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杜甫的讀書筆記
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不僅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着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不惜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來，他的詩就被公認爲“詩史”。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爲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河南鞏縣的瑤灣。他的出身是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閒曾爲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這一階級出身規定了杜甫要成爲一個熱愛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也正是這樣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約可分爲四個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壯遊時期。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羣書萬卷常闇誦”的刻苦學習，爲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爲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遊齊趙時，曾先後和蘇源明、高適、李白等人有時呼鷹逐獸，打獵取樂，有時登高懷古，飲酒賦詩，並和李白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在這長期的壯遊中，詩人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爲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爲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爲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隱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胡人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爲了獻身恢復事業，他隻身逃出長安，投奔鳳翔。“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從這些詩句也就可以想見當時的艱險和困苦。脫賊後，他被任爲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官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幾受刑戮。從此他屢遭貶斥，但也因而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由鳳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孩子上戰場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爲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峯。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谷，歷盡千辛萬苦，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嚴武再鎮蜀，表薦杜甫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因稱“杜工部”)，他曾度過六個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着“生涯似衆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爲避臧介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着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甓，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要作關懷人民疾苦的詩人，他的身後，自然是蕭條的。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陽的靈柩歸葬偃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係和他如何成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過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從切身生活體驗出發，對儒家的消極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儘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卻說“拔劍撥年衰”。儘管“萬國盡窮途”，“處處是窮途”，然而他卻是“不擬哭窮途”，“艱危氣益增”。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我們知道，儒家也談“節用愛人”，“民爲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不同，他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願爲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性。他主張與鄰族和平相處，不事殺伐，所以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視民族間的和好關係：“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近聞》)對玄宗的大事殺伐以致破壞這種關係則加以非難：“朝廷忽用歌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賊盜蕃寇總退口號》)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爲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由於時代、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關係看作天經地義。須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對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過皇帝的“下令減徵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另一方面，他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老復何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對權貴達官們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更勇於揭發。
杜甫詩歌的思想性
