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西安碑林導遊詞3篇
西安碑林博物館，是全國最大的石質書庫，它之所以叫碑林，是因爲它裏面碑石如林，藏石達3500餘件。下面是本站爲大家帶來的陝西西安碑林導遊詞，希望可以讓大家喜歡。
篇一：陝西西安碑林導遊詞
西安碑林創建於公元1087年，是收藏 我國古代碑石時間最早、數目最大的一座藝術寶庫，陳列有從漢到清的各代碑石、墓誌共一千多塊。這裏碑石如林，故名碑林。
西安碑林內容豐富，它既是我國古代書法藝術的寶庫，又彙集了古代的文獻典籍和石刻圖案;記述了我國文化發展的部分成就，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實，因而馳名中外。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唐代人所稱的石經，包括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書寫的>和公元837年刻成的>。
碑林第一陳列室前是專爲陳列>修蓋的碑亭。>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於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書寫的。孝經是孔子的學生曾參編篡，專門講孝道的。前面一部分是李隆基爲孝經作的序。玄宗爲孝經寫序的目的是表示自己要以“孝”治理天下。後面是孝經原文。小字是玄宗爲孝經作的註釋。底座由3層石臺組成，上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蔓草、獅子花等，是唐中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上面是浮雕捲雲瑞獸。此碑由4塊石頭組成，底下有石臺，因而稱“石臺孝經”。
碑林第一陳列室主要陳列12部經書，計650252字，用石114方，兩面刻文。清代補刻的>17面3萬餘字也陳列於此，合稱>。12部經書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因爲當時印刷術不很發達，爲了避免文人學士們在傳抄經書時出現錯誤，並能永久保存，就把這12部經書刻在石碑上，作爲範本，立於長安城國子監內，供人們校對。我國自東漢開始，曾先後7次刻經。>是目前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經書。
篇二：陝西西安碑林導遊詞
西安碑林博物館，是全國最大的石質書庫，它之所以叫碑林，是因爲它裏面碑石如林，藏石達3500餘件。
碑林裏，我印象最深的是《石臺孝經碑》，這塊碑是由唐玄宗親筆書寫並註釋的。它形式獨特，四面都刻字，碑冠刻的是青龍騰空，它還有三層碑座，每一層都都刻有精美的圖案。那石碑上都畫上了一個個格子，格子裏是用楷書工工整整的刻上了每一個字，格子旁邊的小字是對該字的註釋。可以看出，唐玄宗對這種所謂的小事都這麼認真，真是一位真正的好皇帝。
接下來我們去的是7個大型石碑展室，展室裏的石碑不僅造型百出，碑上記錄的事也是五花八門，不僅有李斯、王羲之、顏真卿等書法家的傑作，還有文字遊戲《畫裏藏字》碑，乍一看，是一幅漂亮的竹子，可走近仔細看，卻是一個個字，還是一首詩呢!畫即是字，字即是畫，字畫合一。更有的碑刻的是地圖，圖上“每六寸折地一里”標註得清清楚楚。當時沒有測量儀器，地圖還能畫的如此精準，真是不可思議。
我們最後去的一個展室裏的碑全是原來放在國子監給學生作範本，用處類似於現在字典一樣的碑。之所以有這樣的一些碑，是因爲當時還沒有印刷術，學生們的課本都是他們自己用手抄出來的，你抄，我抄，他抄，難免會有些筆誤。有了這樣一個範本，學生們有了一個校對的地方。這塊碑上，用正楷端端正正地刻上每一個字，字字都工整準確，讓人肅然起敬。
走出博物館，可我的心還在那一塊塊碑、一個個字前。這次參觀，使我認識到了書法藝術是中華文明的奇葩，字寫的好，不僅是看起來美，更是爲了準確地傳遞信息。通過這次參觀，端正了我寫字的態度，教會了我怎樣把字寫好，樹立了我寫好字的信念。
篇三：陝西西安碑林導遊詞
西安碑林座落於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學街(因清代的長安學、府學、咸寧學均設在這裏而得此名)。它於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爲保存《開成石經》而建立。九百多年來，經歷代徵集，擴大收藏，精心保護，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現有六個碑廊、七座碑室、八個碑亭，陳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薈萃的展室裏，展示了聖儒、哲人的浩瀚石經;秦漢文人的古樸遺風;魏晉北朝墓誌的英華;大唐名家的絕代書法以及宋元名士的瀟灑筆墨。書聖王羲之、畫聖吳道子書畫同輝的筆墨跡以及詩畫雙絕的王維的竹影清風更爲碑林增輝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獨有的特色成爲中華民族歷史文物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62年被公佈爲中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安碑林是我國收藏古代碑石墓誌時間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藝術寶庫，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點之一，也是歷代著名書法藝術珍品的薈萃之地，有着巨大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從歷史價值來說，許多碑文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有的可藉以補充和訂正史書記載的遺誤，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寶貴資料。如從陝西周至縣出土，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20xx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通高353釐米，寬103釐米，刻於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國和敘利亞兩國文字記載了唐時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亞傳入我國的情況。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羅尼經幢》是我國唐代和尼泊爾人民友好交往的實證;《唐廣智三藏碑》記載了一個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國的經歷和密宗傳入日本的師承關係。等等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貴資料。
《明德受紀碑》上刻有“大順”、“永昌”字樣。這是明未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遺物，記載着當時陝西大旱，糧價昂貴，“小麥每鬥二兩四錢，米每鬥二兩六錢”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慘景象;清刻《張化龍碑》，頌揚了當時領導陝西扶風、歧山一帶農民反抗官府的張化龍;清刻《荒負歌》等，也記錄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廣大農民的苦難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廟碑》、《劉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從不同方面記錄了元末紅巾軍起義和清末廣大勞動人民反抗剝削壓迫和帝國主義外來侵略的事實。
