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件時間

盧溝橋事件的發生標誌了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盧溝橋事件是什麼時候發生的？發生在哪一年？接下來就跟本站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簡介：日本軍隊爲了佔領中國，先侵佔我國東北地帶後，繼續向南前進，企圖佔領華北。從1937年6月起，駐豐臺的日軍連續舉行軍事演習。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徑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並稱有一名日軍士兵於演習時失蹤(實際上那名士兵是去上廁所了並在隨後不久歸隊)，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要求。日軍向盧溝橋一帶開火，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37師219團予以還擊。這便掀開了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的序幕。日軍自1931年佔領中國東北後，爲進一步發起全面戰爭，陸續運兵入關。到1936年，日軍及僞軍已從東、西、北三面包圍了北平!

中國守軍和日軍在盧溝橋激戰，日本派大批援軍，向天津北京大舉進攻。

29軍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先後戰死。7月，天津淪陷。7月8日早晨，日軍包圍了宛平縣城，並向盧溝橋中國駐軍發起進攻。中國駐軍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奮力反擊。團長申仲明親赴前線，指揮作戰，最後戰死。駐守在盧溝橋北面的一個連僅剩4人生還，餘者全部壯烈犧牲。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在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時，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並制定了以中國、朝鮮爲主要攻擊對象的“大陸政策”。

20世紀初葉，日本於日俄戰爭後取代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擴大殖民勢力，屯駐關東軍，設立殖民機構“南滿鐵路公司”，把東北作爲對中國殖民擴張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擴大對華攻擊，出兵山東，脅迫袁世凱接受日本鯨吞中國的“二十一條”。第一次大戰後，日本通過加緊掠奪中國、朝鮮和其他亞洲國家，擺脫政治、經濟危機，在1920xx年的“東方會議”上對中國問題進行了精心策劃。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東北發動襲擊，才3個多月就佔領東北全境。翌年日軍進攻上海(一·二八事變)，並攻佔大片華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在華北搞“自治運動”，希望能長期佔領這些地區。1936年日本製定的總體戰略計劃——“國策基準”出籠後，日本舉行了一次“將官演習”，向參加演習的將官交代了全面發動對華戰爭的戰爭部署。

地理背景

盧溝橋位於北平城西南約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衝，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貨物集散地。史料記載，自金代開始，中原腹地進京，皆要在盧溝橋停留，爲京師進出中原腹地的必經之路。侵華日軍一旦佔領盧溝橋，北京就是一座死城，華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於1640年，是捍衛北京城的軍事要塞。於是，日軍攻擊駐軍地，中國軍隊在盧溝橋進行抵抗，開啓了日中戰爭的序幕。

意義

領導以北伐爲標誌的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需要解決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這實爲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所面臨的國家性難題。北伐成功後，蔣介石的選擇是：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亦即“先安內，後攘外”。這一道路，歷史學家郭廷以先生的評論是：“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爲勢所不許可。”

所謂“勢所不許可”，以中日兩國關係觀察，“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失去東三省，按“後見之明”的研究者的歷史覆盤：日本執政當局亦有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別，當時國民政府雖無能力全面對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於日本當局，遂使軍人集團氣焰日彰。其結果，軍人集團一路狂飆，演進至“盧溝橋事變”之時，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擴張之心侵略之行，再無國內的制衡之力。內外之間，略有閃失，稍微失衡，後果便難以收拾。

“九一八事變”，以及東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如果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傳統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國家，其特殊之處，按歷史學家金衝及先生所論：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現代化轉型之際，中國與現代化先發國家——“中國/列強(帝國主義)”的矛盾，纔是我們理解晚清以及民國，甚至當代中國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自鴉片戰爭開始，其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海戰，無不是傳統中國“忍無可忍”之下被動而倉促的應戰。也差不多無有例外，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着國內政治格局的動盪。第二次鴉片戰爭，甚至內(對抗太平天國)外兩場戰爭，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戰，結果顯現：“李合肥一人對一國。”(梁啓超語)中國內部的糜爛，已無能力以一國之力應對外侮。這當然悲哀，卻是事實，亦是傳統中國結構性矛盾之必然。

對抗外侮，已無動員並組織一國之能力，清亡，沒有意外。1920xx年，辛亥革命後，如何在列強壓迫下，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國家，便是當政者歷史性的挑戰。

北伐的成功，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十年民國，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現代化氣象。這是最近被廣泛注意的所謂“民國範”。但是，我們稍稍認真觀察一下當時中國整體性格局，情緒將截然相反——1920xx年，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傷20萬人;1930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爲回教軍人的天下;1934年，擁兵3萬、反覆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於前……西北中國，並無寧日。而東南沿海，1932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西南地區，軍閥割據的四川，劉文輝、劉湘、鄧錫侯與田頌堯，民國以來，大小戰爭多達480餘次。

