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儒林外史》介紹
吳敬梓生活在清政權已趨穩固的時代，隨着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統制的毒害也愈來愈深。文士們醉心舉業，八股文之外，百不經意。吳敬梓十分憎惡當時土子的熱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風氣，把希望寄於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懷着這種心情，他寫出了這部卓絕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爲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吳敬梓的生平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一字文木，安徽全椒縣人，他出身的那個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際有過五十年光景的“家門鼎盛”時期(注：見《文木山房集·移家賦》。)。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年間的探花。“一時名公巨卿多出其門”(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輩也多顯達。但到了他父親吳霖起，家道開始衰微。吳霖起是康熙年間拔貢，做過江蘇贛榆縣教諭。爲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對吳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響。吳敬梓年幼聰穎，才識過人，少時曾隨父宦遊大江南北。二十三歲時，父親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揮霍無度，被族人看作敗家子。三十三歲遷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難，但仍愛好賓客交遊，“四方文酒之士，推爲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這種“失計辭鄉土，論文樂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從程廷祚、樊聖謨等朋友中，接觸到清初進步的哲學思想(注：程廷祚是清代進步的思想家，顏李學派的首領之一李塨的傳人。)。吳敬梓早年也熟中科舉，曾考取秀才，但後來由於科舉的不得意，同時在和那批官僚、紳士、名流、清客的長期周旋中，也逐漸看透了他們卑污的靈魂，特別是由富到貧的生活變化，使他飽嘗了世態炎涼，對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從而厭棄功名富貴，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門未曳裾”(《春興》)自慰，並提出“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的疑問(王又曾《書吳徵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注，見《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薦舉他應博學鴻詞考試，他以病辭，從此也不再應科舉考試。
此後，吳敬梓的生計更爲艱難，靠賣書和朋友的接濟過活。在冬夜無火禦寒時，往往邀朋友繞城堞數十里而歸，謂之“暖足”。在經歷了這段艱苦生活之後，他一面更加鄙視那形形色色名場中的人物，一面嚮往儒家的禮治，在他四十歲時，爲了倡捐修復泰伯祠，甚至賣掉最後一點財產——全椒老屋。吳敬梓懷着憤世嫉俗心情創作的《儒林外史》大約完成於五十歲以前(注：程晉芳《懷人詩》(作於1748-1750年)中說：“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爲斯人悲，竟以稗說傳!”據此可知書大概成於1750年前。)
吳敬梓晚年愛好治經，著有《詩說》七卷(已佚)。五十一歲時，乾隆南巡，別人夾道拜迎，他卻“企腳高臥向栩牀”，表示了一種鄙薄的態度。五十四歲時，在揚州結束了他窮愁潦倒的一生。作品還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儒林外史的思想內容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現存最早的臥閒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後人僞作(見金和《儒林外史跋》)。書中人物，大都有當時真人真事做影子，爲避免清代統治階級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說成明代。閒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
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
這段話說明了小說的主題。作品正是以反對科舉和功名富貴爲中心並旁及當時官僚制度、人倫關係以至整個社會風尚的。
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爲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爲生，不與權貴相與。作者通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在作者看來，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免於“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這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作品一開始就通過周進、范進中舉前後的悲喜劇，揭示了科舉制度是怎樣腐蝕着文士的心靈，以及士子們熱中科舉的原因。六十多歲的周進，因未曾進學，不得不卑躬屈節，忍受着新進學的梅三相公的嘲笑;還替前科新中的王舉人掃了一早晨“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後來連教館之職也失去了，只得給商人記帳。當他一見貢院號板，就禁不住萬感俱發，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而當商人們答應替他捐個監生時，他竟爬到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范進也是個連考二十餘次不取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裏沒有早飯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雞到集上去賣。聽到中舉的消息後，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了瘋。直到捱了丈人胡屠戶的耳光之後才清醒過來。從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許多人來奉承他，不到兩三個月，田產房屋，奴僕丫鬟都有了。由此可見，士子們的熱中科舉，不過是爲了爬上統治階級地位，升官發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臧蓼齋說他爲什麼要拚命花錢補個稟生時道：“稟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灑籤、打人”。也清楚表明了這一點。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作品中的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舉業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另一個人物魯編修認爲：“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在他的影響下，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臺畔，刺繡牀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怨他誤了自己終身。匡超人出身貧困，原也還純潔樸實，用自己的勞動養活父母。自從聽了馬二先生的“勸導”後，逐漸熱中舉業，後來得到李知縣的賞識，追求功名富貴之心更熱切了。爲了府考，竟丟下重病的父親。當他考取秀才後，就在杭州與那批鬥方名士鬼混，選文章、騙飯吃。還跟潘三一起，假刻圖章，短截公文，設計代考。。以後又到京城攀高結貴，拋棄原妻，並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爲佳話，這又何妨!”就這樣，作者通過一連串人物活動，揭示了八股文、科舉制度怎樣使一些樸實的年輕人，逐漸墮落爲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賴!
