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抗日戰爭輝煌戰績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 ,哪些抗戰故事時刻警醒着我們。下面是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的八路軍抗日戰爭輝煌戰績，供大家分享。

新四軍進入蘇南時部隊不足4000人，在極其艱難複雜的鬥爭環境，迅速發展壯大。創建的以茅山爲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以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和輝煌的鬥爭業績，在抗戰中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

1.發揮了戰略上支持、配合華中和全國抗戰的作用

抗戰時期滬寧杭長江三角洲地區是國民黨政府長期經營的“首善”地區，也是日僞統治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新四軍在敵人心臟地區建立根據地，無疑如一把利劍插入敵人心臟，嚴重威脅日僞的殖民統治，從而在戰略上有力地支持、配合了華中和全國的抗戰。

2.發揮了開闢和建設新根據地的前進陣地和後方基地的作用

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後，繼續向東作戰，開闢東路;繼而渡江北上，黃橋決戰，一役定乾坤，開闢蘇中抗日根據地;南渡支援浙東，創建浙東根據地;轉戰浙皖，開闢浙西新區。作爲江北新四軍的戰略後方，蘇南根據地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不斷地支援北上主力部隊。

3.發揮了阻止江南日僞頑增援夾擊蘇北的屏障作用

新四軍主力北移後，留下的部隊牢牢地守住蘇南抗日根據地這塊陣地，始終發揮其戰略支點的作用，有效地阻止了日僞頑從江南抽兵夾擊江北新四軍的行動。

4.充分發揮了新四軍東進、北上、南下戰略通道和樞紐作用

茅山抗日根據地是聯繫浙東、皖南、淮南諸根據地的紐帶，在新四軍主力轉戰進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僅反映在新四軍歷次向北發展的大動作上，而且也突出表現在皖南事變前夕三次圓滿完成接應東南局和軍部機關撤出人員，以及皖南事變發生後突圍出來的新四軍將士經由蘇南轉往蘇北的任務上。之後，根據地黨政組織和廣大軍民爲了確保紅色交通走廊的安全、暢通，全力以赴，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5.發揮了團結教育人民、鼓舞抗戰鬥志的巨大作用，在江南大地樹起了一面抗日救國大旗

抗戰初期，蘇南大地遭到日本侵略軍鐵蹄的蹂躪，“國破”“家亡”“悲觀”“失望”等消極情緒瀰漫在蘇南上空。新四軍第一、二支隊一到蘇南，以韋崗首戰告捷爲起點，靠勝利的戰鬥、模範的羣衆紀律和創造性的統一戰線工作，迅速振奮了廣大人民的抗戰情緒。抗戰八年，以茅山爲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猶如在江南大地高高樹起了一面抗日救國大旗。

6.發揮了培養人才、播撒種子的革命大熔爐、大學校作用

蘇南抗日根據地在各時期吸收和培養了大批從事黨政軍羣工作的幹部和各種抗戰人才，建立和發展壯大各級人民武裝近20萬人，爲確保堅持蘇南和最終奪取抗戰勝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通過總結經驗，爲地下鬥爭提出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當時國共兩黨雖然在對日作戰中形成戰略上的合作關係，國民黨當局仍不承認中共組織在國統區有合法活動地位(只有個別談判代表除外)，並把“防敵(指日本)防奸(指共產黨)”作爲祕密鬥爭的基本指導原則。此間，國民黨的軍統、中統在對日本進行祕密戰的同時，將中共地下組織當作第二位的打擊目標。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會部，並對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進行了專門培養，教育他們掌握對敵鬥爭的政策原則和祕密工作紀律，並進行了祕密技術的訓練，使黨在隱蔽戰線的鬥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來根據國統區工作特點，總結髮展了十年內戰時他提出的黨員職業化原則，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成爲黨在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針，也成爲在日本佔領的淪陷區的祕密工作指針。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等日佔區的祕密工作，主要通過發動羣衆建立地下組織，幫助新四軍的軍事鬥爭。以周恩來爲書記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領導西南工作委員會負責川、雲、貴、湘、鄂的黨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負責粵、桂、贛、閩、浙的地下工作)卻因建立祕密的武裝據點暴露了組織，在國民黨特務搜捕下大部損失。後來周恩來總結其教訓時說，“根本原因是祕密組織與武裝鬥爭同時並用，致工作路線發生許多錯誤。”“在大後方的黨，只能全力執行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候時機的路線，不能同時採取武裝鬥爭的路線。”地下黨組織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爭，這成爲當時中央確定的一條原則。

如今一些影視劇爲了提高收視率，描寫地下工作的鏡頭頻頻出現“槍戰”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現爲武林高手，這完全違反了隱蔽鬥爭的原則。當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軍警的掩護身份，都不能擁有手槍一類武器，否則路上遇敵檢查便會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響很大的特科“紅隊”，總共也只有四支手槍，成員平時外出也不許攜帶，只有在執行除奸的特殊任務時才能使用。