基於上述的生活實踐和思想傾向，杜甫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也達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達到的高度。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這有以下各方面的表現。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赴奉先詠懷》)——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一個特徵。杜甫始終關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總希望能看到人民過點好日子，所以他說“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別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詩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別”中，他反映出廣大人民在殘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這裏，有已過兵役年齡的老漢，也有不及兵役年齡的中男，甚至連根本沒有服兵役義務的老婦也被捉去。《羌村》第三首也說到“兒童盡東征”。在《赴奉先詠懷》中，他更指出了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養活了達官貴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並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這一根本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的撲棗，更說出了窮人心坎裏的話：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歸人。不爲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他不僅體貼農民的“困窮”，而且還以熱情酣暢的詩笑，描繪了田夫野老真率粗豪的精神面貌。如《遭田父泥飲》：
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慄，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如此平等親切，是極爲少見而可貴的，也是富有進步意義的。白居易《觀稼》詩：“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便是受到杜甫的教益。總之，作爲一個詩人，只有在杜甫筆下才能看到如此衆多的人民形象。
杜甫在多年飢寒的體驗中，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有時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飢已卒”的情況下，他想到的卻是：“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當茅屋爲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這樣的宏願：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寧願“凍死”來換取天下窮苦人民的溫暖。白居易《新制布裘》詩：“安得萬里裘，蓋裹週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黃徹《鞏溪詩話》說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的“寧苦身以利人”，這評比也是公允的。
當然，杜甫對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他是一個封建士大夫，只能在維護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尋求減緩人民災難的辦法，反對人民的“造反”。儘管他寫過“資賊本王臣”，承認了“官逼民反”;當元結在詩中痛恨官不如賊的時候，他也給以熱烈的支持;但是當袁晁在浙東起義時，他卻寫出了“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的詩句，這就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階級侷限。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二個特徵。
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他的詩歌滲透着愛國的血誠。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當國家危難時，他對着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一旦大亂初定，消息忽傳，他又會狂喜得流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真是“潑血如水”。由於熱情洋溢，一派滾出，因而也就使人忘其爲戒律森嚴的律詩。
杜甫始終關懷着國家命運，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這類詩句是很多的。隨着國家局勢的轉變，他的愛國詩篇也有了不同的內容。比如，在安史之亂期間，他夢想和渴望的就已經不是周公、孔子，而是呂尚、諸葛亮那樣的軍事人物：“悽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晚登襄上堂》)他大聲疾呼：“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只是寫的一匹“老肅霜”，而是蘊含着一種急欲殺敵致果的報國心情在內的詩人自己的形象。因此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三吏”、“三別”並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諷刺詩，同時也是愛國的詩篇。因爲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並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精神。“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別》)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自己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號召。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黷武，則志在安邊;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杜詩註解》序)從戰爭的性質指出杜甫由反戰到主戰同樣是從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是有見地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一個愛國愛民的詩人，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懷着強烈的憎恨，而這也就是杜詩人民性的第三個特徵。
杜甫的諷刺面非常廣，也不論對象是誰。早在困守長安時期，他就抨擊了唐玄宗的窮兵黷武，致使人民流血破產。在這方面，《兵車行》是有其代表性的：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在《前出塞》中，詩人也代人民提出了同樣的抗議：“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
楊國忠兄妹，當時炙手可熱，勢傾天下，但杜甫卻在《麗人行》中揭露了他們的奢侈荒淫的面目：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闔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及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箸厭飫久未下，巒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空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沓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復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詩人還把楊國忠兄妹們這種生活和人民的苦難，和國家的命運聯繫起來：“朝野歡娛後，乾坤震盪中。”(《寄賀蘭恬》)同時，他又警告統治者要節儉，認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
