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決定了中國路徑的特殊

中國經濟崛起的特殊性

可以説，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複雜情形在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都沒有發生過。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興起的時候世界全球化程度遠遠低於今天，各國之間的資本流動、勞動力流動情況大不相同，且不用説中國目前的人口在世界中的比重比當年日本高多了。

美國1900年開始趕超英國的時候，美國受到歐洲很多影響，不少歐洲精英移民到了美國，也就是説美國並不是從一個很低的起點來趕超英國的。

戰敗後的日本，其經濟復興有賴於相當深厚的制度積累、人力資源積累，加上美國對它的全力扶持，無論從物質援助還是經濟制度建設上都給了日本很大的幫助，這些都和今天的中國不同。

再看一下韓國、台灣地區還有新加坡，它們相對而言都是小國家(地區)、小經濟體，它們面臨的問題、趕超路徑和中國比完全不一樣，從某種角度講，它們比中國更容易趕超發達國家。

中國是在不斷打破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來摸索經濟發展的道路，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中國經濟崛起的特殊性：

第一，中國政治上高度統一，但是經濟上又高度分權，這樣一種體制跟當年美國、日本、韓國等各個國家都不一樣。日本、韓國這些相對較小的國家，經濟上集權政治上分權，和我們是相反的；美國則是聯邦制，中央跟地方的權力分配相當明確。2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賴於以地方政府為核心和主要動力的、以“發展主義”為特徵的經濟發展模式。各個地方政府紛紛以招商引資、解決就業問題、税收增長、GDP增長為最高追求目標、政績所在。

這種地方政府主導的、以發展經濟獲取政績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市場經濟處於萌芽階段時期，能較快推動經濟發展，幾乎每個項目，一上馬、一投資就會有收益，因為市場稀缺。但隨着市場逐漸發育成熟，政府主導的投資的效率將越來越低下。

但是，目前還看不到這種地方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有明顯改變的跡象。中央現在強調節約型經濟、強調自主研發能力，這些政策可能對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影響，他們可能會投入一部分資源用於改善環境、扶持有自主研發能力的企業發展，但是總的來説，地方政府還是控制了太多的經濟資源，最明顯的就是土地。這和我下面要談的農民問題關係很大。

在土地問題上，地方政府要給農民一定的談判能力。現在城市規模盲目擴張，政府根據農民過去種糧食的價格乘以一個係數，補償給農民，這個補償太少了，因為你徵地後實際是把農民的生計給扼殺了。補償的權利不應該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裏，應該交給市場來定，讓農民和政府之間建立一個討價還價的體制。推而廣之，不單要向農民，政府要將更多的權力讓渡給各個市場主體，但無疑這會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

第二，中國經濟現在從意識形態上仍明確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點我認為是不能被忽略的。堅持黨的領導體現在經濟生活中，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各家國有企業、政府經濟部門，必須是由政府來任命，很難由一個無黨派人士去任一把手。韓國和台灣地區，它們在經濟建設初期可以大量重用從西方留學回來人員做部長，甚至更高首腦。我記得韓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就是留美回國的。

第三，我們是從一個很低的起點—改革開放之初人均GDP是300-400美元的水平——趕超國外的，而且我們還有十多億人口。一個起點如此低、規模又如此大的經濟體的崛起，對全世界的影響以至於中國承受到的反作用跟當年的美國、日本是完全不一樣的，從而我們在很多方面無法簡單照搬國外的經驗。

舉幾個例子。

比如，資源和能源。如果經濟體比較小，人們可以忽略本國經濟增長和起飛對世界自然資源價格的影響，或者你可以通過節約、提高技術來消化價格上漲的影響，像日本在1971年、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後就做得很成功。但是中國僅靠提高原料使用效率無疑是不夠的，必須要有真正的技術突破。

再比如大國的金融體系怎麼建立？一個小國的貨幣體系可以全面美元化，但中國這麼做絕對不行。中國現在採用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需要相當的外匯儲備來支持，如果資本賬户完全開放，我們接近一萬億的外匯儲備恐怕都不夠。所以中國作為大國，不能在貨幣政策和國際金融資本問題上搞簡單一體化，需要探索新的國際資本管理模式。

