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農村社會的文章：晉西北農村的社會階層結構及其社會影響

本站：一種經濟模式一個新興行業，都會對原有的社會結構產生影響，下面我們一起看看這篇《晉西北農村的社會階層結構及其社會影響》。

社會階層結構

整個五寨縣內部並沒有多少煤礦，但由於處於三省交界處，這就給予五寨縣獨特的交通中建優勢。在五寨縣內建立了煤炭運輸東段，成爲了連接榆林地區爲中心的轉運經濟。整體而言，“有本事的人養車，沒本事的人種田”成爲了劃分社會階層的重要口號與表現。在此，將村莊乃至整個鄉鎮的村莊分層主要是按照經濟收入來進行分層。

第一個層次主要是村莊內部20%左右的人，年收入可以達到20萬以上，主要是加油站，飯店主，汽修店主以及運輸司機等人，這些人本身有着較爲良好的經濟基礎。“有本事的人”通過各種各樣的關係，開始取得了較爲難考的A1駕照，然後購置大車開始了煤炭的長期運輸;然後相應的與煤運經濟相關的服務行業興盛起來，或鄰近國道、省道首先開始開飯店，加油站或者汽修店等與拉煤車相關的行業;最後興盛起來的各項治超檢查，衛生檢查等帶動了相應的駕校，交警，保險等相關行業的興盛，成爲了各個村莊首先富裕起來的一批人。

第二個層次是技術工+種田，大約佔10%左右，年收入5萬以上。這裏的技術工主要是指持有一技之長的人員，比如一些有駕照的司機，匠人和生意人。這些人雖然有着較高的收入，但是並不放棄家裏的田地，不過田地主要是用來簡單種植一些糧食作物用來日常消費。養家掙錢的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工種。他們的工種是憑藉做技術含量的工種，包括一些木工，雕刻，或者拉運磚塊等工作。比如下文中的案例1的周大爺，他一家人組成村中的家庭建築隊，承擔了木工，磚工，瓦工，抹灰工等多種工種，一般5-6口人即可幹活。

第三個層次是規模養殖或者規模種植，大約佔20%左右，年收入在3-5萬元之間。規模養殖主要是養殖雞或者羊，養雞要達到1000只以上，而規模養牛則至少要達到50只;這裏具體的養殖要以自己種田的玉米作爲重要的飼料來源，這樣的考慮也是爲了兼顧種植和減少成本的投入。規模種植則需要達到100畝以上的田地，主要規模種植玉米等，按照之前的收入來看，除卻租金的支出，也可以達到3萬左右的收入。

第四個層次是打零工+種田，大約佔30%左右，年收入在2-3萬之間。由於當地基本上沒有工廠，進城務工的機會比較少，基本上從事相關餐飲等服務行業，工資收入並不高，也就是20xx元/月左右，其餘的都是都是農閒時候做建築小工，植樹造林等零工，賺取微薄的收入以補貼家用。比如，新寨村由於是鄉政府所在地，也能提供門衛、廚師等工作，算下來一年收入1萬元左右，相當於種植40畝地的收入。當然，這些人主要是家裏的老人或者婦女，不是家裏的青壯年男性。

第五個層次是純粹打零工或者純粹種田，大約佔20%左右，年收入在1萬左右。這些人是村中的中下層人羣，家裏缺少了相應的勞動力，田地也不多的人羣，很難獲得相應的收入來源。他們對於工作更多是一種無法適從，種田也是較爲粗放型。由於家庭勞動力的缺失，或者也患有大病，或者殘疾等，他們只能簡單從事部分工作，而無法獲得較高的收入。他們主要是以光棍，老年人或者殘疾人爲主，在村莊中的社會參與度並不高。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煤運經濟極大地影響了社會階層的分化，並抑制了村莊內部分化的其他可能性。以上層人羣爲例，煤運經濟促使了村莊內部第一批人從事煤炭相關的行業，並且能夠吸納更多的勞動力進入這個行業，這就導致村莊向外發展的可能性受到了一定的束縛。村莊內部的交通不太發達的情況之下，煤運經濟成爲了村莊人羣從事農業以外的重要行業。再加上，當地的勞動密集型的工廠並不多，無法吸納足夠的勞動力人羣。

社會影響

煤運經濟成爲了村莊中上層進城的重要手段，但是中上層依賴煤運經濟的同時也承受着巨大的風險性。這主要是因爲煤運經濟的門檻較高，(1)考取A1駕照整個縣城也才1000多人，(2)購置大車需要40多萬的資金，(3)對於司機的心理素質要求較高，比如，當地很多人會因爲開車需要提神而吸毒，因爲對於司機的素質要求較高，當地開車的人羣主要是20到45歲的青壯年男性爲主;(4)煤運經濟受到全國市場的影響較大，同時拉煤的時間有限。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成爲了煤運經濟具有較高風險性的原因。

首先，煤運經濟的高風險性影響到農村土地經營與土地流轉樣態。由於具有較高的風險性，即使已經成功進城的中上層都會選擇繼續保有自己農村的土地，只是將自己的田地讓給自己的親友耕種，而不會完全放棄田地。這是中上層“離土離鄉不離田”的一個重要表現。

其次，煤運經濟的高風險性也會促使中上層更加依賴建構性關係，而非是血緣關係。這個集中表現在買車合夥人上，因爲養車的費用極高，當地一般是選擇2個人合夥一起養車，這種合夥主要是朋友之間的合夥居多。按照以爲養車人的原話“朋友之間養車比較方便，如果有矛盾可以不做朋友，而親人之間則(如果有矛盾)則不可能不做親人”。就與朋友一起合夥養車，比如，某村的合夥人是一個經由本地姑姑介紹而入村的“外村人”，十幾年下來依然很難融入本村，而周純香一家與之因爲丈夫之間一起養大車，而且雙方的脾氣，性格比較投合，因而成爲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養車人之間也有一些熟悉的圈子，面對利益往來比較集中，則需要面對的是建構性的關係爲主。

最後，煤運經濟導致這些青壯年男性主要時間在外開車，長期處於村莊參與不足的狀態，類似於某種“失語”情形;而他們的妻子則由於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對於鄉鎮有着較好的接納能力，在鄉村中是積極參與的姿態，比如會藉助廣場舞等方式建立起較強的人際關係網，並且藉此會參與到村莊的政治生活中去。

本文以中上層爲例，大致分析了煤運經濟雖然促使了這些人成功進城，但也對他們和整個村莊產生了較大地影響，表現在土地流轉樣態，社會關係的型塑和村莊政治生活的參與等方面。當然，整個社會分層受到煤運經濟的重要影響並不僅限於這些方面，比如第四個層次的人羣進城主要從事的是餐飲業等服務性行業，仍然需要父母在農村種地的務農收入來補貼。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是有些畸形的，對於整體老百姓的生產生活並沒有多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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