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對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精選5篇）

文人對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 篇1

實秋(即梁實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點恩惠。《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 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着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錢我是想要的，因爲沒有錢便無法維持生計。可是錢 怎樣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 黨去領盧布，這一套的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也許事實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經有可能領金鎊或盧布的資格了，但是我實在不知道到哪裏去領去。關於這一點，真 希望有經驗的人能啓發我的愚蒙。”

文人對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 篇2

石厚生(成仿吾筆名)：“這位鬍子先生倒是我們中國的DonQUixote(堂.吉訶德)————堂魯迅!”“我們中國的堂.吉訶德，不僅害了神經錯亂 與誇大妄想諸症，而且同時還在‘醉眼陶然’;不僅見了風車要疑爲神鬼，而且同時自己跌坐在虛構的神殿之上，在裝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文人對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 篇3

錢杏(筆名阿英)：“魯迅的創作，我們老實的說，沒有現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現代的，他的大部份創作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而且遙遠了。” “魯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開《野草》一書便覺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悶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運;不是殘忍的殺戮，就是社會的敵意;不 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毀滅;不是精神的殺戮，就是夢的崇拜;不是咒詛人類應該同歸於盡，就是說明人類的惡鬼與野獸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 滅的道上，爲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無數無數的墳墓。”〔載1920xx年3月1日《太陽月刊》三月號〕

“魯迅以革命自負，而竟仇視革命作家，純用冷譏熱嘲的口語 來逞着豪興，沒有理論的根據，我們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條路。魯迅的這種思想不但錯誤，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難以猜測。”“魯迅……一種含血噴人的精 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載1920xx年5月20日《我們月刊》創刊號〕

“我們真想不到被讀者稱爲大作家的魯迅的政治思想是這樣的駭 人!他完全變成個落伍者，沒有階級的認識也沒有革命的情緒。”

文人對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 篇4

①古大勇，《一個學術命題的“前世今生”——大陸與港臺學者對“魯迅與自由主義”命題的言說》，《上海魯迅研究 20xx年 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xx。②③諶旭彬，《魯迅當年，如何痛罵胡適?》，短史記第519期。④胡適，《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原載1933年3月19日《獨立評論》第42號。⑤胡適致蘇雪林，1936年12月14日。⑥⑦胡適、蘇雪林，《關於當前文化動態的討論(通信)》，收錄於《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 2 1936-1939》，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P689-693。⑧1999年7月31日，旅美學者周策縱爲祝賀胡適思想國際研討會召開，曾作詩云：“‘錚錚如鐵自由身，魯迅終爲我輩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萬世定新猶。”詩後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爲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今言猶在耳，恍如昨日也。”見：林曼叔，《文學歲月》，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20xx，P159-160。⑨魯迅，《論“第三種人”》，原載於1932年11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一期。⑩胡適，《致吳相湘》，1959年3月4日。(11)胡適，《致雷震》，1956年4月1日。(12)1957年7月26日，胡適致信趙元任，胡適如此解釋自己返回中國臺灣：“這大半年來所謂圍剿《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圍剿的一個人就是我。所以我當初決定要回去，實在是爲此。(至少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個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個責任，可能留在國內比留在國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國內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13)魯迅，《無聲的中國》，1920xx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文人對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 篇5

陳源(筆名西瀅)：“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載1920xx年1月30日《晨報副刊》〕長虹(即高長虹)：“我是主張批評的……魯迅卻是主張罵，不相信道理。”“魯迅……不能持論。……那是被感情、地位、虛榮等所搖動了。”〔載1920xx年11月17日上海《狂飆》第五期〕

陳源(筆名西瀅)：“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摘自1920xx年6月初版《西瀅閒話》〕

馮乃超：“魯迅這位老生……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只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 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載1920xx年1月15日《文化批 判》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