碑林中還記載了諸多歷代愛國主義人物，如被譽萬世師表的孔子，統一中國文字的李斯，對蜀漢忠貞不渝的關羽，兩袖清風的鄭板橋，慷慨就義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門銷煙震驚中外的林則徐，歷代書法大師王羲之、顏真卿、于右任，以及勵精圖治的鄧廷楨，推行新法的康有爲等。他們那憂國憂民，爲事業堅韌不拔鍥而不捨的精神，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大量的石經，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獻資料。《石臺孝經》刻於唐天寶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註解並親自以隸書書寫的(孝經是孔子的學生曾參記述他也孔子的問答辭，主要內容講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塊色如黑玉，光可鑑人，高590釐米的細石合成，碑上加方額，額上刻浮雕瑞獸、涌雲;額上蓋石，蓋石邊緣刻優美的捲雲，頂上作山嶽狀;碑下有三層石臺階，故稱“石臺孝經”;三層石臺四面都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渾的獅形怪獸，兩種不相協調的動植物被刻畫得融洽無間，整個構圖給人以威武、活潑的感覺，爲盛唐的藝術精華。《開成石經》，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珍等用楷書分寫，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到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經。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書》13卷，《詩經》20卷，《周禮》11卷，《禮儀》17卷，《禮記》20卷，《春秋左氏傳》30卷，《春秋公羊傳》12卷，《爾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經》、《論語》等十二種經書和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
計114石，文刻兩面，228面，字列八層，共六十五萬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後立於唐長安城的國子監內，成爲當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同時也是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標準。此經是我國古代七次刻經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儼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質書庫，這在我國印刷術發明以前，對文化的保存和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臺孝經》、《開成臺經》等名碑，原來豎立在唐長安城務本坊(今西安市南門外)的國子監內，唐末韓建(大尉許國韓公)縮小長安城後，這些碑連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後粱時期，陸續將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書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間(公元1086-1093年)，又將全部碑石搬到學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兩代的《興學碑》、《修渠記》、《修棧道記》、《修城記》、《修廟記》等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西安碑林不僅是東方石質歷史文化的寶庫，更重要的是書法藝術的寶庫，享有“書法藝術故鄉”的美譽，令海外人士嚮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峯山刻石，原碑爲秦國丞相李斯所書。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隸書寫的，這是全國漢碑中保存比較完整，字體比較清晰的碑刻，爲漢碑中的精品。“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它保存了我國最早的《周易》文句，相傳是當時著名學者、大書法家蔡邕以隸書書寫，方挺嚴整，爲漢隸之典範。
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繁榮時期。在唐代書法藝苑中，名家輩出，時有傑作，真、草、隸、篆，百花爭妍，猶如璀燦的羣星，放射出永不泯滅的光輝。歐陽洵、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各創一體，歐陽通、徐浩、史維則、懷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歐陽通書寫的《道因法師碑》，與其父歐陽詢的《皇甫誕碑》很相近，結構嚴謹，書法險勁，是值得珍視的書法名碑;顏真卿的《顏勤禮碑》、《顏家廟碑》、《多寶塔感應碑》等，氣勢雄渾，蒼勁有力，是標準的“顏體”;柳公權的《大達法師玄祕塔碑》，筆力遒美瘦挺，勁如削竹，結構峻整，神足韻勝，是“柳體”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懷仁和尚從晉王羲之遺留的墨跡中選集而成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書家懷素的《千字文》，筆意奔放，流利灑脫，爲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觀聖作之碑》(瘦金體)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祕閣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書法，在北魏、唐、宋等碑誌上，還保存了大量具有藝術價值的精美圖案花紋。如唐刻《大智禪師碑》的兩側，以線刻和減地兩種手法並用的圖案作爲裝飾，將蔓草、鳳凰和人物穿插佈置，使人感到繁麗、活潑、美妙而有生氣;《石臺孝經》碑頭上的浮雕捲雲和獅子，碑座上線刻的精緻蔓草、瑞獸等，也都表現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麗作風;唐刻《道因法師碑》座垢兩側，用流利的線條，刻出兩組人物，共有十多個捲髮深目的異國裝束的人，牽馬攜犬，作準備出行狀，是不可多得的線刻佳作;北魏的《元暈墓誌》四側，分別刻着有表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滿填流動的雲彩，呈現出飄逸而和諧的奇特意境。它們象綠林一樣陪襯着繁花似錦的書法藝術，使碑林這座書法藝術寶庫，更加瑰麗異常。
碑林能較完整地保存到現在，是與清代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的貢獻分不開的。宋代時，由於無人管理，珍貴的漢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磚甓，有的用於修橋，遭到人爲的破壞。元代時，碑林的碑石曾兩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陝西發生8級大地震，碑林裏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斷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畢沅率同僚到碑林視察，只見房屋倒塌，碑石橫臥於荊榛瓦礫之間，環顧四周，滿目荒涼，這使他十分震驚和痛心。他與同僚合義，採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編目著錄，組織石刻陳列，建立管理機構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護碑林。在他所著《關中金石記》中說：“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搜得舊刻數十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都，編排甲乙，周以欄盾。明代及近人所，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永久。”畢沅對金石文字有濃厚興趣，整修碑林在於“庶考古者，得以觀覽也”。(《畢沅在保護關中古蹟上的貢獻》，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爲保護珍貴文物作出了重要貢獻，很值得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