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經典文學作品

紀念抗戰，讀讀這些戰火中的經典文學作品

在硝煙瀰漫的抗日烽火中，文學擔負起喚起民衆、實現民族救亡的使命，文學界掀起了以救亡圖存爲主題的文學浪潮。一部部文學作品、一份份文藝刊物、一個個文藝團體……在戰火中誕生。大時代的煉火裏，這些拿筆的“戰士”從來不曾缺席。文學，從未脫離時代。

九一八事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趁勢而入，在東北大地上扶植傀儡政權“僞滿洲國”，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奴役。一批青年作家被迫流亡關內，懷着對故土的眷戀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激憤，寫下了一部部反映故鄉被異族蹂躪，民衆進行不屈反抗的文學作品，他們就是現代文學史上令人矚目的“東北作家羣”。

李輝英的《萬寶山》是第一部以抗戰爲題材的長篇小說，於1933年出版，成爲東北抗戰文學的先聲。作品真實反映了震驚中外的“萬寶山事件”，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和侵略野心，熱情謳歌了東北人民的反侵略反壓迫精神。

“九一八”事變後，駱賓基發表了個人第一部長篇小說《邊陲線上》，以熱血青年劉強投奔抗日救國軍，經過曲折的鬥爭，最終使瀕臨瓦解的抗日武裝重獲生機的故事，歌頌了東北人民的鬥爭精神，啓示中國青年要像劉強那樣與民衆結爲一體，向一切內外的惡勢力勇猛進擊。

1933年，舒羣創作了短篇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成爲他的成名作及代表作。作品通過東北淪陷區三個不同國籍孩子悲歡離合的故事，真實地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初東北人民的悲慘命運和民族矛盾，給被壓迫人民指出了鬥爭方向。

1935年，蕭紅在上海出版了《生死場》。這部作品描寫了淪陷前後東北農村近乎原始的生存狀態，既揭露日僞統治下社會的黑暗，又大膽反映了人民的訴求，其中，“我不當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更是呼喊出了億萬中國人民的心聲。

同年，蕭軍出版了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描寫出東北抗日遊擊隊在戰爭血火中的成長，充滿英雄主義氣息。

端木蕻良於1932年參加塞外“學生軍”抗日，後轉入文學創作。1937年他的短篇小說集《憎恨》出版，著名短篇《鴜鷺湖的憂鬱》《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粱米粥》等收入其中，作品以最無力的聲音、最柔弱的形象表達強有力的憎恨。

還有白朗的短篇小說《伊瓦魯河畔》、羅烽的小說《第七個坑》、馬加的小說《登基前後》等，都反映了東北人民在侵略者統治下的悲慘生活，以及人民堅貞不屈的反抗。

小說之外，詩歌也成爲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閃光點。金劍嘯的《興安嶺的風雪》以詩歌形式講述了一個抗日聯軍連隊在風雪瀰漫的興安嶺上和日寇浴血奮戰的真實故事。這是第一首歌頌東北抗聯的敘事長詩。

七七事變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1937年7月7日，日軍炮轟宛平城，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起點。盧溝橋的槍聲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作家的愛國熱情。作家們紛紛行動起來，一系列以盧溝橋爲題材的作品誕生。

由中國劇作者協會會員集體創作的《保衛盧溝橋》，是抗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宣傳鼓動劇，1937年8月7日起在上海南市蓬萊大戲院首演，引起轟動，拉開了抗戰戲劇的序幕。

田漢於“八一三”前夜創作的《盧溝橋》，融合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表現方法，歌頌了抗日軍民的鬥爭精神，並塑造了團長等多個人物形象。該劇在“八一三”前，由南京報人慰勞抗戰將士公演會首演於南京，立刻引起轟動。

在民族危亡、全民抗戰之際，文藝界自發結成了各種抗戰文藝團體，創辦各類抗戰文藝刊物，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的事業中。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成立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選出郭沫若、茅盾、馮乃超、夏衍、田漢、丁玲、老舍、巴金、鄭振鐸、朱自清、郁達夫、朱光潛等四十五人爲理事。理事會推選老舍爲總務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文協”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並曾多次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訪問慰勞各地戰場。除此之外，“文協”組織編寫了數十種通俗讀物和《抗戰小叢書》;大力倡導通俗文藝;舉辦多次學術座談會，就詩歌如何爲抗戰服務以及有關創作的問題做了探討……“文協”始終是文藝界團結抗日的旗幟。

