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西安事變的歷史地位分析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並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和平解決的西安事變，幾乎攪動了整個中國，被公認爲中國現代史上左右中國命運的重大歷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統一，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制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臺上將以何種臉譜出現。”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使中國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其歷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闢了發展壯大的前景

自1920xx年，蔣介石“厲行清黨”，20xx年間殺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無法計算。 “九·一八”事變後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蔣介石“剿滅”。湘江一戰，中央紅軍8萬大軍損折過半，被迫不得不從南方撤退進行長征以完成戰略轉移的任務。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於甘肅會寧地區，但蔣介石仍窮追死堵，在西北設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張學良爲剿匪副司令，對紅軍進行了第五次圍剿。“疲憊之師”的紅軍處境異常嚴峻，倖存下來的三萬餘紅軍，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對付國民黨的大舉xx“圍剿”。正在這種危難關頭，“西安事變”發生並得以和平解決，恰恰解除了來自國民黨對紅軍的威脅，從而使共產黨獲得了喘息、休整的機會。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中國共產黨不斷與國民黨交涉，到1937年9月蔣介石發表談話“今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鹹使其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鹹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於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這無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國的必要。

西安事變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羣衆中的威信，壯大了革命力量。“當時，社會各界人士都把中國共產黨看作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絡繹不絕地到中共代表團駐地訪問。”，和平談判代表團的領導人周恩來同志“對於來訪的人們”，“寧肯不休息，不吃飯，都要親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們解釋黨的主張，幫他們解除各種憂慮。” “七·七事變”打響了抗日戰爭的槍聲後，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不斷地壯大起來。抗戰爆發時，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人少、兵少、地盤小，只有4萬多軍隊，一個陝甘寧邊區，從在1938~1943年短短的幾年裏，解放區軍隊發展到近47萬人，民兵200萬，游擊區和根據地人口約達一億。常言道：順流者昌。中國共產黨正是順應了抗日這股洪流昌盛地發展起來的。

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爲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爲時局轉換的樞紐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是中華民族歷史的轉折點。它促使全國各種勢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各反蔣勢力明確表示擁蔣抗日，準備投入抗日第一線。它標誌着十年內戰基本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1.“西安事變”迫使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局出發毅然捐棄前嫌，將原來的抗日策略調整爲“聯蔣抗日”;並在1937年2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四項保證”，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之後，又與國民黨進行多次祕密談判，終於促使國民黨在“七·七事變”後公開發表《中共中央爲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爲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在全國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動下，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放棄反共內戰的錯誤政策。西安事變促使了國民黨政策的變化，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客觀上迫使蔣介石停止了剿共內戰之舉，爭取到了蔣介石抗日的承諾，使國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實現。

2.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已經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變”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華北事變” 發生，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日本對華的侵略進一步加深，日本問題已成爲國民黨急需解決的問題。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確認了自1931年以來國難並未解除，而且更加嚴重的事實。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在大會上作關於對外關係的演講時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若到了和平絕望與犧牲之關頭，即將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這些都可看出，蔣介石已經開始有抗日想法。蔣介石也曾積極採取措施與中國共產黨聯繫，他指出，“在如下基礎上，同共產黨達成協議是可能的，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權威，同時保持自己目前的編制，參加抗日戰爭”。1936年爆發了兩廣事變，蔣介石再次闡述國民黨的內外政策時表示：“吾人對外惟有以最大容忍與苦心，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府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先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蔣介石雖然已經認識到抗日的重要性，但並未完全放棄剿共。仍派張學良、楊虎城圍剿紅軍，張學良、楊虎城在圍剿中屢遭失敗，而與中共接觸，不願再攻打紅軍，蔣介石不惜親自到西安督戰，結果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發生。

“西安兵諫給了蔣介石沉重一擊，使他對人心的向背有所領悟。”蔣介石逐步改變了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937年1月，國民黨軍隊停止了“剿共” 行動。2月，蔣介石決定當前“五項方針”：避免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不說排日，而說抗日;加強軍隊訓練，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分別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國;保障言論、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指出對外的方針是：“如超過忍耐之限度，則決然出於抗戰”。對內承認“停止內戰，和平統一”。這次會議國民黨雖然沒有放棄“根絕赤禍”的立場，但已發生明顯的變化，由“武力剿共”變爲“和平統一”，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主張，標誌着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已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蔣介石最後在日本的大規模進攻下，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這對以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諫”的和平解決使中國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歷史曲折，打破了蔣介石最後一次大規模“剿共”的軍事計劃

首先，中國革命力量在革命鬥爭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全國紅軍的總數由長征前夕的20萬人下降到7萬多人”，此後“西路軍又在河西走廊地區損失2萬多人”;全國各地原有的十幾塊根據地，只保住了陝北一塊，雖然有所擴大，但範圍有限;中共黨員的人數大爲縮減，黨的威信和政治影響還沒有足夠普及深入到全國。然而在此時，蔣介石還在繼續堅持其“援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處心積慮地以優勢兵力組織進行又一次大規模的“圍剿”，紅軍和陝北蘇區不得不面臨着極大的困難，這使得紅軍北上抗日救國的發動不可能，還勢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損國力的內戰。這樣一來，中國將不可避免地經歷一場巨大的災難，中國的革命史將要艱難而又曲折地向前邁進。

其次，蔣介石對革命根據地的前四次“圍剿”都失敗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取得了勝利，紅軍兵力由8萬多銳減爲3萬多，並且自紅軍長征取得勝利後，所活動的蘇區幾乎全是窮山僻壤、地瘠人稀、經濟落後，難以保證軍需民用及兵員補充，蔣介石要剿滅紅軍是有可能的。再次，蔣介石正式宣佈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部”，並派遣張學良的東北軍入駐西北，與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聯合“剿匪”，並自兼總司令，以張學良爲副司令，積極醞釀一場新的軍事“剿共”計劃。蔣介石大有乘勝追擊、掃平“赤匪”而後揮戈東指、抗擊倭寇之勢。

“西安事變”正是在這緊急關頭髮生並取得了和平解決，假如沒有“西安事變”的發生，或假如沒有“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我們必然將會看到中國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損失。“西安事變”的突發，把蔣介石的“剿共”計劃給打破了。

三、結語

綜上所述，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取得了和平的解決，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闢了發展壯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爲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爲時局轉換的樞紐，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