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告範文精選3篇

寫過讀書報告的都知道，讀書報告，簡言之，就是讀完書之後的心得報告，是閱讀者系統的收集、統整、研讀與創作主題相關的各種材料，經分析、歸納、提煉等思維活動，提出個人見解和觀點的文字作品。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讀書報告範文,歡迎大家參閱。

第1篇:讀書報告——關於科層(企業)管理困境的探討

對於作者蓋瑞.J.米勒(er)知之甚少，只瞭解其爲美國華盛頓大學s分校John 商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相比作者而言，譯者信息較充足。韋森，原名李維森，1953年10月5日生，漢族，籍貫山東，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20xx年與王勇、趙瑩、高笑梅、季虹等合譯《Mangerial Dilemmas》一書，併名爲《管理困境——科層政治經濟學》。

這是一本由一位當代政治學家所撰寫的“企業內部的經濟分析”，是一本爲學術界和管理界所撰寫的非同於“管理經濟學”的“企業經濟學”。這是一部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探討科層(企業)之存在理由、企業內部管理機制及其困境的理論性著作。

一、科層

自從資本主義市場發展以來，市場在經濟中發揮作用越來越明顯。經濟學主要創始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評論：“自由市場是無形的手”。市場看似自由、雜亂，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會有效地地配置資源。然而，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經濟在資源的配置上，存在自身缺陷和外在不足，它也有它自身難以彌補的缺點——那就是市場失靈。(正文P37-39)

以下詳細介紹市場失靈的原因:(正文P25-26，P39-49)

1、信息不對稱。當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消費者與生產者難以達成互利的市場交易，這主要因爲人是理性的，這也是導致科層管理的困境主要原因。

2、外部性。在經濟學中，外部性是指參加交易人的行爲影響第三者，例如在一個團隊中，每個人的生產力水平可能取決於其他人的努力水平，隨意可能導致卸責。

3、市場壟斷。市場之所以會一起資源的高效率配置正源於他的自由競爭，但是，壟斷的出現就會喪失自由競爭性，因此就難以造成高效率。

市場失靈使科層產生。科層在原文中爲“hierarchy”。韋森博士解釋說：“所謂科層是相對於市場的一種資源配置形式，它大致類似於組織經濟學中的‘廠商’、‘企業’、‘組織’”。在中文中我們理解成企業，總而言之是一種組織。(譯者的話P3，導言P16)同市場失靈一樣，科層也不是萬能的，科層也會失靈，科層也會遭遇它的管理困境。

二、科層管理困境

所謂管理困境是指個人理性與效率之間的博弈。僱員與僱主之間陷入無限的博弈之中，他們的理性在無限的博弈中漸漸變成本身的自利行爲。這種自利行爲中，雙方都想追求帕累托最優，由於一些其它因素的出現，反而會導致這樣就會會導致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從而效率越來越低。

著名的“囚犯困境”會給我們解釋這個問題:(正文P30-37)

女檢察官爲了破案，將甲乙兩人陷入“囚犯困境中。假如甲乙兩人爲了自身利益，又在不同的房間中被審問(類似於信息不對稱)，爲了更好的利益只好承認(即使兩人是清白的)，但是這正中了女檢察官的心意。而且這也不只是存在於學術上，在美國追捕女巫事件中切實發生。

康德促進了個人理性思想的發展。亞當•斯密也說明，個人理性是市場經濟之所以優越的根本原因。但是當個人理性陷入無限博弈時，就變成所謂的利己主義，完全的利己主義使得團隊精神、企業的管理等難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效率問題難以改善。

三、科層管理困境的具體表現與分析

(一)、集權與分權孰優

當利己的行爲和討價還價導致低效率時，科層是一種解決機制。但是，一旦科層的行政權威建立，制度問題仍然存在：誰應該爲企業做權威決策?

