用愛人，伺使民於時",是對執政的要求。在孔子看來，仁是禮的基礎，禮是貴淺有序，樂是對禮的調度。禮樂不僭越，就會形成和諧社會。所以，一個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遠·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爲最高理想。
孔子在對周朝禮樂制度有所損益的基礎上，對禮樂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獨特的禮樂精神。在道德倫理、修身治國、構建融洽的社會關係方面都有生動的闡述，在解決人自身矛盾，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繼承和借鑑的寶貴品質。
禮樂文明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可以說是國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內在要求。用禮樂文明的秩序與和諧理念，用禮樂內在的道德修養，生髮“禮尚往來”、以“誠”相待、以“信”相許、以“義”相重的情操，造就孝親睦鄰、敬業樂羣、尊師敬長、禮賢下士、溫良謙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風範，也只有當禮樂精神成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成爲中國人的社會意識和文化精神，才能實現主體與外界的和諧，羣體的和諧，社會的和諧。只有社會有禮，人心和樂，才能成就新時代的“禮儀之邦”!
古代禮樂制度 篇2
禮樂制度”的創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紂後不久，周武王去世傳位於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輔政。之後N多歷史證明，相對戰爭善後工作而言，戰爭本身反而是簡單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燙手的山芋一腳踢給了自己的弟弟。當時，擺在周公面前有兩大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釋周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轍，保證天下長治久安，政權千秋萬代的問題。周公創造性地設立一整套的理論體系和意識形態，將兩大難題合二爲一，一併解決。這就是“禮樂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論從講故事開始，故事大概是這樣。
上有天，下有地，天圓地方。圓的天猶如鍋蓋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爲四海，所以整個世界稱爲“天下”，也可稱爲“四海之內”。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塊巨石稱爲“地膽”，與天上的“天星”遙相呼應。據說周公親自做過試驗，從地膽往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走到天邊的距離完全一樣。哈哈...，小朋友，你們相信嗎?不管你信不信，當時的人們可都相信了。
接下來，天下是誰的?天的。咦，被商人統治多年的民衆貌似比較容易接受這個說法，看來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夠直接統治和管理天下嗎?不能，因爲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祕莫測的。那麼天下由誰來統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長子。天授權自己的嫡長子代爲行使天下的管理權，稱爲“天命”。所謂“天命難違”，就是你不想幹也得幹，感覺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爲天下至尊，多大不情願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恆的，一成不變的呢?不是，難道你沒有看到原來的天子商紂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權、革除了天命嗎?革除天命簡稱“革命”，這個詞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紂王爲什麼被革命了呢?因爲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貪圖享樂不顧百姓死活，踐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爲。商紂王失德被革命，讓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就得到圓滿的回答和解決。
接着來，天爲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長子，而不是授予別的兒子?周公創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長子繼承製”“父權制”一整套理論支撐他的說法。貴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側室——稱爲“妾”。正妻所生第一個兒子爲嫡長子，其他兒子爲次子，妾所生的兒子爲庶子。例如，無論從相貌、學問、能力各方面，袁紹都要比袁術出色，年齡也要大一些，但袁術卻十分瞧不起袁紹，就因爲袁術是嫡子，而袁紹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長子具有權力和財富的繼承權，然後再將這一切傳給自己的嫡長子，以此類推形成的系統，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將最親密的、最忠誠的隊伍叫做“嫡系部隊”，就是源自於此。當然，之前所講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會主導權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長子天命後，天的次子和庶子怎麼辦呢?封爲諸侯。所謂“諸侯”，就是諸多的侯。因爲嫡長子只有一個，次子和庶子則可能有一大堆。根據這套理論，諸侯再分封士大夫。於是天子擁有天下，諸侯建國，士大夫立家，都擁有自己的領地，也都享有領地的所有權和管轄權。直到士大夫往下已無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貴族中最末階層——士族階層。士族階層作爲貴族中唯一的無產階級，沒有土地和其他資產可以管理，只能修煉完善自身。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從此而來。這樣以來，相鄰的國或者相鄰的家，其所有人和統治者都是哥們弟兄或父子叔侄，一來相互之間相安無事，二來一旦有外敵入侵，便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
這就是周公的偉大創舉——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主要體現“禮”的部分，以血緣關係爲紐帶，創建了社會體系、明確了社會階層、分配了社會資源，將權力層層分包下去，落了個皆大歡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體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過自己的小日子，整個天下豈不成了一盤散沙?