作品還寫了一羣考取科名的讀書人，他們出仕則爲貪官污吏，居鄉則爲土豪劣紳，從而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政治的窳敗。王惠當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問：“地方人情，可有什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什麼通融?”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衙門裏就滿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高要的湯知縣爲了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賄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師父，引起回民鳴鑼罷市。彭澤縣大姑塘附近兩隻鹽船被搶，告到縣裏，反而捱了知縣的二十大板。這些官吏就憑藉科舉得意，升官發財，作威作福;而貪狠、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性。即使不作官，他們也能以貢生、舉人的特權，通過同年或師生關係，勾結官府，魚肉人民。退仕的張靜齋就是本鄉的惡棍。嚴貢生橫行鄉里，他強圈別人的豬，沒有借給別人錢卻向人要利息，訛詐船家，霸佔二房產業，是個典型的劣紳。
在諷刺舉業中人物的同時，作品還用了大量篇幅刻劃那些“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的人物。他們大都是科名蹭蹬的讀書人，以風流名士自居，過着無卿的寄生生活。婁三、婁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滿腹牢騷，回到家鄉，自命爲少年名士，把那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俠客尊爲上賓，結果落了一場沒趣。無數斗方名士靠胡謅幾句詩，沽名釣譽。連醫生趙雪齋，開頭巾店的景蘭江，鹽務巡商支劍峯也假託名士，趨炎附勢。作品通過他們的所謂詩酒風流的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徑，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文士們的生活真實，指責了科舉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後果。
除了儒林羣醜外，小說還揭示了一些承平表象下的黑暗現實。官府衙門從上到下令污成風。“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有了錢就是官”，萬青山由假中書變成了真中書。像潘三這類的差役，也處處爲非作歹，把持官府，包攬訴訟。而真正做些好事，較爲清廉的官吏，卻往往沒有好結果。肖雲仙罰款，湯鎮臺被貶。至於廣大淳樸善良的人民生活更是痛苦。小說中出現了投水自殺的農民，無法安葬母親的楊裁縫，賣了兒子的倪老爹山中剪徑的木耐人婦，作者都以深切的同情，描繪了他們活不下去的慘境。
《儒林外史》不僅有揭露、諷刺，而且有寄託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杜少卿是個貴公子，在他身上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格。他慷慨好施，有人向他求助，他就捧出大量的銀子來幫助他，錢花完了，就變賣產業。他輕視功名富貴的科舉制度，在辭卻徵聘以後，“鄉試也就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罵那些學裏的秀才作奴才，罵那熱中功名的臧蓼齋作匪類。他反對多妻。崇敬具有反抗性格的沈瓊枝，稱讚她說：“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士芥，這就可做的極了。”他說：“《溱洧》之詩，也只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並不顧他人的訕笑，與妻子攜手同遊清涼山，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個性解放的要求。作品中的沈瓊枝，敢於反抗封建社會的壓迫，以刺繡賣文爲生，自食其力，是個新的女性形象。
此外如講究文行出處而輕視舉業的虞育德、莊紹光和遲衡山等也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他們企圖以祭泰伯祠的迂闊舉動，來挽回世道人心，實際表現了吳敬梓思想中的落後一面。
作品中置身功名富貴圈外的小商人和手工勞動者也是儒林羣醜的明顯對照。牛老爹、卜老爹和鮑文卿等都是忠厚誠篤的下層人物。作者借向鼎的口贊鮑文卿說：“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多君子之行”。鮑文卿愛惜人才，憑自己本領吃飯，認爲“須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纔做得肉”，而拒絕納賄，鮮明地反襯出那些讀書人的喪盡廉恥。小說結尾，儒林寂寞，市井中出現奇人。貧苦的季遐年，字寫得最好，卻不貪錢，不慕勢。賣火紙筒的王太以下棋爲快事。開茶館的蓋寬，無事就在櫃檯裏看書、畫畫。裁縫荊元則敢於把他的“賤行”提到和讀書、識字平等的地位。在理想的真儒、名士消磨盡了後，面對這些自食其力，不圖富貴、不伺候人顏色，自由自在的人物，作者流露出無限傾慕的心情。
儒林外史的藝術成就
我國諷刺文學來源悠久，先秦諸子寓言中，已有諷刺作品。從小說來說，在《西遊記》裏顯露了幽默的諷刺鋒芒，後來的《西遊補》、《鍾馗斬鬼傳》等也是諷刺意味較多的長篇小說，但後者詞意淺露，藝術上比較粗疏。明代擬話本和清初《聊齋志異》中都有諷刺科舉的短篇小說，特別是《聊齋志異》中有不少成功的諷刺作品。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上，吳敬梓以敏銳的觀察力、豐富的生活體驗和鮮明的愛憎，寫出了《儒林外史》，“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諷刺”。《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正是體現了這個精神。小說中許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馬純上取材於馮粹中，遲衡山取材於樊南促，莊徵君取材於程綿莊等。許多人情世態也都是當時社會上司空見慣的。作者抓住了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觀的說明，使讀者從客觀事物本身得到啓發。正如魯迅在《什麼是“諷刺”》中所說的，“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爲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但這麼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衆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例如小說十七回寫“斗方名士”的一段對話：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個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箇中了進士，卻是孤身一人;一個卻是子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個人，還是那一個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個?”……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個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個進士。……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支劍峯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着一個進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臨監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摜在地下，恨道：‘爲這個小畜生，累我戴個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己的。”……景蘭江道：“衆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是爲名。”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着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着哩!”
