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精選

《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分享的幾篇關於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的範文!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精選篇一

以銅爲鑑可以正冠，以史爲鑑可知興

—— 李世民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史學界地位頗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樣訴說着單一歷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現代口吻調侃過去，它通過萬曆十五年這一看似平淡歷史年份爲支撐點，從各色人物悲劇結局，梳理當朝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會沒落的制度、體制原因。曾經平面的歷史人物，通過閱讀此書之後變得立體而豐滿：閱讀之前，我以爲萬曆不過是個懶惰至極的昏君，但縱觀全書後，我懂得萬曆消極怠工的背後有他皇權與禮教抗爭的無奈;閱讀之前，張居正被視爲雄心滿懷勵精圖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闊斧的改革背後，也有着與整個文官集團不合時宜的矛盾;閱讀之前，我以爲首輔申時行不過是個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過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權衡;閱讀之前，我以爲海瑞是位模範的 “ 青天大老爺 ” ，但剝去個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憤青般的悲哀 ……

中華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莊老，爲何到淪落至今卻成爲餘秋雨口中的 “ 無信仰、無道德、無感恩 ” 國人素質?也許，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撥開歷史迷霧給了我們一個解釋，歷朝歷代，通過龐大的文官集團，來統治全國。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採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可以理解爲，明朝並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慾面前，不堪一擊。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慾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裏的官員，則會打着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慾，彷彿海瑞，成爲了文官集團的標籤，每個人仰望着他，但是，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有着尷尬和不安，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裏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一個個充當着紙筆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歷史是一條時間的大河，擁有大量史籍的中國人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歷史的啓迪，讀史以明志，我們如何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不走禮與法的脫節，體制與道德相脫離的老路，值得探究與考量。從微觀說，確立 “ 法 ” 的思想、樹立 “ 法治 ” 觀念，擺脫人情因素或許是公務員工作的基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制度理念貫穿於心中將帶我們遠行。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精選篇二

除了文學，我最喜歡的書就是歷史類的。對於歷史本身，我也是頗有興趣的，但可惜的是，純粹的古人筆觸我也是看不進去的，於是乎，現當代的歷史著作變成了我的最愛。煙索重樓，月迷津渡，從書中走出來的一個個人物身上都有股子道骨仙風的氣質。這些人大部分或是王侯將相，或是富貴顯達，也有臭名昭著。總之，能夠被記住的人身上，總有那麼基礎值得觀瞻的地方。茫茫人海，凡夫俗子，又有誰會被永久的銘記呢?記得張愛玲說過類似的話，一個人，無論是好名或者是惡名，總比不留名要強。讀歷史，就是讀那活靈活現的人物就是讀那錯綜複雜的時間。讀歷史，是對人類的一次反省，又是對人類自身的一次昇華。

讀歷史，不能錯過明朝史，因爲明朝史漢族掌握政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而讀明史，就不能錯過《萬曆十五年》，相對而言，我更喜歡這本書的英文名字《16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是《1687：無關緊要的一年》。確實，萬曆十五年間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但這些“細枝末節”恰恰是明朝衰落的關鍵。就歷史來講，有三個不可忽視的特點：一：學術性。黃仁宇本身就是一位大家，他的學術造詣是值得欽佩的。書中有着大量的歷史資料來佐證作者的觀點，且看附件中參照的文籍就可以懂得其中大意。在40年之前，有着一位雙鬢斑白的學者，帶着老花鏡，手拿放大鏡，在浩如煙海的古典文獻中收集所需要的資料。這份努力，本身就有股酸楚的味道。二：坦誠性：作家本身所擁有的大歷史觀註定了他對歷史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有着相當的瞭解。書中也說過：“用視而不見的態度抹去這些事實，就是不忠於歷史;對一個英雄人物隱惡揚善，也並不是真正的推崇”。在這樣的歷史態度的引導下，《萬曆十五年》也顯露出更爲深刻的坦誠。原本的講，對與錯本沒有什麼界限，是與非也只在一念之間。所以，真實並且客觀的對待歷史就顯得尤爲重要。哪個太監被打了，哪個大臣的父母過世了，哪位夫人升爲誥命了，哪位大臣又從江北調往江南了。也許每一天都發生的偶然就會一不小心撞上一種必然——轟，碩大的明王朝就此灰飛煙滅……三：個性化的表達。個性化不代表標新立異，黃老就屬於樸實的個性化表達。他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娓娓道來，艱澀複雜的歷史文獻就會豁然開朗，並且又增添了一種耐人尋味的厚重感，我們也更理解作者本身所蘊含的歷史感與書香氣。另外，本書適合各種各樣的人羣欣賞，因爲識字的人就能看得明白，但其中的奧祕又是不同層次的感受了。