1、集權侷限

1943年老福特去世後，亨利•福特二世取得企業的完全控制權，但是他很快意識到：僅僅擁有對一羣人的獨裁權力是不夠的。正如他對助手所說：“很明顯，我的知識不足我經營這個地方”。(正文P106)

在早期的中世紀管理思想家中，馬基雅維利在其《君主論》中所設想的領導具有絕對權力，類似一個獨裁者。然而，他仍認爲，即使具有絕對權力的君主也需要得到準確的信息與建議。(正文P109)

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解釋市場失靈，爲設立科層提供了貌似有理的理由。但是，信息不對稱不會因爲科層的設立而消失。一個人難以得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信息不對稱時。因此在科層中，獨裁是行不通的，所以下放權力成爲不可避免的問題。

2、分權不當。

在決策中，如果讓每個對結果有影響的人有“任意決斷權”，我們就抑或放棄帕累托最優，抑或進入一個無休止循環。

科層制企業內部的權力分散或分權能否解決問題?也不一定。正如Miller教授所見，“如果我們在科層中想要任何程度的分權，我們既不能保證穩定的選擇是有效率的，也不能保證有效率的選擇是穩定的”。

於是，任何科層制企業常常處在集體選擇中“Sen弔詭”(Sen Paradox)之中。理論上是如此，在現實中也常常是如此。每一個權力下放的科層一定違反帕累托最優原則、傳遞性、或者全域，每個可能性帶有一系列令人不快的組織問題。權力下放的科層，其組織設計必然涉及多種不愉快的權衡替代。(正文P122-125)

(二)、激勵與守諾問題

在泰勒看來，計件工資無疑是一個能夠提高效率的激勵模式，現在仍有許多組織借用這一激勵制度來操縱個人偏好，從而提高效率。這之間存在守諾問題：當僱主的激勵手段能夠守諾時且僱員也守諾，會達到理想狀態，但是當僱員不守諾時，難以達到所向目標。(正文P144，P148)

在某企業，僱主所定計件工資制的標準爲a，管理者往往會發現，僱員往往只比a高一點，即使他們還有充分時間，但是他們卻已說笑打發時間。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僱員憑藉以往經驗發現，如果他們的工作普遍超過a時，管理者認爲他們還有能力超過這一標準所以會把a調爲b(b>a),因此僱員們要多工作。僱員與僱主之間存在信息的不對稱，所以往往保持理性，彼此不信任。(正文P143-166)

(三)、團隊卸責

正如市場失靈的外部性一樣，科層失靈也存在外部性因素。在某個團隊，一個人卸責，就會導致整個團隊的卸責。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擔水河、三個和尚沒水喝。(正文P177-181)

張五常談論中國縴夫的事情也證明這個理論：當一個縴夫在卸責時，其他的縴夫理所當然的想到自己也應該卸責。(P81)在了上世紀中國搞人民公社化時也充分反映這個問題。上面的計件工資制的不守諾也會導致團隊卸責。

四、如何解決科層管理困境

總的來說，解決科層管理困境——即科層失靈問題，主要策略要靠“制序”。這是一個新概念，所謂制序就是指在制度管理下的秩序。(譯者的話P5-7，導言P6-8，P12-16)此制度並非所謂的規章制度，是一系列的管理模式：包括合作、領導藝術。

(一)、合作

有人也許會說，團隊卸責會導致低效率，難道合作會行的通嗎?團隊卸責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博弈，假如再重複博弈之中，合作就有了可能。(正文P249-270)

就再次以縴夫爲例，當他們都卸責時，運河上的船還會行駛嗎?理性會使得他們再次重新工作起來，而且會更能夠提高效率。

而且當一個企業能夠有自身的企業文化，就會一定程度的提高合作的可能性。一旦公司有自己的企業文化，凝聚力就會提高，合作的觀念就會增強。(正文P271-272)

(二)、領導

一個恰當的領導者他的作用是強大的。

1、守諾。在上面已談到激勵與守諾問題，只有當領導者守諾時，才能儘可能的得到員工的信任。所以纔有可能使得兩者之間矛盾擴縮小。(正文P296-300)

2、交流一個有效率的管理者做好的一件事是加強交流。雖然通過交流無法解決問題。但是會有效的彌補缺陷。(正文P300-306)

3、制度約束。中古有句古話說得好：無規矩不成方圓。只有穩定的制度約束，使得守諾才儘可能的不被個人理性所影響。(正文P306-315)