唐肅宗、代宗父子信用魚朝恩、李輔國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權，杜甫卻大罵：“關中小兒壞紀綱!”認爲只有把他們殺掉，國家纔能有轉機：“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在《冬狩行》中他諷刺地方軍閥只知打獵取樂：“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伴隨着叛亂而來的是官軍的屠殺姦淫，《三絕句》之一對此作了如下的無情揭露：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這時，官吏的貪污剝削也有加無已，《歲晏行》說：“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針對這些現象，作爲一個人民詩人，他有時就難免破口大罵，把他們比作虎狼：“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絕句》)把他們看作兇手：“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慾肥!”(《送盧十四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可惜，階級的侷限使杜甫仍只能把希望寄託在統治者身上：“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徵賦?”同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忠告他的朋友們要作清官：“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真是“告誡友朋，若訓子弟”(《杜詩胥鈔》)。
除上述三方面這些和當時政治、社會直接有關的作品外，在一些詠物、寫景的詩中，也都滲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比如說，同是一個雨，杜甫有時則表示喜悅，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即使是大雨，那怕自己的茅屋漏了，只要對人民有利，他照樣是喜悅：“敢辭茅葦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當久雨成災時，他卻遏止不住他的惱怒：“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九日寄岑參》)可見他的喜怒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以人民的利益爲轉移的。在詠物詩中，有的直接和現實聯繫，如《枯棕》、《病桔》等;有的則是借物寓意，因小明大，如《螢火》刺宦官的竊弄權柄，《花鴨》刺奸相的箝制言論，至如《麂》詩：“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那更是憤怒的譴責。所有這些，都可以看作政治諷刺詩。
杜甫熱愛生活，熱愛祖國的大自然。他那些有關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詩，如《月夜》、《月夜憶弟》、《夢李白》等，也無不浸透着摯愛和無私精神。“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他對李白的友誼是如此深厚。我們祖國的山川風物是美不勝收的，杜甫並不是山水詩人，但他卻比之一般山水詩人寫出了更多的山水詩，而且自具特色。中國有五嶽，杜甫用同一詩題《望嶽》寫了其中的三個：泰山、華山、衡山。此外象隴山、劍閣、三峽、洞庭等等也都作了出色的描繪。“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清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嶽麓山道林二寺行》)，從這類句子，我們也就可以看出這類詩同樣飽含着詩人的愛國激情。
第三節 杜甫詩歌的藝術性
杜甫異常重視詩歌的藝術性。他對於一篇詩的要求非常嚴格，即所謂“毫髮無遺憾”。因此，他的詩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是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的典範。
從創作方法上來看，杜甫的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現實主義。杜甫有他獨特的豐富的生活經驗，他的詩多取材於人民生活，和社會現實密切結合，爲了真實地形象地反映現實生活，他需要採用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這就是形成他的詩的這一特色的內在原因。
爲了比較便於闡明杜詩現實主義的若干特點，我們可以分別地就敘事詩和抒情詩兩方面來談。
杜甫的敘事詩，特別值得我們珍視。在他以前，文人寫的敘事詩是很少的，敘人民的事的就更少。杜甫的敘事詩，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現實主義特色也表現得最爲突出，最爲充分。這有以下幾點：
第一，善於對現實生活作典型的藝術概括。在杜甫許多著名的敘事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很善於選擇和概括有典型意義的人物，通過個別，反映一般。比如《兵車行》中那個“行人”的談話，便說出了千萬個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別”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範例。例如《無家別》裏，寫亂後鄉里的面目，寫無家可歸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寫士兵對死於溝壑的母親的回憶，都有極其深廣的現實內容。就以《羌村》來說，雖然是敘述詩人自己亂後回鄉的經歷，但是，詩中所寫的“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等家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欷虛”的場面，絕不只是反映了詩人自己的生活經歷。杜甫這些詩所以千百年來都一直能令人讀後感到驚心動魄，其祕密也就在於它是現實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杜甫還善於把巨大的社會內容集中在一兩句詩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爲它是詩人以如椽的詩筆，概括了社會現實中的尖銳的矛盾，寫出了統治集團的鐵案如山的罪證。他如：“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等，同樣是以高度集中概括而“力透紙背”的名句。盧世榷評“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慾肥”二句說：“合字肥字，慘不可讀。詩有一字而峻奪人魄者，此也!”合、肥二字所以具有“峻奪人魄”的力量，便是高度集中的結果。