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戰線鬥爭有別於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羣衆工作、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的有機結合。這一特點的形成，與周恩來在抗戰時期對統戰工作的倡導、推動息息相關。周恩來多次指出：情報工作要通過交朋友，通過往來談話做工作;要建立據點，建立關係，深入社會;要見縫插針，做串門的生意;擴大了團結的基礎，即擴大了工作開展的可能。抗戰期間中共隱蔽戰線鬥爭的最大成就，便是爭取了社會各階層同情共產黨的事業，這爲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共的“紅色臥底”不可謂不多，但解放後、去世後仍“深度潛伏”30餘年者，恐怕就僅此一人了。

翻開歷史巨冊，拂去歲月風塵，60多年前爲保護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而策動“和平解放”的風雲人物，基本都退出了歷史舞臺。值得慶幸的是，一位曾爲此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功臣，在經過40多年默默無聞，差點被歷史湮滅的時候，終於撩開了神祕的面紗，露出了他的真實版“潛伏”經歷——他就是傅作義將軍身邊的重要助手和親信幕僚，被原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譽爲“隱蔽典範”和“白皮紅心”的閻又文。

閻又文可稱得上迄今中共潛伏最久的高人。中共執政後的相當長時間裏，包括其家人在內，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是紅色特工，以爲他不過是追隨傅作義的起義者而已。他一生深藏不露，不僅生前少有人知道真相，且逝世後仍深度“潛伏”30多年。要不是王玉和羅青長揭開謎底，閻又文就成爲名副其實的“無名英雄”了。

1962年9月25日，時任農業部糧油生產局局長的閻又文英年早逝，時年48歲。臨終前他對妻子留下一句話：“有事找組織。”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碑文頗令人費解——既爲中共黨員，又立了碑，理應寫明他參加革命的時間和入黨時間，但碑文中絕口不提。新中國成立後閻的歷任職務清清楚楚，但新中國成立前的部分卻語焉不詳，一筆帶過：“過去曾爲革命做過許多工作”。

閻又文去世時，閻家6個孩子，最大的24歲，最小的女兒才8歲。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父親“不清楚的歷史及身份”帶來了厄運。他們在人生緊要關口(參軍、入黨、提幹等問題上)幾經坎坷，受盡牽累，付出了幾乎終生的代價。

爲了弄清真相，閻家子女曾到統戰部查詢，因爲他們知道，國民黨起義軍官的檔案應該都在這裏。可是，統戰部的名冊中居然查不到閻又文的名字。他們還找過水利部、農業部、中組部甚至信訪部門，都沒有答案。閻家子女判斷：“我父親的身份上無天，下無尾，中間是斷層，知道的人一定非常少。”

直到1993年，閻家的苦苦求索纔出現了拐點。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劉光人曾是閻又文二女兒閻綏蘭的領導。這位北平和平解放前的老地下黨得知他們家的情況後曾意識到什麼，但也無從求證。劉光人對閻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時，公開的身份是《平明日報》記者，而閻又文作爲傅作義的祕書，曾兼任華北“剿總”新聞處處長，兩人多有接觸，但雙方都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

1993年，在公安系統一個春節聯誼會上，劉光人遇到了曾經的同事、同樣是地下工作者的外交學院副院長王玉，聊天中談及閻又文和他的後人。沒想到王玉的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劉光人回憶，王玉先是長嘆一聲，然後對他說：“已經40多年了，閻又文應該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幫我找到閻又文的子女。”王玉揭開的謎底證實了劉光人的猜測：閻又文是中共隱蔽戰線的地下黨員、統戰工作的祕密使者。而王玉，就是當年中央派出與閻又文絕密單線聯繫的聯繫人。

在王玉的帶領下，閻家子女見到了原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羅對閻又文的子女說：“什麼是精幹，就是閻又文這樣的戰士，那麼多年‘白皮紅心’，他是隱蔽戰線的典範。”1993年，農業部分別向閻家六子女的工作單位發去公函，稱“閻又文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傅作義部從事黨的祕密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他利用擔任祕書的有利條件，爲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關鍵時刻起到了重大作用，爲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貢獻”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上海各界於7月14日即籌備成立了由王曉籟任主席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其下設有三個工作對象各不相同的團體：以慰勞前線作戰將士爲目的的“慰勞委員會”、以救護受傷兵民爲目的的“救護委員會”和以救濟難民爲目的的“救濟委員會”。“上海市救濟委員會”由上海市社會局局長潘公展兼任。潘公展以社會局的名義，聯合上海市地方協會、上海市商會、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中國紅十字會、世界紅卍字會、上海華洋義賑會、中國華洋義賑會救災總會、中華公教進行會、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上海市醫藥團體、各旅滬同鄉會團體等共同組織成立了“上海市救濟委員會”(見1937年7月、8月《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等報道)。

