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略論黨的領導演進的歷史邏輯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密不可分。隨着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這“三個偉大飛躍”的實現和展開，中國共產黨領導清晰地展現了從實現和鞏固黨的領導到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再到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演進的歷史進程和歷史邏輯。
實現和鞏固黨的領導
這一時期從1921年黨的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一個從革命向現代化建設轉變輝煌而曲折的歷程。
中國共產黨作爲民族復興的領導者，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封建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及其政治集團，都曾先後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但都沒有擔負起救國救民的歷史責任。中國共產黨建立併成爲中國革命和民族復興領導者，中華民族的悲慘境遇纔開始發生根本改變。
中國共產黨成爲民族復興領導者經歷了一個漸次演進的過程。隨着我們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特別在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後，黨的領導逐步從內部走向外部、從部分走向全面、從局部走向全國、從建立政權到全面鞏固政權。
黨在抗戰時期就提出了黨領導一切的思想，毛澤東多次對其闡發，並在治黨治軍治國的實踐中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在充分保證人民民主權利的基礎上，黨的領導覆蓋到全社會思想、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滲透到社會基層各個組織;廣袤的神州大地，哪裏有人煙，哪裏必有黨的組織及黨的領導;哪裏有國家民族利益存在和拓展，哪裏必有黨的領導力量的守衛和投射。黨的這一堅強領導，使過去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中華民族和中國民衆，重新凝聚起來，彙集成一股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這是歷史上任何剝削階級統治者做不到的，也是世界其他社會制度國家的執政集團做不到的。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爲中華民族實現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提供了根本保證。黨團結帶領人民經過長期奮鬥，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所有這一切，爲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進一步推進奠定了堅實基礎。
毋庸諱言，在這一時期的後期，黨的領導出現了失誤、錯誤，特別是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這是黨在探索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出現的問題，是前進中發生的曲折，決不能因此否定黨的領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指出：“黨的領導不會沒有錯誤，但是黨和人民的親密團結必定能夠糾正這種錯誤，任何人都不能用黨曾犯過錯誤作爲削弱、擺脫甚至破壞黨的領導的理由。削弱、擺脫和破壞黨的領導，只會犯更大的錯誤，並且招致嚴重的災難。”(《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167頁)這一科學論斷被10年後即1991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活生生事實所證明，蘇共垮臺的慘痛教訓非常深刻，同時也深深證明了我們黨重視加強黨的領導的重大勝利及其對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歷史使命的重大歷史意義。
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
這段時間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12年黨的xx大，其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爲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鄧小平文選》，第2卷，268頁)重大政治要求，其後黨的主要領導人也不斷重申這一問題。其根本指向，就是爲了糾正之前黨的領導出現的重大失誤、錯誤，避免重犯這些重大失誤、錯誤;同時爲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新任務，必須以新的思路審視黨的領導一些重大問題，努力把黨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由此，黨提出了許多新決策、新舉措，如在黨的思想領導上，重新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在黨的理論引領上，創立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黨的政治領導上，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在黨的執政目標上，把發展作爲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在黨的領導制度上，不斷完善以民主集中制爲核心的制度體系;在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上，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範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係，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在黨的執政能力上，把執政能力建設作爲黨的建設的主線，等等。黨領導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羣衆自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取得了新進展。這些重大成果，保證了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和領導作用的有效發揮。
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偉大飛躍的根本前提。這一時期，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改旗易幟，一些長期執政的老黨、大黨先後丟掉執政地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經受住了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在改革開放中引領改革開放，在發展市場經濟中駕馭市場經濟，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取得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使中國快速趕上了時代步伐。
但不能不看到，這段時間黨的領導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一個時期以來”黨的領導被忽視、淡化、削弱和管黨治黨的寬鬆軟問題。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針對出現的黨的領導被忽視、黨內混亂的狀況，鄧小平嚴肅警告：“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314頁)黨曾下大力氣解決，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隨着歷史的慣性延續，黨的領導被弱化及管黨治黨寬鬆軟問題一度又突出起來。社會思想嚴重混亂，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一時甚囂塵上。有的人把西方多黨制、“憲政”等當做“普世價值”，企圖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拉入西方所希望的軌道。一些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紀律鬆弛，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人在一些事關黨的領導重大原則問題上諱莫如深、語焉不詳甚至搞包裝，如沒有前提地搞黨政分開。高級幹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慾薰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夥夥、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這種狀況如任其蔓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不堪設想。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勢在必行。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自2012年黨的xx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
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條件下，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在中國這樣的超大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這注定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必須準備付出更爲艱鉅、更爲艱苦的努力。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着力解決一個時期以來黨的領導弱化虛化邊緣化和管黨治黨寬鬆軟狀況，凝聚、統一全黨全國人民思想和行動。
黨的xx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從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制度建設等方面着手，改革和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堅持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由此糾正了一個時期以來在堅持黨的領導問題上出現的模糊認識和錯誤思想認識，扭轉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的黨的領導弱化和黨的建設缺失現象，實現了全黨思想上統一、政治上團結、行動上一致，大大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戰鬥力和領導力、號召力。與此同時，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也得到加強。黨中央果斷作出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的重大工作部署，就意識形態領域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問題闡明立場，建立健全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加強宣傳輿論陣地管理，加強網絡輿論監管，對錯誤思想敢於亮劍、敢於鬥爭，堅決遏制各種錯誤思想炒作和蔓延，這大大增強了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回顧黨的領導在黨的xx大後發生的明顯改變，可以清楚地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從來都是充滿自信、決不迴避退讓，系列重要講話萬變不離其宗，根本是堅持黨的領導;無論哪個領域、哪方面工作，無一不是從加強黨的領導抓起，最終落腳在強化黨的建設上;澄清了模糊認識，奪回丟失的陣地，把走彎了的路調直，樹立起黨中央的權威，弱化黨的領導的狀況得到根本性扭轉。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得以解決，許多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得以辦成，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當然，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其他任何工作任務一樣，到什麼時候問題都不會少。黨面臨的多重考驗和危險將長期存在，國際國內各種複雜因素交互影響，對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形成新的挑戰。比如，意識形態領域鬥爭依然複雜，一些黨員、幹部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不少模糊認識，“四個自信”“四個意識”不強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影響黨的形象、削弱黨的領導不良現象反彈回潮的隱患和壓力猶存，新的隱形變異問題時有發生，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一些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不充分，等等。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也永遠在路上。必須按照黨中央的要求部署，切實把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要求落到實處。
黨的領導演進的歷史邏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高度一致。儘管黨的領導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不同，但始終是貫穿中華民族復興整個歷史進程的紅線主線。在任何時空條件下，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領導，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黨的十九大報告鮮明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的最高政治原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沒有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中華民族將是一盤散沙。對此必須始終保持清醒認識。新時代提出的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重大政治課題，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黨的領導歷史邏輯發展的必然歸宿;既是黨的領導昇華的新境界，也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具體體現。它既繼承了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合理內核，又繼承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思路，把堅持與發展、繼承與揚棄統一起來，實現了更高層次的理論和實踐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