《抗戰文藝》爲“文協”會刊。自1938年5月4日創辦，至1946年5月終刊，是貫通抗日戰爭時期的唯一文藝刊物，對開展抗日文藝活動、培養青年作家等都發揮了作用。

此外，還有創刊於1937年8月24日，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創刊於1937年9月11日，胡風編輯的文學週刊《七月》;創刊於1938年4月16日，茅盾主編的兼顧創作、評論、翻譯的大型文藝綜合性刊物《文藝陣地》……這些文藝界人士主辦的報刊，在抗戰時期發揮了很大作用。

淞滬會戰炮火的洗禮

開始於1937年8月13日的淞滬會戰，又稱“八一三”戰役，是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戰爭中進行的規模較大、戰鬥較慘烈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徹底粉碎了日本“三個月中國”的計劃。圍繞淞滬會戰，出現了一系列反映淞滬抗戰、歌頌軍民抗日熱情的作品。

1937年8月23日，在經歷盧溝橋事變與淞滬會戰“十天的惡戰”之後，茅盾滿懷悲憤寫下《炮火的洗禮》，宣稱“古老的偉大的中華民族，需要在炮火裏洗一個澡!”“在炮火的洗禮中，中國民族就更生了!”

參加了淞滬會戰的阿壠，創作了多篇反映淞滬抗戰的報告文學和小說作品，均刊於《七月》，後結集爲《第一擊》。

《給予者》是上海作家集體創作的反映淞滬抗戰的小說，由歐陽山、草明、於逢、邵子南、丘東平討論寫作綱要，丘東平執筆。作品描寫了愛國者黃伯祥從卡車司機成長爲一名戰士的歷程。茅盾稱作品寫出“中國人民大衆的抗戰意志如何在壓迫下、踐踏下、侮辱下、欺騙下，沉鬱而堅定地發展，終於達到‘由自己去擔當’”的地步;黃伯祥爲了民族和祖國，只有“給予”，而從不思“受取”。

駱賓基的報告文學集《大上海的一日》，收有《“我有右胳膊就行”》等七篇文章。《“我有右胳膊就行”》以戰火紛飛的淞滬戰爭爲背景，描寫一個左臂受傷的戰士，再三聲言“我有右胳膊就行”，堅決要求上前線重新投入戰鬥，突出地表現了一個抗日士兵的愛國精神和頑強鬥志。

宋之的的獨幕劇集《舊關之戰》，收獨幕劇《黃浦江邊》(又名《黃浦月》)《舊關之戰》。作品系“八一三”後作者率“上海救亡演劇一隊”赴各地流動宣傳期間寫成。《黃浦江邊》以“八一三”抗戰爲背景，以一個在保衛大上海的戰鬥中成功地炸燬敵船的“水鬼”爲主人公，熱情讚頌愛國軍民的抗日熱情。《舊關之戰》以陸軍第三十八軍某團的舊關爭奪戰爲依據，表現了該團前仆後繼、抗擊日寇的壯烈事蹟。

丘東平的報告文學《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系抗戰初期報告文學名篇之一。通過“八一三”戰事中一位女難民的經歷，控訴了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同時，反映上海軍民“用了堅強的意志和日本瘋狗決鬥的一幅壯麗的、美麗的畫景”。女難民自述其經歷，真實感人，富有強烈的鼓舞戰鬥的情緒。

“八一三”事變後，木刻家曹白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加了難民收容所的管理工作，根據這段時間的見聞和體驗寫出了《這裏，生命也在呼吸》《在死神的黑影下面》等報告文學。上海淪陷以後，他又加入江南的游擊隊，直接從事抗日武裝鬥爭，先後又寫了《潛行草》《訪江南義勇軍第三路》等作品。這些作品大部分發表於《七月》，1941年輯爲《呼吸》出版。

還有巴金的抗戰三部曲《火》，反映了“八一三”淞滬抗戰後，愛國青年馮文淑、劉波和朝鮮流亡青年的抗日熱情和鋤奸活動。作品結合抗戰期間的社會現狀，展現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現實，控訴日寇的血腥暴行，讚揚了軍民奮勇抗戰的精神品質。

臺兒莊戰役到前線去

發生於1938年三四月間的臺兒莊戰役，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以來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勝利。此次戰役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堅定了全國軍民堅持抗戰的信心。一批以臺兒莊戰役爲主題的作品隨之產生。一些作家更親自來到戰爭前線採訪，根據所見所聞和採訪體會寫成作品。

反映臺兒莊戰役的作品有三幕劇《臺兒莊》(王瑩等集體創作，錫金等執筆，賀綠汀作曲)，講述了農民江大義等人配合王震團長率領的守軍，在臺兒莊堅持與日寇鬥爭的故事。還有趙景深的鼓詞《臺兒莊》、張天虛的報告文學《運河的血流》、謝冰瑩等的《第五戰區巡禮》等。