靠什麼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樂。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認爲世界被一種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爲代表的周人則看破此事，你商人對上天和鬼神畢恭畢敬，請了那麼多大餐(參照之前《細說“犧牲”》)，上天還不是讓我們周人取而代之了嗎?可見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進行祭祀活動了?不是。祭祀活動作爲一種集體活動，發揮着聚集人心、統一思想、規範行爲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雖然對鬼神嗤之以鼻，卻並不反對祭祀活動。而在祭祀活動中，音樂是必不可少的，後來發展到幾乎任何活動都得配以相應的音樂。在包括但不限於祭祀的各種活動中，人們按照禮法制的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莊嚴肅穆、或輕鬆歡快的音樂，氣勢雄偉而不失格調，尊卑有序而不失尊嚴。不同階層的人享受同樣的音樂，同樣的音樂又給人同樣的快樂。拉近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心理距離，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層也不低人一頭。不平等的社會又好像無比的和諧。
這就是“樂”的作用。“禮”將權力分下去，“樂”將人心聚集起來，二者對立又統一。“禮”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樂”是形式、是表現、是可以親身感受的東西，二者相輔又相成。
偉大的周公，用這套理論維護了周朝近800年的統治，也爲後來震古鑠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看上去嚴絲合縫、間不容髮的理論，到了春秋時期怎麼就轟然坍塌、支離破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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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禮樂制度 篇3
清朝內閣制度是清朝時期實行的內閣制度。清朝入關之前，後金(清)中央機關無內閣。清軍入關之後，清王朝建立起全國政權，沿襲明朝內閣制度始設內閣。然而，內閣在清初成爲定製，卻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歷時共二十七年(順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終於確定下來，這是一個充滿權力之爭而又複雜的反覆過程。
清朝內閣的主要官員定爲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均爲正一品;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均爲從一品;學士滿六人，漢四人，均爲從二品。內閣大學士自定爲正一品後，遂成爲有清一代的官員，猶如歷代的宰相，地位極爲尊崇。每一大學士均有殿閣頭銜，如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等，被尊稱爲“中堂”。
清朝也承襲明朝的票擬製度，但是內閣的權力愈來愈低。特別是雍正帝時設立軍機處以後，內閣變成只是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一切機密大政均歸於軍機處辦理。
確立制度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九年級，多爾袞進入北京後，諭令故明官員說：“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與滿官一體辦事”。這樣，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襲了原明內閣等中央機構，原明官員也獲留任，與滿官一體辦事，由諸王管部務，中央政權機構迅速運轉起來。六部尚書初由滿員擔任，漢官只能任侍郎。順治五年(1648年)七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各一員”。陳名夏等六人分任漢尚書，徐起元爲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實行滿漢複製，此後成爲定製。但在清人“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下，“權歸滿人”，漢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爾袞雖明令原明內閣官員與滿官一體辦事，但其時重要本章的票擬之權並不在內三院，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力爭恢復內閣的票擬之權。多爾袞聽從了他們的建議。馮銓、洪承疇等原明降清大學士，意在將內三院的職掌恢復到明內閣的票擬大權，多爾袞表示同意，這在實際上沿襲了明朝內閣制度。然而，票擬不到一年，多爾袞即認爲，“凡陳奏章，照故明例，殊覺遲誤”，往往誤事，於是決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員奏章不再經由內院大學士票擬。所奏與六部無涉者，如條陳政事、外國機密、奇特謀略等本章，“俱赴內院轉奏”。於是，票擬之權又形同虛設，這表明了清初統治者不願有一個靡不所領的權重內閣，惟恐大權旁落。同時，也與當時內三院及廷臣中漢官南北之爭有着密切的關係。
順治時期
順治七年(1650年)，攝政王多爾袞死後，受多爾袞寵信的馮銓被要求致仕。順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書陳名夏爲弘文院大學士。後因陳名夏案被革職。漢官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間的矛盾雜糅在一起。
順治帝親政後，“好漢語，慕華制”，“求賢圖治”，不顧滿族貴族的反對，重用漢官，北人南人兼用。順治十年(1653年)，陳名夏、馮銓先後復祕書院大學士、弘文院大學士任。順治帝諭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等，將親考翰林官，以其文之優劣定高下，以備用，於是南北之爭又起。馮銓於召對時說：“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優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陳名夏曾譏笑北人說：“北方之習喜於抄舊，喜於好用不可讀之句與字。”認爲“可笑可怪至此”!又說：北人“入署官人，強言談文，蓋足非笑”。冷嘲熱諷，認爲北人不學無術，卻又不懂裝懂，“強言談文”。陳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轂南人甚衆，取忌於北”。南北之爭勢同水火。順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讓，說：“馮銓與陳名夏素相矛盾，朕所習知。”可他卻以馮銓之言爲是，對陳名夏心存一定戒心，這是因爲陳名夏曾入東林黨的緣故。
