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規劃論：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人生是不是可以設計?職業生涯是不是可以像計算機編程一樣預先規劃?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有些人認爲沒有規劃的人生終將一事無成，所以應該儘早做好全面而細緻的職業規劃;還有些人認爲計劃趕不上變化，人生往往會因爲一些無法預料的偶然性因素而發生重大的轉折，所以人生是沒法設計的。當我在一些高校做講座談到職業生涯規劃的時候，就陸續有過多名大學生向我提出了這樣的質疑。

誠然，我們生命中的很多東西確實是無法設計的。無論汶川地震那樣的天災還是9·11那樣的人禍，都徹底改變了無數人的人生，而這樣的情形起初又有誰能預料呢?一個夢想成爲詩人的才子可能因爲忍受不了清貧的生活而做起了海鮮生意，一個死心塌地要在上海定居的人可能爲了某個一見鍾情的女子而義無反顧地去了新疆。魯迅曾經想做個懸壺濟世的醫生，爲此東渡日本學習西醫，職業規劃十分明確，可是，一部電影中的幾個鏡頭卻讓他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從此棄醫從文。我大學期間的奮鬥目標一直是考上北大國際經濟法專業的研究生，然後做一名國際貿易領域的律師，可是，這一理想在畢業後不久便放棄了。

職業規劃其實就是從多個發展方向中選擇一個走下去，而生命是不可以重來的，所以我們無法用實證的方法去論證究竟哪個方向更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們不可能沿着一條路走完以後再回到起點去走另外一條路。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一書中寫道：“人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該要什麼，因爲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檢驗哪種抉擇是好的，因爲不存在任何比較。一切都是馬上經歷，僅此一次，不能準備。”這似乎進一步論證了“人生無法設計”這一命題，因爲我們就算沿着規劃好的職業生涯發展下去，也沒法用直觀的、實證的方法論證這種規劃究竟是不是最好的。

然而，因爲生命充滿偶然性而陷入不可知論的泥淖，因爲生命不能重複而抹煞了選擇的價值，實在是對人生極大的不負責任。未來確實有很多不可知的事情，但有很多是可以確定的。大學生要修滿學分才能順利畢業，畢業後必須走上某個特定的工作崗位，明年的司法考試還將如期接受報名，旅遊業提供的就業崗位會越來越多……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可以預期的，就好比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冬去春來、月落日出。既然有這麼多可以預期、可以把握的事情，爲什麼不能夠基於這樣一種預期而設計自己的將來呢?人生固然無常，可如果我們把握好了那些可以把握的，不就足夠了嗎?

米蘭·昆德拉在感嘆生命無法重複的時候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沒有活過一樣。”這樣的想法出現在小說中主人公的腦海裏，那是一種哲學的思辨;可如果這種人生觀從小說進入了現實，那將是多麼可怕的事情!我們吃完一頓飯以後沒法回到吃飯前飢腸轆轆的時候去選擇繼續捱餓，那是不是吃飯毫無必要?我們讀完大學以後沒法回到高中畢業的時候去選擇不讀大學，那是不是讀大學沒有意義?

假設有個人來到某個路口，有一條路通往公園，有一條路通往百貨商場，他可以沿着第一條路去公園裏散步，也可以沿着第二條路去商場裏購物。他可以瞭解每條路究竟去什麼地方，然後挑一個自己更想去的地方走過去;也可以不關心每條路到底通往什麼地方，隨便挑一條路走下去;當然，他還可以不做選擇，一直站在路口，哪裏都不去了。在第一種情形下，他的選擇其實存在兩個方面的風險：第一，在去目的地的路上遇到交通管制之類的客觀原因而去不成了;第二，在去目的地的途中，或者是到了目的地以後，主觀意志發生了改變，更想去另外一個地方了。不管選擇走哪條路，第一個風險都是存在的，我們如果爲了一個不想去的地方而冒險，何不爲了自己想去的地方而冒險呢?至於第二個風險，其實是一種概率。繼續喜歡原本喜歡的東西，其概率顯然高於喜歡一個原本不那麼喜歡的東西。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又何必因爲一個較小的風險而選擇一個較大的風險呢?

可惜的是，有很多大學生就因爲這兩個方面的風險而寧願做後面兩種選擇，要麼隨波逐流，不去考慮畢業以後究竟想做什麼，也不關心自己所走的路究竟能通往何處，大學四年忙忙碌碌，到頭來卻碌碌無爲;要麼不思進取，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在歡樂的觥籌交錯和刺激的網絡遊戲中度過大學四年。

金末學者王若虛談論文法的時候提出了這樣一個原則：“定體則無，大體須有”。我覺得將這八個字作爲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原則是再貼切不過的了。一方面，職業生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充滿了無數的變數，職業規劃自然也就是一個動態的、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所以“定體則無”，大學生沒必要將職業規劃做得過於深入、細緻。事實上，讓一個大學生完全想好畢業以後去哪座城市、哪個行業、哪類企業從事哪個具體的職位，這也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大學生又應該“大體須有”，對職業生涯做一個大概的、輪廓性的規劃，知道自己究竟喜歡從事哪方面的工作，找出一個大的方向來，大學期間的學習和社會實踐都沿着這樣一個方向而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