1938年4月5日，郭沫若寫下《魯南勝利之外因》，刊發於1938年4月7日漢口《新華日報》。這篇文章後來被收入民族出版社1938年4月出版的《血戰臺兒莊》一書。

1938年初，二十八歲的姚雪垠以《風雨》週刊主編和全民通訊社特約記者名義赴徐州採訪，並去了安徽宿縣境內于學忠將軍軍部，與游擊隊員們座談，4月，姚雪垠在武漢寫出報告文學《戰地書簡》，反映的即是這段經歷。

1938年1月，第五戰區青年軍團在徐州成立，李宗仁自任團長，收容訓練從北方各省流亡來的青年學生。詩人臧克家加入。1938年4月，臧克家赴臺兒莊前線採訪，在臺兒莊戰地共採訪二十多天，歸來寫成長篇通訊報道《津浦北線血戰記》。

敵後根據地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軍民在敵後廣泛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逐步開闢了廣大的敵後戰場。在敵後抗日根據地，作家們書寫軍民打擊日寇的英雄故事，歌頌軍民英勇抗戰的戰鬥精神，作品洋溢着革命樂觀主義氣息。

丁玲在延安創作了大量作品，着重塑造解放區的人物形象。他們中，有部隊的領導和戰士(《彭德懷速寫》《秋收的一天》)，有處於過渡時期的農村基層幹部(《夜》《田保霖》)，有剛踏進新生活的青年知識分子(《入伍》《在醫院中》)，有受盡磨難而堅強不屈的農村婦女(《我在霞村的時候》《新的信念》)。

1937年10月到12月，周立波來到八路軍戰區採訪，在採訪時耳聞目睹了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抗擊日寇侵略的動人事蹟，《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和《戰地日記》兩個報告文學集正是在這些豐富素材的基礎上寫成。

1937年11月，“陝甘寧特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簡稱“特區文協”)成立，同年12月改名爲“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簡稱“邊區文協”或“文協”)。“邊區文協”成立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組織抗戰文藝工作團，先後分赴晉察冀、晉東南和隴海前線等地。

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後改名魯迅藝術文學院)在延安正式成立。這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爲培養抗戰文藝幹部和文藝工作者而創辦的一所綜合性文學藝術學校。不斷涌入延安的作家紛紛來到“魯藝”擔任幹部或教師，到延安後成長的青年作家許多都是“魯藝”文學系畢業。曾擔任“魯藝”文學教員的沙汀，隨賀龍到過晉西北和冀中抗日遊擊區，寫下特寫《隨軍散記》(《記賀龍》)。在“魯藝”文學系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柯藍，1944年發表了章回體中篇小說《洋鐵桶的故事》(初發表時名爲《抗日英雄洋鐵桶》)。

1938年4月，劉白羽出版了報告文學、小說集《遊擊中間》，作品以滹沱河一帶爲背景，描寫游擊隊的抗戰生活。柯仲平創作了敘事長詩《邊區自衛軍》，反映陝甘寧邊區人民武裝抗敵鋤奸的英雄史實。

1938年8月至1939年夏，卞之琳訪問了太行山根據地，並隨軍生活了半年。他根據親身經歷和七七二團政治部副主任盧仁燦的日記創作了二十多篇散文，結集爲《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出版，真實記錄了七七二團克服重重困難英勇殺敵、迅速發展壯大的情況。

1938年武漢淪陷後，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三隊，從陝西宜川縣的壺口附近東渡黃河，轉入呂梁山抗日根據地。詩人被黃河的獨特氣勢所震撼，醞釀已久的詩情爆發。返回延安後，他在1939年的除夕聯歡會上朗誦了《黃河》，音樂家冼星海聽後抱病創作，完成了大型聲樂作品《黃河大合唱》。1939年4月，《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首演，同年5月公演，轟動了延安。

在全民抗戰的洪流中，孫犁別具匠心地選取農村婦女這一羣體爲小說集《荷花澱》的人物形象，用樸實的語言書寫出古老的中華民族在抗戰時期的歷史。

1945年，馬烽、西戎參加了晉綏邊區第四屆羣英會，根據會上宣揚的民兵英勇戰鬥事蹟，寫出章回體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並開始在《晉綏大衆報》連載。小說歌頌了呂梁人民在強敵面前不低頭的英勇抗戰的精神，以康家寨的抗戰折射整個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民族抗戰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