中國的統一，徒有其表。民國範兒，其實可憐。1931年，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並應對兩廣軍事的蔣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變”。外患未因內亂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歷史學家徐中約論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0xx年策劃挑唆‘滿蒙自治運動’歸於失敗之後，這種觀念卻越演越烈”。

1931年，長江、準河以及大運河水災肆虐，致使中部10個省份14萬人被淹死，25萬人流離失所。而同時，中國又深陷內部動盪與局部衝突。日本關東軍精心選擇這一時刻，完成了對瀋陽的佔據，隨即又在百天之內，完成了對東三省的佔領。與歷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軍國主義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來源。

“九一八事變”作爲一種轉折，中國結構性的內外矛盾由此轉換，外侮——對中華民族生存的挑戰，上升爲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內”，當然不再正當。但是，東三省雖爲日本人所據，而這一政策卻仍在運行中，沒有更張之意。因而，“九一八事變”許多覆盤與推演，完全放棄抵抗而導致日本軍人集團勢力的全盤領先，便是結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邏輯而論，6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華北亦將可能重蹈東三省舊途。據有華北，日本往南可以推進到華東與華中，並進佔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奪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直至貝加爾湖——蘇聯的大部分國土。而這一套戰略邏輯，之於中國，蔣介石當然意識到其間深刻的國家危機。在當年7月17日的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他說道：“我們的東四省(當時行政區劃爲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只是，內部如此糜爛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之力以抗日寇嗎?1937年，這個國家到了必須迴應這一挑戰的關鍵時刻。應對此次危機的廬山會議發出了明確而響亮的聲音：“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一個月後，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我們拉開時間的距離，前溯至1840年，自鴉片戰爭始，接近120xx年後，中國的歷史揭開新的面貌——“盧溝橋事變”後，這個國家整體性的被動情勢，由此改變。“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這當然不是實力比較的計算所能得出的結果，這是一個民族到了最後關頭必需的選擇。歷史自有邏輯，統一的獨立的中國的建立，亦即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需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需要經歷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複雜格局並最終打垮日本，中國才能開啓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創建之路。

價值

“盧溝橋事變”，以及由此開始的八年抗戰，是傳統中國轉折爲現代民族國家的必經之道。但在更寬泛的空間裏觀察，它的價值並不僅止於此。

改變曾經的忍讓與退縮，頑強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如此擔當所影響的並非中國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對到訪的孫科坦言：“我深知中國不僅是爲自己作戰，也是爲蘇聯作戰;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佔領整個西伯利亞直到貝加爾湖。”稍後，日本關東軍擅自出動數萬大軍在中蒙邊境的諾門坎與蘇軍作戰，接連兩次發動攻勢，均遭失敗。這意味着，當日本陸軍兵力深陷中國戰場時，無法配合德國東西夾擊蘇聯，導致東西方法西斯國家各行其是，毫無戰略配合。1938年5月，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在電文中提出：“我們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既是爲他們自己也是爲我們而戰，因爲只有日本人的失敗才能把我們從危及我們在遠東地位的災難中解救出來。”與此同時，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備忘錄中說：“中國正在爲所有的守法國家而戰鬥。”

中國的選擇，一個弱國的抗爭，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命運，改變的是全球性格局。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最後關頭的應戰”，其作用，中國方面當然有着清醒的認識：“(中國抗戰)不獨求民族之解放，不獨求領土主權之完整，實亦爲全世界各國之共同安全而戰也。”對中國的抗戰意志，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主張：“聯合蘇聯，組成中、蘇、美、英對日聯合陣線。”而此際由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上將向國內發回的報告認爲：“只是由於……中國抗戰擋住了日本軍團。”

中國全面抗戰開啓後三年，英國進行英倫保衛戰;四年後，蘇聯開始衛國戰爭;四年半，美國加入反法西斯戰爭。日本、德國與意大利軸心國的侵略野心，由日本進佔東三省與華北開始，最終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世界大戰，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戰“遺產”。同時，中國亦被此次大戰深刻改變。徐中約評論：“中國通過長期的反侵略鬥爭，從戰前的半殖民地狀態一躍而爲五大國之一及聯合國創始國。在其近代歷史上，中國的國際威望從來沒有像此刻那樣崇高。”

中國的現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動關係裏的嶄新面貌，開始於1937年——“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我們沒有忘記，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