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重要歷史作用思想宣傳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迫使他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又叫“雙十二事變”。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是我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於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華民族的存亡面臨新的嚴重危機。在中國共產黨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號召下，以“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爲起點，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但蔣介石繼續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堅持“圍剿”紅軍。以張學良爲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爲首的十七路軍被蔣調到陝甘一帶進攻中國工農紅軍。張楊的這兩支軍隊均非蔣介石嫡系部隊，屢受排擠，對此，他們極爲不滿，尤其是東北軍，過去盲目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棄守東北，遭到國人唾棄，後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損失，全軍上下深感“剿共”沒有出路，強烈要求抗日，收復東北國土。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之後，通過種種渠道，大力開展對這兩支軍隊的工作，張、楊因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與紅軍實現了停戰。張學良自從在西北地區實行聯共抗日之後，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都均被拒絕。蔣蔣介石不僅拒絕了張、楊的要求，而且調集嫡系部隊至豫陝邊境，壓迫張、楊使其繼續進攻紅軍，蔣介石盲目的內戰更加堅定了張、楊聯共抗日的決心。12月4日，蔣介石飛往西安督戰。

7日，張學良到臨潼華清池向蔣“苦諫”，請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蔣堅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張向遊行示威的學生表示，一週內用事實答覆他們的愛國要求。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在華清池武裝扣留了蔣介石，囚禁陳誠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十餘人;並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八項主張：(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衆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隨後，張、楊又採取了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由張、楊擔任正副委員長的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省黨部，成立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等重大軍政舉措。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引起了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映，形成了極其錯綜複雜的緊張局面中國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首先，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一直是虎視眈眈盯着中國局勢的發展，力圖藉此挑起中國大規模內戰，磨刀霍霍乘機大肆侵略中國。第二個集團是以國民黨南京政府中汪精衛、何應欽爲首的親日派，主張立即調遣軍隊，竭力策動“討伐”張、楊，轟炸、進攻西安，擴大內戰，汪精衛、何應欽等企圖取代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南京政府於16下令討伐張、楊，任何應欽爲討伐軍總司令，汪、何蠢蠢欲動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第三是親英美派的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決事變，同時英美爲使其在華利益不受損害，也主張與張、楊妥協，繼續保持蔣介石的領袖地位。親英美派的蔣介石親屬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則不顧何應欽的反對，並派出代表團赴西安談判，是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營救蔣介石而積極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從民族利益出發，應張學良、楊虎城電請，派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到西安調停。中共中央在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進行正確分析之後，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引起的問題，反對新的內戰。周恩來等於16日到達西安以後，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蔣答應抗日就釋放他。並於15、19日通電南京國民黨政府，促其接受張、楊主張，和平解決;同時中共中央還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並不想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此次事變的態度後，於22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周恩來作爲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參加談判。 12月23日，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舉行談判。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邊關以東;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羣衆的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實行合作。如蔣接受並保證實行上述六項，中共紅軍贊助他統一中國，一致對外。經過以後的幾次談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這些主張，於24日達成了以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爲基礎的協議。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尖銳地指出，目前的形勢是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必自速其亡;只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停企內戰一致抗日，纔是惟一的出路。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並允諾“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 25日蔣介石獲釋，由張學良陪返南京，“西安事變”到此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結果，事變能夠和平解決其經過是複雜多變的，推動事變和平解決的思想基礎主要是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團結。

首先是張、 楊起的主導作用，張、楊兩人發動西安事變不是要殺蔣介石，其目的是“逼蔣抗日”。正如張學良對周恩來說:“這次蔣介石來西安後，逼迫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去打紅軍，不捉他就無法改變他的主張。捉了他，可以促其反省，逼其抗日。”“只要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釋放他，還擁護他做抗日領袖。”談判達成口頭協議後，張學良召集會議表立即釋放蔣介石，他說:“假如我們拖延不決，不把蔣儘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比今天更大的內亂。”(引自《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原因》龍福元)張、楊是愛國主義者，他們不是愛哪一黨哪一個派，他們愛的是國家和民族，任何對國家和民族有益的事，他們都心甘情願地犧牲自己去做。“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佔領了東北，同胞遭蹂躪，他們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殘殺，削弱抗日力量，所以他們主張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張、楊這種爲挽救民族危亡而敢爲天下先、勇於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精神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內在因素。

西安事變不朽的功績就在於它扭轉了在曲折道路上艱難前進的中國歷史。西安事變，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實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滿南京政府的親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發動這次事變的動機是要抗日救國。當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之後，電邀中共前去西安共商大計之時，中共正確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從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堅決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以推動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了，國共關係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爲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爲時局轉換的樞紐，爲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戰奠定了政治基礎。 與此同時，愛國救亡團體和民主進步人士對事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八項主張，呼籲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挽危亡，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宋慶齡提出建議：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並表示願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國民黨內的馮玉祥、李濟深

分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和國民黨政府，支持張、楊主張，反對武力“討伐”，力求和平解決。事變後蔣介石有“怒不可遏，閉口不願發一言”，到被迫口頭應允六項條件，以“領袖的人格”擔保兌現，客觀上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起了配合作用。

總之，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爲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它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