這裏作者寫的是當時儒林中很普遍的事情，顯然只是如實地反映出來，卻把那時文士們內心的空虛，生活的無聊揭露得非常深刻。又如馬二先生遊西湖時，西湖的秀麗景色沒有引起他的興趣，而酒店裏掛着的透味的羊肉，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蔘、糟鴨、鮮魚等卻使他羨慕得喉嚨裏咽唾沫。仁宗皇帝的御書又使他馬上磕頭一拜。他見了遊西湖的女客就低頭不敢仰視。在書店裏看到自己的八股選本就打聽它的銷路。在這些看來似乎漫不經心的描寫裏，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虛，已相當生動地表現出來了。
當然藝術的真實並不排斥誇張，在真實基礎上的誇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周進撞號板;范進中舉發瘋;範母一喜而死;嚴監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髮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合理的誇張，而取得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
由於作者態度的嚴肅和愛憎的分明，他還能針對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諷刺。他對王惠、湯知縣、嚴氏兄弟這批貪官劣紳，是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撻;他對具有誠篤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難，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舉的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諷刺。王玉輝是受封建禮教毒害很深的人，爲了“青史留名”，他鼓勵女兒殉節，在女兒死後，還“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兒入烈女祠公祭的時候，他卻“轉爲心傷，辭了不肯來”。後來在蘇州見到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卻又想起了他的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作者通過他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面掌握了人物複雜的性格，同時又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作者的諷刺有時還隨着人物的社會地位和思想品質的變化而分別採取不同的態度。如范進未中舉以前，境遇相當可憐，作者雖對他有一定諷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後來他中了舉，做了官，變得很惡劣，作者的態度也隨這改變，就對他採取了辛辣的嘲風。總之，吳敬梓的諷刺藝術不僅分寸掌握恰當，而且能將矛頭直接指向罪惡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人身攻擊。它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
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這是《儒林外史》經常運用的諷刺手法。小說第四回寫“遵制丁憂”的范進去湯知縣處打秋風時的情況：
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就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碗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纔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纔放心……。
這裏通過范進行動的前後矛盾，把他居喪“盡禮”的虛僞性揭露無餘。又如嚴貢生正在吹噓自己“爲了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來不曉得占人寸絲米粟的便宜”時，小廝就來說：“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再如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罵得狗血噴頭;中舉後就說他是“天上的星宿”，開口“賢婿”、閉口“老爺”，就活畫出這個市儈小人的醜惡嘴臉。
明清明代其他長篇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對黑暗現實的揭露雖然也很深刻，但體現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卻寫得更光輝、更動人。《儒林外史》寫得最多、也最吸引人的無疑是儒林中的各種醜惡現象，表現作者理想部分和塑造的正面人物在小說中畢竟是次要的，而且不是那麼動人。從這些地方看，《儒林外史》可以說是我國小說史上比較典型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
《儒林外史》語言的特點是準確、洗煉而富於形象性。作者經常能三言兩語，使人物“窮形盡相”。如第二回中寫夏總甲“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鬍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手裏拿着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裏一個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現在我們面前。有時由於一個字用得很恰當，使人物“情僞畢露”。如嚴監生妾趙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間侍奉湯藥，極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時，甚至祈求菩薩寧願替她死。但當王氏死前到趙氏說了“何不向你老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了填房”之後，作者緊接着就寫“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這一個“忙”字，就把趙氏的虛僞面目暴露無遺。吳敬梓學習運用人民羣衆的口語相當成功，對話中有時引用諺語、歇後語，也能恰切自然。
小說的藝術水平是不平衡的，特別是三十八回以後遠不如前面描寫得深刻有力。郭孝子尋親、青楓城大戰、野羊塘大戰等片段，不但思想內容差，藝術上也是敗筆。
《儒林外史》的結構“雖雲長篇，頗同短制”。沒有連貫全書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有時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與其來俱起，事與其去俱迄”。這種獨特形式雖然是受到了《水滸傳》等書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出於作者的藝術構思。全書以反對科舉制度爲主幹，通過這一點，運用自如地安排各類人物和故事，從而達到較廣泛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目的。因此，儘管這種結構形式不免有些鬆懈，但對它所反映的特定內容來說是和諧的。
《儒林外史》所達到的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使它在當時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惺園退士序說：“慎勿談《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可見作品反映現實的巨大批判力量。在小說史的發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國古典諷刺小說的基礎，爲以後諷刺小說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晚清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等顯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諷刺藝術的影響，並在結構上也有所模仿。我國新文學的偉大作家魯迅，極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戰鬥的文學傳統特別在諷刺手法的運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