從這些具體事例上我們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必須要有一批能在國際上為中國造輿論、維護中國利益的人。在這方面日本做得很差，日本雖然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大國，但是它經常發不出自己的獨立聲音，這和它長期依附於美國體系及日本式教育體系有關。印度相反，雖然印度經濟發展遠遠不及中國，但印度有一點比中國強，印度培養了一大批的精英人才進入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當高級領導人，他們勢必會為印度的經濟發展製造輿論，所以印度現在在國際社會上的輿論聲音不容忽略。

第四，中國現在有7.5億農民，大部分農民現在不能正式進入城市成為城市居民，這也是中國的特殊國情所在。農民問題突出，這必將導致我們的趕超路徑和別的國家地區不一樣。“三農”的核心就是農民問題，怎麼樣給農民創造機會讓他變成城裏人、有序進入城市，這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之根本，在農村範疇裏解決農民問題是不會有結果的，這可能是我的想法跟主流觀點、包括與政府觀點不太一致的地方。

避免“日本病”的希望

現在固定資產投資在中國GDP中超過一半，去除掉約10%的非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中國的這個數字還是有40%多，仍舊超過其他東亞國家的歷史最高水平，韓國、日本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最高也就是40%多一點，一般在30%多。中國的投資比重之所以這麼高，很多人認為是居民儲蓄過多、消費不足，導致銀行資金充足，資金成本很低；我認為另一個因素很多人沒有談到，即中國企業的儲蓄過多。在一次分配中，國外企業的基本規律是四分之一為資本回報，四分之三為勞動所得，但中國企業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一般是40%為資本所得，60%為勞動所得。企業賺了錢按理説應該分紅、返還給股東，但由於治理結構問題，中國企業經常不分紅、自作主張將錢存起來或者進行投資。

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沒有經歷大的衰退，中國企業也沒有經歷過疾風暴雨式的挫折，故而在投資決策上比較樂觀，這些都導致了中國企業整體投資率比較高。

日本“十年失落”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內需不振，所以我曾説中國已出現了“日本病”徵兆，但中國好在有內需潛力，如果能把7.5億農民的消費啟動起來，把他們中一部人轉移到城裏來，這個潛力不得了，這也是中國不致於真的得上“日本病”的希望所在。日本經濟當年像得了成人病，而中國就像一個迅速成長的青少年，他可以通過自身的成長，克服發育中出現的缺陷與毛病。

我認為如果能在以下兩點上獲取突破，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將有所轉變和提升。

第一，靠中國的統一大市場來引導我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不是依賴出口。

第二，改變市場在自然資源和能源方面的無效性。現在自然資源、能源的價格太低，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政府再呼籲循環經濟都是空話。

觀點對照

實現以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要十年之時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部分所佔比例極大。兩者總計在GDP所佔比例從2001年的60%上升到目前(2005年上半年)的89%還多。而同一時期，GDP中消費比例從60%下降到50%。中國經濟對貿易和固定資產投資的依靠程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

中國增長模式中投資傾向如此強烈的基礎有兩個:一個是刺激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發展貿易來創造金融資本;二是國有金融體系壟斷了金融資本,政府部門也就控制了投資資本的來源。

這種發展模式有深度的政治和經濟原因:首先,當外國資本主導的出口部門實現增長的時候,政府部門控制的投資確保為出口增長提供基礎性服務設施。第二,國有控制的投資體系是促進中國內部經濟發展的基本政策工具。第三,國有金融體系控制的投資渠道和資本還成為地方政府部門取得政績的首要工具。中國的行政考核是以當地的經濟發展成效來論英雄的。GDP成為了衡量一個省市經濟發展的關鍵標準。為一個省市創造GDP最容易的途徑是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創造的物質財富成為了衡量一個政府成功與否的最重要標準,因此,政府部門高度依賴於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

中國要朝着平衡增長的模式轉變,必須停止目前的模式發揮作用,實現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是中國經濟長遠發展之道,完成這樣的轉變可能要花費10年的時間。

來源：慧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