五、小思總結

經過閱讀和深思，我發現是無法徹底解決科層失靈問題的。但是我們尋求方法解決科層管理困境是爲什麼呢?是爲了追求效率，雖然難以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對於提高效率仍然是有效果的，所以這個研究仍是有用的，不然哪會有那麼多的學者專家對此進行深入研究。這充分反映這個課題的價值性。在制序的領導下，進行有秩序的活動，肯定會相對的提高效率的。我相信只要能夠合理的管理就有可能避免低效率。

第2篇:讀書報告範文--《老人與海》

古巴老漁民桑地阿哥已經八十四天沒有捕到魚了。這一天碰上了好運氣，他捕到了一條特大的馬林魚，他把六盤繩子擰在一起拖魚都險些把繩子繃斷。正當老人高興地返航時卻遇到鯊魚。鯊魚不斷地襲擊那條大魚，老人一個人在小船上同鯊魚戰鬥，用漿打、戳、刺，累得筋疲力盡，鯊魚還是把這條大魚能吃的地方都吃掉了。老人拖着碩大的魚骨架爬回岸邊。但老人說：“人可不是造出來要給打垮的。可以消滅一個人，就是打不垮他。”老人的話成了美國文學界“硬漢子”形象的精神的標誌。由於《老人與海》這部中篇小說以及其他作品，海明威獲得了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中論及他的藝術風格時說：“他能把一篇短小的故事反覆推敲，悉心剪裁，以極簡潔的語言，鑄入一個較小的模式，使其既凝練，又精當。這樣，人們就能獲得極鮮明、極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它要表達的主題。往往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藝術風格達到極致。《老人與海》1952正是體現他這種敘事技巧的典範。”轉摘自《老人與海》第358、359頁，灕江出版社1987年版

這本書的故事非常的簡單，寫古巴老漁夫聖地亞哥在連續八十四天沒捕到魚的情況下，終於獨自釣上了一條大馬林魚，但這魚實在太大了，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盡，被他殺死了綁在小船的一邊，在過程中一再遭到鯊魚的襲擊，最後回港時只剩魚頭魚尾和一條脊骨。這篇文章是根據真人真事來寫的。

老人與海是一本讓你理解什麼纔是真正的堅強與執着的書。老人桑蒂亞戈在與一條大魚的鬥爭中表現出了無畏的勇氣與毅力，他是一位漁夫，獨自一個人出海打魚，在一無所獲的八十四天之後釣到了一條巨大無比的馬林魚。魚非常的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兩天兩夜，在海上老人與前來搶食的鯊魚進行了殊死搏鬥，但他還是沒能保住魚。老人最好拖回家的只剩一副光禿禿的魚骨和一身的傷，但他卻受到了人們的讚賞。他最後被打敗了，卻沒有失敗，因爲他在抗爭時的堅韌已經得到了勝利，他與自己的極限抗爭中已經得到了勝利。

生活也是這樣，一個人可以被毀滅，卻不能放棄。海明威告訴我們一個人遇到挫折時要永遠的抗爭，永遠的拼搏，在不屈的抗爭中得到永遠的、無形的勝利。

老人的身上有一種永不言敗的精神，它讓他與大海和命運發出了挑戰。他的船是舊的，船帆是破爛的，一切都昭示着他以前打魚並不順利。但他頑強的精神支撐着他向所有的挫折發出不屈的音符，爲他的人生譜寫一曲優美壯闊的樂章。他依然堅持着，他不懈地與大海抗爭，與命運抗爭，與所有的挫折與不如意抗爭。人生的意義就在於這種不懈的抗爭，跨越時間與生命的抗爭!

每個人都有無限的潛力，而你能不能成功就在於你能否把它發揮出來，在與磨難的抗爭中發泄出來。文章中好幾次都提到了獅子。那不是獅子，是一種象徵，是一種永不言敗的精神，它昭示着老人無晃之王的光輝。有人說老人哪裏勝利了?他明明沒有帶回那條大魚。但是勝利並不在於是否帶回了魚，而是在他有沒有挑戰自己的極限。老人成功了，他們到了那條讓所有人驚訝的大魚，至於到底有沒有帶回來已經不重要了，能打能到這條魚本事已經是個奇蹟了。