第二，寓主觀於客觀。也就是將自己的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說出。這是杜甫敘事詩最大的特點，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領，因爲必須具有善於剋制自己的激動的冷靜頭腦。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躍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愛憎之外，便都是對客觀事物的具體描寫。他把自己的主觀感受和評價融化在客觀的敘述中，讓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讀者。只如“有吏夜捉人”這一句，無疑是客觀敘述，但同時也就是作者的諷刺、斥責。不必明言黑暗殘暴，而黑暗殘暴之令人髮指，已自在其中。此外，《麗人行》中對楊國忠兄妹的荒淫，只是從他們的服飾、飲饌和行動上作具體的刻畫，不顯加譴責，而諷意自見。白居易也是現實主義詩人，我們如果拿他同樣是反對窮兵黷武的名詩《新豐折臂翁》來和杜甫的《兵車行》對照，馬上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在《兵車行》裏，杜甫始終沒有開腔，“行人”的話說完，詩也就結束了。但在《新豐折臂翁》中，白居易在敘述那折臂翁的談話之後，卻自發議論，明白點破作詩的主旨。白詩的諷刺色彩雖然很鮮明，但杜詩寓諷刺於敘事之中，更覺真摯哀痛，沁人心脾。
第三，對話的運用和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爲了把人物寫得生動，杜甫吸收了漢樂府的創作經驗，常常運用對話或人物獨白，並作到了人物語言的個性化。這類作品很多，現以《新婚別》爲例。這是寫的一位新娘子的獨白：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君妻，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新婚竟成生離死別，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還是剛過門的新娘子，所以態度不免矜持，語帶羞澀，備極吞吐，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所以我們讀起來，總有一種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感覺。
第四，採用俗語。這是杜詩語言的一大特色。杜甫在抒情的近體詩中即多用俗語，但在敘事的古體詩中則更爲豐富，關係也更爲重要。因爲這些敘事詩許多都是寫的人民生活，採用一些俗語，自能增加詩的真實性和親切感，並有助於突出人物性格和語言的個性化。比如同是一個呼喚妻子的動作，在《病後過王倚飲》一詩中，杜甫用的是“喚婦出房親自饌”，而在《遭田父泥飲》中，卻用的是“叫婦開大瓶”，“叫婦”這一俗語，便顯示了田父的本色。其他如《兵車行》的“爺孃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新婚別》的“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也是很生動的例子。至如《前出塞》的“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更是有同謠諺了。
第五，細節描寫。杜甫善於捕捉富於表現力的、能夠顯示事物本質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細節。例如《兵車行》：“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便是這樣一個細節。它不僅揭示了那個役夫“敢怒而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這一細節暗示出老婦竟被拉走的慘劇，《麗人行》用“犀助厭飫久未下”這一小動作來刻畫那班貴婦人的驕氣，都是很好的例證。他細節描寫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寫他妻子兒女的一段：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鬆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冽。粉黛亦解苞，衾倜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這裏不僅生動地描繪了小兒女的天真爛漫，而且也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複雜心情。前人說杜甫“每借沒要緊事，形容獨至”，其實就是細節描寫。
應該指出：上述諸特點，在杜甫的敘事詩中往往是同時出現的。
作爲一個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抒情詩也有他自己的風格。他往往象在敘事詩中刻畫人物那樣對自己曲折、矛盾的內心世界進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詠懷》頭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詩，乍一看好象很抽象，其實仍很具體，他用“涕淚滿衣裳”來寫他的喜極而悲，並抓住“漫卷詩書”這一小動作來表現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雖然屬於幻想，但在幻想中仍有豐富的形象性。在敘事詩中，杜甫寄情於事，在抒情詩中，則往往寄情於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這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情景同時出現，如他的名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遊》)。另一種是隻見景，不見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其中便包含着憂國憂民的心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樣有着詩人跳動的激情和那個混亂時代的陰影。在敘事詩中，杜甫儘量有意識地避免發議論，在抒情詩，具體地說在政治抒情詩中，卻往往大發議論，提出自己的政見和對時事的批評，如“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之類。爲了適應內容的要求，杜甫的敘事詩概用伸縮性較大的五、七言古體，而抒情詩則多用五、七言近體。
杜甫是一個具有遠大政治抱負的詩人，這就決定了他的現實主義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因此在他的某些敘事兼抒情的詩中往往出現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洗兵馬》可以作代表。詩一開始就以飄風急雨的筆調寫出了大快人心的勝利形勢，熱情地歌頌了祖國的中興：“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但一面又以唱嘆的語氣提醒統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並幽默地諷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趨炎附勢的王侯新貴：“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也沒有忘記人民的生計：“田家望望惜雨幹，布穀處處催春種。”詩的結尾更通過“安得壯士挽天河”的壯麗幻想，提出了“淨洗甲兵長不用”的希望。全詩基調是樂觀的，氣勢磅礴，色彩絢麗，充滿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選杜詩以此詩爲壓卷，是有眼光的。此外《鳳凰臺》、《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也都是較突出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
杜詩的風格，多種多樣。但最具有特徵性、爲杜甫所自道且爲歷來所公認的風格，是“沉鬱頓挫”。時代環境的急遽變化，個人生活的窮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現手法的沉著蘊藉，是形成這種風格的主要因素。比如同是鄙薄權貴，李白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杜甫卻說“野人曠蕩無腆顏，豈可久在王侯間”;同是寫友情，李白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杜甫卻說“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預堆”，一飄逸，一沉鬱，是很明顯的。