讀史是一種很暢快的情感，從中受益的過程更顯得酣暢淋漓。而讀《萬曆十五年》，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明白了一個爲人處世的道理：要在拿得住的範圍有所突破。拿海瑞和戚繼光來對比：一文一武，在文人當道的明朝，似乎海瑞更應該吃得開，然而事實呢?“海瑞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務而犧牲自我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爲微薄”。海瑞用他對律法的絕對忠誠，對自己要求的絕對嚴苛，對清廉正義的絕對奉行，使自己成爲了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天下讀書人，對他只能是又敬又畏，也只有當他死後，纔會讓人大舒一口氣。與此不同，戚繼光處處受挾制，但卻終究成功的成爲一名抗倭名將，帶領他的戚家軍傲視羣雄。戚繼光作爲官員，有很多不好的習慣，例如腐敗。但是他成功了，原因何在?正是那份妥協。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不是憑藉一己之力就能夠有所變動的，在有把握的範圍內施展自己的才華，使矛盾暫時擱下，不予激化，避重就輕，相信會有更能接受的結果。

接下來就得談談張居正了，也讀了不少有關張居正的書了，光是感想就寫了許多篇。但是這一次，通過《萬曆十五年》，我更理解在一個矛盾的王朝，張居正的矛盾有多深刻。張居正的宏圖霸業自不必多言，但他身上先進與落後的地方，糾結又說不通的地方，又實在是吸引人。“張居正在理論上找不到更好的學說，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於合理與合法之間，經受來自兩方的壓力”。於是，不難理解，張居正的成就與改革是一個歷史特定的產物，他的性格，與萬曆皇帝的年幼成就了他得以施加相權的條件。因此，一旦他的前提滅亡或者是皇帝的年長，就會很容易改變他的改革。說白了，他的理想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座空中樓閣，是隨時可以坍塌的，是沒有經濟或政治的因素作爲強大後盾。所以，如煙花般壯烈的悲壯也就在所難免了。張居正自身又是“無數因果關係中的一個幻影”，因爲萬曆，有了張居正，有了張居正，有了延伸的大名五十年光景。

【結語】培根說：讀史使人明知。史書要細細慢慢的讀，啓迪智慧，借古看今，通古曉今，博古論今。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精選篇三

讀罷黃仁宇的《萬曆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曆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曆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祕;後三篇章選取了萬曆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曆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後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爲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同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 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

在分析、對比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爲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於史官對事件背後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爲了政治利益可以篡改歷史)，不同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同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爲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爲必定符合“贏利遠大於風險”這一定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並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並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爲“攝政”，那麼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爲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麼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係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並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爲“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麼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可以說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可以自保，馮保可以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同外，“徐階是強佔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後並非成爲“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爲“對食”的現象並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歷史。

二 “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面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於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這裏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而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面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爲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但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說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並非說他不懂爲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纔在死後遭挖墳鞭屍抄家(這和多爾袞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稱之爲合格的官僚;說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爲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爲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爲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臺。若兩人做對比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 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係。但是在明代，作爲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爲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後)。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後跌入低谷，但後來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鬥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爲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爲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爲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啓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於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後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況的產生，主要原因在於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張居正當政時，萬曆正處於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因此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角色。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並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曆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曆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於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盪。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可以正常運轉。但作爲一名“嚴父”來說，他的行爲太極端，在萬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說，他當政後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衝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於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後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纔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並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後期一個極爲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歎服，但後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嘆息!

作爲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曆的老師，申時行成爲首輔的時候，萬曆已經成爲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鑑，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於溫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己的老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己的老師(不與衆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後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採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爲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因此他們在權力博弈中並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麼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鬥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四 這本書帶給我們的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同階層不同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說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只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面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爲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捨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臺生鏽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着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爲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但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後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着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後，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鏽出現後，自然落後於一杆新制的槍炮。

五 總結

一本書，讓我們看透了歷史的博弈平衡，看到了明代的政治家與官僚的相同於不同，也看到了現代發展的啓示。所以，必須要感謝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爲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同時也要感謝當年明月，他引導我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角度。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精選篇四