內三院漢官大學士及其間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內部矛盾糾葛在一起，使總領百官的內閣難於形成定製。直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華制”的順治帝“斟酌往制”，使名義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內三院祕書、弘文、國史名色”，銷燬三院舊印，仿明制，改稱內閣，滿文稱爲多爾吉衙門。另設翰林院，滿文稱筆帖黑衙門。內閣大學士俱加殿閣銜，大學士爲正五品，低於六部尚書(正二品)，但大學士多以尚書入閣，所以實際上享受正二品。大學士品級之低，正說明清統治者還沒有把內閣置於總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學士權力過大。
改制分化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帝去世，八歲的康熙帝玄燁繼位，由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滿族貴族中保守勢力執政，以順治帝遺詔中有“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爲由，宣佈“率循祖制，鹹復舊章，以副先帝遺意”。又恢復內三院，“其內閣、翰林院名色，俱停罷”。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鰲拜及其同黨後，於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承繼順治十五年(1658年)之制，“命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立翰林院”。大學士兼殿閣銜，併兼尚書，學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內閣之制穩定。雍正皇帝即位後，內閣中的滿洲大學士仍擁有較大的權力，繼續與議政王大臣遙相呼應，“承旨出政，票擬本章”，嚴重影響着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穩定。雍正帝在與堅持“議政制”的滿族親貴的鬥爭中，以“緊急處理西北軍務”爲契機設立了“軍機處”，終於爲封建專制主義皇權的進一步發展掃除了障礙。
內閣大學士的品級，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滿、漢大學士爲正一品，至此，大學士成爲清朝高品級的文官，猶如歷代的丞相。內閣學士的品級爲從二品，均兼侍郎銜。他們的職責是：滿學士掌奏本章，漢學士掌批“題本”(內外官員彙報皇帝之文書)。按其應有職權，並不止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大學士所兼殿閣爲三殿三閣。三殿是：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三閣是：文淵閣、東閣、體仁閣。大學士定員每殿閣滿漢各二人。禮親王昭槤說：“文皇(皇太極)踐祚之初，改內閣爲三院，曰弘文，曰祕書，曰國史，皆置大學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關後仍沿其制。至順治十五年，始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名。乾隆十三年，特旨罷中和殿大學士，改爲體仁閣，以配三殿三閣之名焉。”大學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軍機者，自親王外，其領袖必大學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乾隆時任軍機處章京的管世銘在其《鶴半巢詩集·序》中說，內閣、議政處、南書房三者的職掌分別是：“國家初制，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其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院視草。”雍正設置軍機處後，大權歸之，“機要章奏皆下焉。詔旨有明發、有密寄，由(軍機)大臣面呈指揮具稿以進。自是內閣票擬特尋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機庭，兼議政、視草而一之”。至乾隆時，內閣權更輕，票擬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閣臣不入樞府(軍機處)者，則一切要政皆不得預聞，宰相備位而已”。內閣實際職權自清至乾隆間的遞變，正如《清史稿·大學士年表·序》所說，“清大學士，沿明舊名，例稱政府，實則國初有議政處以掣其柄。雍正以後，承旨寄信有軍機處，內閣宰輔，名存而已”。
清末時期
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資政院會議上提出要求頒佈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開國會，並認爲軍機大臣責任不明，要求設立責任內閣。
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責任內閣，軍機處和舊內閣被撤銷。接着，攝政王載灃宣佈推出新的責任內閣，基本維持了舊體制的人選，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蒙古旗人1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5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爲“皇族內閣”，成爲君權的延伸。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只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抵制革命。在當時，皇族內閣令全國輿論大譁。直接導致了國內反清情緒的高漲，促進了民族革命的爆發。
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要他趕快從前線回京，籌組“責任內閣”。十六日組織新內閣，以樑郭彥爲外務大臣，趙秉鈞爲民政大臣，嚴修爲度支大臣，唐景崇爲學務大臣，王士珍爲陸軍大臣，薩鎮冰爲海軍大臣，沈家本爲司法大臣，張謇爲農工商大臣，楊士琦爲郵傳部大臣，達壽爲理藩大臣。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譚學衡、梁啓超、熙彥、樑加浩、榮勳分任各部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