“上海市救濟委員會”中的“世界紅卍字會、上海華洋義賑會、中國華洋義賑會救災總會”有外國宗教界人士和慈善組織參與其間。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隨着戰區逐漸擴大到崑山、嘉定、太倉等縣，大批難民擁入上海與法租界毗鄰的南市區。租界中人滿爲患，於是就有人發起建立南市難民區。最初的發起人是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饒家駒(執委會主席顏惠慶，時任上海國際救濟會名譽主席、國際問題研究會理事長、紅十字醫院院長)。饒家駒是法國天主教神甫、震旦大學教授、華洋義賑會會長、國際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救濟會救濟組(又稱救濟部)主任，兼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副主席、難民委員會主席，是年58歲。他1920xx年到中國，致力於中國的慈善救濟事業，曾參與蘇、皖、豫、冀、黔、鄂、浙等省救災事務。“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他冒險出入戰區，救護傷兵、難民，在閘北右臂被彈傷鋸去。“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他發起組織上海國際救濟會，創辦了不少難民收容所，並自任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主任。饒家駒熱心中國慈善救濟事業，離法來華時，曾發誓“要以中國做我的家，盡力爲中國工作，並且死後即埋葬在中國國土上”。被稱爲“中國難民之友”“人道的戰士”。(見1937年9月28日《立報》及同年11月18日《救亡日報》)

1937年10月10日，潘公展在《救濟工作概論》的報告中列舉了從1937年8月12日至9月26日的一個半月時間裏，上海市救濟委員會和各救濟團體共收容難民295131人，遣送難民245257人。救濟委員會所設的難民收容所最多時達126所(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潘公展利用主管教育的工作關係，通飭各公私立學校暫緩開學，移充收容場所。徐匯中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爲難民收容所的。

從這批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上海難民救濟工作進行的有條不紊。一大批不拿津貼的義務人員參與了這項工作。《上海市抗敵後援會組織規則》第十一條規定：“本會職員概不支給薪津。”曾有人在救助難民的工作中獻出生命，《救濟委員會設立兩週來工作報告》中說：1937年8月14日“下午四時，大世界方面擲彈爆發，因而無辜死傷者千餘人，即本會服務人員，由社會局派來之範熙、郭石君，範君慘遭非命，郭君受傷甚重。此種固以被難雖甚慘酷，然亦本會人員爲國服務之不辭犧牲也”。

難民的給養來源，大致來自三方面。一是各機關、團體與民衆出於愛國熱忱，自願捐助。二是中國政府撥款津貼，如上海國際紅十字會一成立，中國財政部撥款一百萬元充作基金。以後續有撥款，如1938年5月9日撥款五萬元給法租界公董局爲救濟費用，其中三萬元分配給上海國際紅十字會。1938年11月間，孔祥熙撥款五萬元給饒家駒，並說明其中四萬元爲南市難民區監察委員會專用。三是來自國際方面。法租界爲救濟難民專門發行法商救濟難民慈善獎券，由救濟金支配委員會每期以十分之九撥南市難民區，充該區救濟費用。1938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函請美國紅十字會向美國人民募捐一百萬美元以救濟中國戰區難民。難民區難民生活十分艱苦，每日每人不過食米六兩，但尚無中斷之虞。

難民飽受驚嚇，身心疲憊，缺衣少食，最容易感染、傳播疾病。爲防止傳染病的傳播，難民區內的衛生工作由紅卍字會主持辦理，成立問診處12所，爲難民免費就診，給兒童接種疫苗。城隍廟內設有臨時醫院，一些外國教會醫院也參加了爲難民診治的工作。掩埋屍體則由普善山莊負責。潘公展在《救濟工作概論》中說：“這一次因爲戰爭的激烈，前方的死亡，不僅士兵，即其平民也不計其數。我們一方面在救生，一方面也須顧到死者，至少把這些犧牲的人們掩埋起來，免得腐爛妨礙衛生。”“是間有一次，我們掩埋隊的車輛受到敵機的轟炸，傷亡人員有二十餘。”

在難民收容所中，組織者也十分重視難民的精神生活，組織他們學習文化、舉行集會、開展文體活動、進行生產自救，振奮難民的抗日激情。

我們絕不是說難民的生活很優裕，許多難民在遣散和逃難的路上死於日寇炮火，家毀人亡，妻離子散。但是在民族危難面前，上海曾有過難民救濟這一組織，給許多難民以庇護，給難民們以安慰和幫助，這是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這本相冊顯然經歷過“文革”的衝擊。相簿的封面上有清查登記，扉頁上標有登記的時間爲“1951年6月14日”，以及用鋼筆書寫的“陸文治”的簽名。旁邊，有人用十分蹩腳的字體寫着“xx分子”等字樣，“陸文治”三個字上還被打上了叉。不知圖1中這位戴着圓頂帽的中年人是否就是陸文治。看來，這本相冊是由陸文治收藏，並於1951年上繳的。