當我面對着困難時，我會想着成功就在眼前，於是就對克服困難產生了希望，會一步一步，一點一點的走下去，直到成功。生活就是一個一個的困難組成的。老人那永不言敗的精神，將引領着我走向成功，走向希望。海明威寫這個小說中的種種不如意去抗爭，與所有的磨難和不可能抗爭。困難對我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我們心中的畏懼，而老人戰勝了心中的畏懼，於是他被萬人矚目，他被讚美，被人們所推崇。海明威希望我們每個人都不要因爲生活中的種種打擊是生活失去熱情。要想老人舉起魚叉那樣的勇敢的面對生活中的所有阻礙，與風暴抗擊。而你也在不斷掙扎中成長，變得成熟。我們所受的不如意難道會比老人多嗎?老人抗擊了，爲什麼我們不能抗擊呢?爲什麼我們不能越過心中的那道障礙，勇敢的面對那些阻礙?請勇敢的直視前方，遠處的風暴固然恐怖，但你終究要面對。人生的路上逃避不是辦法，只有抗擊才能得到成功與快樂。

第3篇: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讀書報告

摘要：周作人的人生觀和文學觀始終交織着表現個性和國民性的矛盾運動。他的“言志”和“載道”的文學史觀可以用彰顯個性和濟世載道來加以闡釋。

關鍵詞：言志與載道 明末文人 周作人 出世 入世

一 “言志”和“載道”的辨析

周作人的“言志”和“載道”的文學觀不是靜止的，在他創作的各個不同時期，他的文學觀都有所不同。

(一) 1920xx年前

1920xx年周作人在《河南》上發表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學觀點，即反對梁啓超小說爲政治“載道”的文學觀，但承認文學對時代對民族的“非實用”的“遠功”。周作人認爲文章的使命是“一曰在裁鑄鴻思匯合闡發之也。二曰在闡釋時代精神的然無誤也。三曰在闡釋人情以示世也。四曰載發揚神思，趣人心以近於高尚也。”[1]簡言之，文學的使命就是振奮國民精神，關注國民性。只是文學所載之“道”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遠功”。同時，受西方以個人爲本位的價值觀的影響，他接受了強調人性發展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文學觀，高度重視個體的意義。周作人在《談龍集》的同名文章中闡釋了“個性的文學”應具備的特點：

1.創作不宜完全抹殺自己去模仿別人 2.個性的表現是自然的

3.個性是個人唯一的所有，而又與人類有根本的共同點

4.個性就是在可以保存範圍內的國粹，有個性的新文學便是這國民所有的真的國粹的文學[2]

(二) 1927—1937年

五四落潮之後，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左右兩派的激烈衝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夾縫之中，於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園地”，選擇了迴歸自我的個人主義道路。表現個性的文學思想成爲影響他後來文學觀的主導。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周作人對“言志”和“載道”系統地總結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在他看來，“言志”的文學核心是抒發感情，所以又可稱爲“即興的文學”或是“革命的文學”。與之相對，“載道”的文學則以儒家思想、說教意識等內容作爲主體，是“賦得的文學”和“遵命的文學”。周作人尊前抑後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他認爲“，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載道的原因，是因爲文學剛從宗教脫出之後，原來的勢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之內，有些人認爲單是言志未免太無聊，於是便主張以文學爲工具。再借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東西———‘道’表現出來。”[3]周作人的“言志”和“載道”思想是存在矛盾的，他在排擠一切“載道”派的同時，實際上潛意識中已經承認了“載道”對於是文學必不可少的。於是他開始打破“言志”和“載道”之間的界限，改變了言志和載道的機械對比，指出“言他人之志是載道，載自己之道是言志”，“以此(俞平伯的意境)言志，言志固佳，以此爲道，載道亦復何礙?”可見，周作人並不絕對的反對“載道”，只不過“載道”的文學必須以“言志”爲前提。