從沒想過歷史可以這樣寫。習慣了編年體的我們認爲歷史只有那麼一種固定寫法，突然面對這樣以點帶面，用某一年事件點破朝代命運的寫法時，開始竟然會不習慣。粗線條描述歷史並不難，能從小事着手講述歷史並引申出高人一等的論點則屬難得。每次看到章節後面長長的參考書目時不禁讓我在歎服黃仁宇先生旁徵博引的偉大之時又對他嚴謹刻苦的鑽研精神多了幾分崇敬之情。

前幾個禮拜看《大國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講關於英國如何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勵志圖強，銳意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英國如何通過光榮革命，逐漸走向現代工業社會文明的歷程敘述。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萬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從海洋出兵準備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長的英國的前一年。我們的泱泱帝國，大明王朝卻在歷史的長河中，散發出腐爛的氣息。

1587年，沒有特別的大事，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一年，在作者看來卻隱含了很多後來諸多歷史事件的伏筆。

六個人，六個主要故事，多聲部手法，猶如歷史的長鏡頭，探討一個深刻而尖銳的問題：中國是如何從唐、宋強盛後，逐漸地失去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機會。是什麼樣的體制和力量在從中作祟?又是什麼樣的傳統慣性和現代科學的缺失，讓我們的帝國喪失掉革命的機遇?

作爲皇帝的萬曆;兩位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申守時;古怪的模範官員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和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他們是是歷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徵。

雖然貴爲皇帝，但當時的體制，皇帝也不過只是一個排位，萬曆從小即位，卻在母后、張首輔和宦官的包圍中成長。當他獨自執掌朝綱時，他既不能擺脫不了煩人的經筵，也改變不了國家的運行機制。當他明白，事實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時，他對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興趣。他把自己的在位變成了漫長的怠政年代。

張居正爲改變政府作風，增強效率，防止貪官污吏，不遺餘力。但他沒有明白，他想改變的是落後的生產力和現實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發達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後的前提下，只能通過抑制先進生產力，保護落後經濟的方式，來達到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綜觀中國歷史，這樣的歷史場景，不勝枚舉。在經歷了漫長的十年改革後，伴隨着張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終化爲烏有，隨之而來的是無盡的誹謗和復辟，中國社會的現代商業元素和經濟元素，最終覆滅在強大的文官體制中。

作爲後來者，申守時使文官體制達到了控制國家運行軌跡的高處。文官們，不關心經濟發展，不關心國家前途，只關心利益團體。整個國家表面的穩定，掩蓋了內部發展停止的事實，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過程。向衰敗的深淵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後，相似的歷史選擇，再次重演。歷史既是分時的，又是共時的，何其讓人感嘆!

在大多數關於好人和壞人的情景劇中，無論怎麼說，清官海瑞，還有愛國將領戚繼光都是百姓喜歡的人物。但如果拋開忠孝節義的道德評判，我們看到的不再是熱血沸騰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現實：

理想和期望的社會現實，跟真實的現實成反比：我們期望清官，就說明已經司空見慣;我們呼喚英雄，就說明這個時代真的缺失正義。

社會的道義，需要英雄來支持。但是，對於國家的強盛來說，則過於單薄，無濟於事。《萬曆十五年》是六個社會精英人物的命運和縮影：在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中掙扎、逃逸，飽受煎熬。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中，沒有人可以功德圓滿。

看《萬曆十五年》，讓你覺得原來歷史可以這樣看：歷史是有延續性的，你不能把某個時間指定爲封建社會，現在也是未來的歷史，歷史投射在我們的現實之中，根本無法剝離或迴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審判來讓大家閉嘴，不妨讓我們放眼420xx年前，抽絲剝繭，從各個細節還原歷史的真實，這纔是用歷史認識現實的價值。

《萬曆十五年》是黃宇仁先生“大歷史觀”的發軔之作。這本書引人入勝，發人深省，但可讀性極佳，隨處散發着神祕而溫和的氣息，恰如書中的主角-明代的官僚們。曾經看過這樣的一篇評論：《萬曆十五年》儘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後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傷感的小說。在那裏，長城是分段建造的，傳說每段城牆之間都有遙不可及的距離。垂死的皇帝派出的使者雖然快馬加鞭，卻永遠也趕不到宮殿最外層的大門口。卡夫卡那位無名的敘述者說道：“以同樣的絕望和同樣的希望，我們的人民尊崇着皇帝。可是，他們並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對王朝的名稱也不確定。”

歸納《萬曆十五年》，黃先生的中心意思是要表達：萬曆年只是明朝建國以來矛盾衝突的爆發點，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則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因爲這個癥結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劇。