杜甫所以能取得這樣高的藝術成就，絕非偶然，而是用盡他畢生的心血換來的。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是虛心的學習。他向古人學習，也向同時代人學習;向作家學習，也向民歌學習。所以他說“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虛心的學習，使杜甫奄有衆長，兼工各體，並能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做到象元稹所說的“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但是他也不是無批判的學習，所以又說“別裁僞體親風雅”，而在肯定“清詞麗句必爲鄰”的同時，就提醒人們不要滑進形式主義的泥坑：“恐與齊樑作後塵”。第二是苦心的寫作。儘管杜甫稱讚他的詩友李白是“敏捷詩千首”，但卻不諱言自己寫詩的“苦用心”。爲了詩語“驚人”，他的苦用心竟達到這樣的程度：“語不驚人死不休!”可貴的是，杜甫還堅持了這種苦心孤詣的寫作態度，他說“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又說“老去漸於詩律細”。他的作品，不是愈老愈少，而是愈老愈多，直到死亡前夕，還力疾寫出《風疾舟中伏枕書懷》那樣長篇的排律。他真是學到老、寫到老。第三是細心的探討。盛唐詩人很多，談論詩的卻少。杜甫與之相反，他好論詩，而且細心。他對李白說“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對嚴武說“吟詩好細論”，對高適、岑參說“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此類甚多。他對於論詩，很自負，也很感興趣，所以說“論文或不愧”，“說詩能累夜”。他的《戲爲六絕句》、《偶題》等專門論詩的詩，其中就可能包括他和朋友們“細論文”的一部分內容。此外，對書、畫、音樂、舞蹈等藝術的廣泛愛好和吸收，也有助於他的詩歌藝術的提高。在《劍器行》的序文中，他就曾提到張旭草書的“長進”和“豪蕩感激”，是得到公孫大娘“劍器舞”的啓發這樣一個事例。他從一幅畫中所領會的“咫尺應須論萬里”的畫境，和他要求一首詩所應達到的“篇終接混茫”的詩境，正是近似的、相通的。
第四節 杜甫在現實主義詩歌發展中的地位及其影響
“天意君須會，人間更好詩!”白居易說得對，人民的確是要好詩的，杜甫也確實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許多好詩。他的詩是我國最可寶貴的文學遺產的一部分。
在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過程中，杜甫佔有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是最早從周代民歌就開始了的。象《詩經》風詩中的《伐檀》、《七月》、《氓》等，都是極其優秀的代表。到兩漢樂府民歌，現實主義精神和表現手法更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大量的“緣事而發”的敘事詩，如《陌上桑》、《東門行》等，而產生在建安時代的長詩《孔雀東南飛》，更是一個特出的奇峯。對話的運用，人物性格的刻畫，細節的描寫等，都益趨成熟和完善，人物和情節的典型化也有很高的水平。
由於周民歌，尤其是漢樂府民歌的直接哺育，漢末建安時期，文人們開始寫出一些現實主義的詩，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陳琳、曹植、蔡琰等人的一些作品。但他們都未能充分發揚現實主義的傳統。建安後，現實主義更逐漸轉入低潮，晉宋之間，是“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樑陳以後，宮體猖獗，更脫離現實。至初唐陳子昂倡導漢魏風骨，反對齊樑的“採麗競繁”，現實主義詩歌才略見起色。大詩人李白雖也寫了一些現實主義的詩，但他的最大成就和貢獻還是在浪漫主義方面。因此，總結併發揚我國現實主義優良傳統這一歷史任務，是由杜甫來完成的。他把現實主義推向了一個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階段。
作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多方面的。這突出地表現在那些反映現實的樂府敘事詩上。他沒有遵循建安以來沿襲樂府古題的老一套辦法，而是本着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精神自創新題，即所謂“即事名篇”，或者說“因事命題”。對這類作品，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作了很高的評價，而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更敘述了他們所受到的啓發：“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由此可見，中唐的新樂府運動，正是由杜甫直接開導的。用不用古題，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形式問題，因爲實質上無異於爲後代詩人指出一條通向現實、通向人民生活的創作道路。這一影響，一直貫到清末黃遵憲等詩人的創作中。
高度的愛國精神，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一大特色，這不僅在文學史上而且也在歷史上起着積極的教育作用。愛國詩人陸游就深受杜甫影響，他從杜詩領會到“詩出於人”的道路，所謂“工夫在詩外”，從而糾正了他早年學詩“但欲工藻繪”的偏差，創作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愛國詩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一生酷愛杜詩，在燕京坐牢的三年間，更是專讀杜詩，並集杜詩爲五言絕句二百首，說是“但覺爲吾詩，忘其爲子美詩”(《文山全集》卷十六《集杜詩自序》)。愛國詩人顧炎武也同樣從杜詩得到鼓舞。
現實是複雜的。爲了全面地反映現實，杜甫掌握了利用了當時所有的一切詩體，並創造性地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爲各種詩體樹立了典範。詩，在他手中幾乎是無所不能的。他用詩寫傳記，寫遊記，寫自傳，寫奏議，寫書札，寫寓言，寫詩文評，總之，凡是別人用散文來寫的，他都可以用詩的形式來寫。這方面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只以七律而論，杜甫之前，大都是用來歌功頌德或倡和應酬的，但他卻用來反映民生疾苦和國家大事，成了諷刺武器。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說杜甫七律與諸家異者有五，其中之一就是“詩料無所不入”，足見這確是一個大有關係的革新。只是七律的影響要略晚於他的樂府詩，到李商隱才顯示出來。李作如《重有感》等便很象杜甫《諸將》。王安石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便是指的七律。
爲了生動而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在表現手法上杜甫也爲後人開示不少法門。如學習民歌運用對話和口語，就大大提高了詩的表現力和俗語在詩中的地位，使詩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羣衆。元稹《酬李甫見贈》詩說：“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看來元稹和白居易諸人詩歌的趨向通俗化，也是受杜甫的影響。在提煉口語的另一面，杜甫還通過千錘百煉創造出字字敲打得響、“字字不閒”的詩句，所以皮日休說杜詩“縱爲三十車，一字不可捐”(《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貽因成一千言》)。這對於提高詩的語言藝術也有所啓發。但如宋代“江西詩派”那樣片面強調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專門在字句上下功夫，“以故爲新，以俗爲雅”，欲以奇句硬語驚人，就未免捨本逐末了。
韓愈說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的確，我們不能不爲在我們祖國文學史上同時出現這樣兩位偉大的詩人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