(三) 1937—1945年

進入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學觀出現了表面上的大反撲。周作人竭力地將儒家思想意識形態化，強調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視人本性的求生意志的儒家本位主義，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關心“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的傳統道路，主張“凡國民應以國家民族爲前提，文人也在其內。”[4]他對30年代自己提出的“言志”“載道”的觀點作了實質性的修改，把文學“直截了當地以誠與不誠分別”[5]。他所“真實”，本於人生、本於心。說這種思想的轉變是表面的，是因爲周作人的這些觀點不是來自於一個文學家，而是來自於政治家。這一時期出任說的“誠”是儒家所強調的基本思想之一，大概是指文學的僞職的特殊經歷，使他不得不重新闡釋自己的觀點，以求精神上的解脫。把周作人所提出的“言志”和“載道”的理論用於他自身文學觀的發展與轉變的分析，而不是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似乎更爲恰當。“言志”和“載道”的鬥爭是以“載道”爲主轉變爲“言志”爲主的過程。由對國家社會民衆的積極關注到鑽進以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爲基礎的象牙塔。最後，周作人將言志所表現的個性與載道所在的濟世同歸於“誠”，實際是超越了“言志”和“載道”的狹隘束縛，將文學與藝術、人生合而爲一，隨心所欲不逾矩了。現代著名學者曹聚仁對周作人的思想變遷有着精確生動的概括，他說：“周先生十餘年思想的變遷，正是從孔融到陶淵明二百年間思想變遷的縮影。”

二 明末文人與周作人

周作人對晚明文學的情有獨鍾一個重要原因是晚明文人和他們的文章與周作人的人生觀存在共鳴。

(一) 思想的矛盾性

周作人不是沒有看到他所欣賞的晚明文人在思想和創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性，只是這些矛盾的思想與周作人自身人生觀的雙重性是同構的。明末社會的動盪和黑暗使明末文人不得不退居於藝術的世界。他們的隱逸是被迫之舉。周作人評述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色彩，但根本上卻是反抗的„„大多數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度也很顯然。”[7]正因如此，他們的文章既具有閒適的風韻，又隱含着“亡國之音”的怨憤。周作人在自傳中介紹了一個關於自己是老和尚轉世的說法。無論這個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周作人的確具有古代名士的精神風貌。他就像一個活在現代的古代書生，面對着出世和入世的思想困境。一方面他有儒者的風範，即使聲稱要閉門讀書，深入到骨髓的儒者氣質也使他時刻關注着世態炎涼;另一方面，他又是道家尤其是釋家文化滋養長大的寵兒，因此質樸、單純、自然的生活態度，閒適、優雅的精神狀態也同樣是輸入到他的潛意識之中。

(二) 解決矛盾的途徑

爲了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晚明文人和周作人選擇了相同的道路，即尊重、提倡文學的個性、反對枯燥乾癟的宣揚道統。其不同之處在於晚明文人的張揚個性，來自於其“入世”不得的無奈，周作人的表現個人似乎更多的與他的性格相關，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周作人對晚明文人的好感幾乎是從不掩飾的。追求率真與自然的真性情、真趣味，在他看來，這本身就是擺脫假道學與八股文之後的一種人性的復歸。晚明文人“以文自娛”的寫作姿態也源自於他們的生活態度——一種莊子式的藝術化的生活態度。公安派和竟陵派提出“獨抒性靈，不拘俗套”、“信腕信口，皆成率度”的主張被周作人視爲是新文學的來源。正是人格中散發着的個性魅力，使晚明小品普遍具有爲爭取精神自由而表現出來的灑脫、自娛的心境;具有那種超脫政治功利而表現出來的滿足自我、發泄自我的審美體悟式的價值取向;呈現出來的整體風貌和情調，異於秦漢古文、六朝駢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而自成一格[8]。周作人看似矛盾的思想是以一條主線來貫穿的———以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他的個人主義與現在所說的西方個人主義是有區別的。同五四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周作人追求的個人主義更近於尼采所說的“成爲你自己”，即確立真正的自我。對自我價值的過多強調，最終使周作人將濟世的情懷理想化了，它們成爲審美、欣賞的對象，成爲一種“愛好”和“趣味”。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的高遠的理想到底只是我們心中獨自娛樂的影片”，於是釋家道家生活態度最終佔了上峯。同樣的體現自我價值和表現趣味的傾向，使周作人自覺地選擇散文，自覺地將生活審美化，人生藝術化。