讀書重在思考，從這本書裏我們應該看到黃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們讀史應該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後再來對史料進行整體把握、分析，最終得出結論。而不能隨意的對史料節選、閹割，更不能先入爲主來讀史。本書重點不在於告訴我們從晚明來看中國如何在世界潮流衝突下如何發生變化，而是大歷史的角度下啓發我們思考中國爲何而變化。他不受制於事件的前因後果，而追求最高層次的“哲學歷史”。

當然，這個結論有事後諸葛亮的意思。深處制度其中的人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悲劇角色，而只是後人在整理史料的時候作爲旁觀者能獲取一個大致的認識，當然有牽強附會的嫌疑。

不過，這也正是歷史的意義，它提供一種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可能不正確，但起碼能幫助我們更主動的思考，預見很多即將來臨的危機。

萬曆十五年讀書心得範文精選篇五

四百年，歷史中不算短的一段，雖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從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國古代、近現代和當代，如果我們按習慣把1840年作爲分界線的話。要是把這期間世界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記錄下來，估計光造紙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積就會遠遠超出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造成的損失。幸運的是，人類具有遺忘功能，很多無足輕重的小事不需要記載也無須記憶，否則我們都該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樣幸運的是發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記錄了下來，更幸運的是一位叫黃仁宇的華人把這些事件歸納分析並提出一種謂之“大歷史觀”的觀點，而後歷時7年成書《萬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輪迴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的中國，談不上風雨飄搖，也不能說是病入膏肓，這個外強中乾的大帝國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現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蟻穴。這一年，實在是平淡無奇。在這無關緊要的歲月裏，有灰心朝政的當朝皇帝;有變法失敗的前任首輔;有維持現狀的現任閣僚;有無人效仿的模範文官;有知音難覓的優秀將領;還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瀾不驚，龐大的中央帝國已經走過近兩千年，此時還遠未走到盡頭。在西方，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準備啓航，北上征討聯合王國。用不了多久，它就會以自己的消亡開啓大英帝國此後數百年的輝煌。中國也因此逐漸被強行推入所謂的現代，用黃仁宇的話來說，猶如讓一隻走獸，硬生生地變作飛禽。結局當然是落得不會飛也不會走，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後的1987年，年輕的共和國38歲，實施改革開放不久，正處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帶來極大的衝擊和震盪，這個古老的國度已是人心涌動，黨的領導人也剛剛在年初完成交接，這預示着政局也將隨之發生變化。歷經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斷摸索實踐，執政者在1987年發現了讓中國實現騰飛的“一體兩翼飛行器”，即黨的十三大提出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分三步走則是目標設定。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從、土地改革、姓資姓社大討論等一系列實踐中提煉得來的。也是這一年開始，東歐一些國家相繼出現社會動亂，隨後幾年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但這次多米諾骨牌效應在中國身上失效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非但沒有倒下，東方巨人的身姿還逾見挺拔，雖然這以後出現了89年的、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軌跡已不可更改。

二、從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衆所周知的。苛稅猛於虎，《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認爲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黃仁宇先生則認爲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敗，主張從制度層面解答“李約瑟之謎”。國家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同時政府極力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爲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壯志難酬鬱鬱而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爲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無不成爲犧牲品。

1920xx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權制度走到了它的終點，但中國卻進入了長達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古老的東方纔現出曙光。在戰火紛飛的暗夜中，馬克思主義飄洋過海來到中國並迅速傳播開來，經與中國的革命和實踐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歷史翻開了全新的一頁。幾經曲折，幾經摸索，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漸漸深入人心，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爲綱”成爲前進的指南，市場經濟體制則成爲了推動國家機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變革，使中國在近四百年後，從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啓示

忽視制度在社會變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會的發展都歸結爲制度變遷都未免有失偏頗。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因爲創造制度的歸根到底還是人的思想，從思想轉化到制度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制度的大廈要想建得牢固一點，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與實踐緊密結合，同時還必須有一定的哲學基礎作爲強有力的支撐。黃老先生認爲四百多年前中國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術落後，我贊同這種觀點，但同時認爲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思想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先天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導致我們對外部事務接納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強，由此構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國哲學體系，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穩定，以至於幾百年後製度的大廈才被推倒重建。

從1587年至今，歷史已飄過四百多年，社會發展進入快車道，中國經濟更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由此帶來的社會浮躁心態也被廣泛詬病。如何保持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快速崛起的中國沒有涌現出一批思想家、哲學家是值得我們警醒的，甚至於哲學這門學科也在走向沒落邊緣。在關注經濟發展、推進機制體制改革的同時，更要創造一些有利條件，讓我們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實現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雙翼齊飛、哲學發展與制度變革之間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