(三) 周作人歸於個性的原因

周作人有着深厚的國學根底，同時接受了衆多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沒有專一的採用一種主義作爲自己的思想主體，而是博採各家。日本評論家本山英雄說，在周作人的思想深處相信“個人”和“人類”之間具有一種無媒介的一貫性，而不肯承認在生活層面上填充着兩個極端的人之關係的各個階段——宗教、鄉黨乃至民族、國家[9]。他認爲個人的也是人類的。文學家對濟世的關注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變得毫無意義，既然從個性中可以看到人類，那麼只要寫個性就可以完成儒家“文以載道”的使命;文學家也就不必因時代、社會等因素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創作方向。總之，個性和國民性在周作人看來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存在質的差異。

三 出世與個性，入世與載道

(一) 中國人的出世和入世

中國人是偏感性的，圓融、中庸的，我們是通過體悟來了解這個世界的。如果一定要用兩個元素的相互作用來解讀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發展軌跡，那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出世和入世兩種思想隨着時代的此消彼長帶來的文學上的出世抒情和入世闡道。馮友蘭先生說“：因爲儒家‘遊方之內’，顯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爲道家‘遊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一些。這兩種趨勢彼此對立，但是也互相補充。兩者演習着一種力的平衡。”出世和入世相結合形成了中國人共有的心理模式。

(二) 長期以來入世思想的壓倒性地位

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提出了兩個十分重要的論點，即中國的社會——政治與文化——道德兩個體系因爲普遍王權的瓦解而導致崩潰，因而引起了“五四”時期，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的興起;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模式使人們在潛意識中相信，思想文化的改革是進行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的基礎。從他的觀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普遍王權和思維定勢的共同作用導致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具備入世思想的必然性。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真實情況看，歷代文人都是在入世不得的情況下轉爲出世的。中國的文人在潛意識中都有一種充當社會導師的熱忱。他們是“帶着重新安排社會秩序的偉大激情與無比強烈的演說衝動”來到這個世界的。因此，後代文人多以聖賢作爲效法的對象，想通過立言來達到教化國民的目的。五四時期社會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積極從事的解放個性、宣揚民主科學、傳播人道主義等活動，其最終的目的幾乎都是爲了通過思想革新改造中國社會的落後面貌。

(三) 出世和入世對文學的影響

出世和入世對文學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文章的取材、內容，更表現在藝術形式方面。出世的道家、釋家思想與入世的儒家思想總是處於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的過程中。當前者的力量較強時，文人會暫時忽略社會現實和他們的政治理想，轉而以閒適的心情，行雲流水地描寫人在自然中的快樂、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就在這時，他們開始注重文筆的錘鍊，重視文章的辭藻和神韻，用審美的眼光對待文學創作。當後者的力量較強時，大丈夫齊家治國平天子的雄偉抱負就會不自覺地成爲文章的主體。作者對一切人和事物的描寫都會以便於闡述自己的政治意圖爲旨歸，行文中處處可見一種潛在或顯現的人格力量。文章的審美藝術特質和豐富的情感力量在兩種思想的運動中逐漸加以結合，形成了中國文學藝術獨有的風格。

(四) 出世與個性，入世與載道對應關係

傳統的觀念一般認爲儒家思想形成了人們的入世思維，而道家、釋家的觀點又使人們淡然出世。這種區分只是大致上的，這幾種中國傳統思想各自有十分複雜的體系，很難絕對的判定何者出世、何者入世。出世和個性，入世和載道的對應主要是從文章的思想內容角度來分析的。“獨善其身”之時所作的文，記錄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點滴，文人墨客從這點滴中找到聊以自娛的精神源泉;“兼濟天下”之刻所作的文，關注的是國家民族蒼生的事，文人從中表現自己的愛國、憂國之思，入世、濟世之才。至於入世的文章中同樣張揚了個性，出世的作品中也有載道的傾向(隱語)，應該算作是一種相對的現象。

“言志”和“載道”至今還是兩個無法說清的概念，似乎也沒有說清的必要。我們只要知道，這是兩個中國文學史上極爲重要的術語，對歷代文人的創作和批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西方文論統治中國文學理論的時代，這種從中國傳統中爲新文學的發生尋根的努力，格外值得稱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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